虽然粮食主产区的农田生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营资源，但农产品如果简单地作为原料直接销售，农民无法实现持续增收，地方政府的财政也难以顺利解困。必须有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的中小企业群体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才能保障农产品真正转换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客观上，龙头企业对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远远大于广大农户，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可替代。然而，现实中龙头企业与个体农户之间的利益之争，却在双方不断的摩擦和猜忌中，愈陷愈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于龙头加工企业和个体生产农户之间的农业经营服务公司，其沟通、桥梁作用逐步显露，并成为项城模式的重点。

　　编者按：

　　河南省项城市采取“农户＋农业经营服务公司＋龙头企业”的模式，实现了“增产、增质、增值”。先期做法已显现收入倍增的初步实效，深受农民欢迎。项城老城乡试验区也成为当地群众的观摩基地，收获季节每天都有近千人现场考察，其小麦、红薯、芝麻等农产品被周边农户作为种子订购一空。这一经营模式，找到了农田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经营专业化、规模化的结合点，把因农户分散造成的不利因素和较低的经营能力集中起来，由服务企业集中力量办农业的大事。除此之外，在项城当地以龙头企业为首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也因此受益，从而实现了“以农助工，以工哺农”的良性循环。就像当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登上历史舞台一样，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是否会成为现阶段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动力引擎﹖

　　河南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调查（1）■本报记者张玉雷

　　在经济界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豫东，豫东小麦看项城。”

　　初秋时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赶赴河南豫东粮食（小麦）主产区项城实地调查。在这里，一种“农户＋农业经营服务公司＋龙头企业”的产业化新模式，实现了粮食产量增加、粮食质量上升、农民收入增加的多赢局面，受到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有关专家的高度肯定。

　　“吃螃蟹”

　　围在农村的，想冲出来进城工作；围在城里的，想跑出来下乡创业。

　　从城里到乡下，做了半年农民的王清坡现在已经习惯有记者来访。在他看来，他那家躲在陶湾狭窄村巷中的农业企业，或许能够同时承载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梦想。而他的合伙人赵俊昂在喝完半斤酒后，则大着胆子说：“我们是项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王、赵两人说的企业，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新花样，虽然挂着清水泉农机和汾河湾农业两块牌子，但落脚都是一个俗称——合作社。在当地，合作社一点儿也不稀罕。来自河南省项城市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市已成立各类农业合作社138个，社员1．9万户，社员股金达1．2亿元。

　　那么，区区一个汾河湾农业合作社，到底凭什么让权威专家们认为是闯出了一条极具推广价值的农业产业化新路呢？

　　在陶湾村一所废弃高中原址上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大门左侧墙壁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收租金，领工资，农民变市民”——红字白底。

　　自2008年开始，由于看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带来的商机，王清坡将生意的布局由郑州城区移至项城农村。然而，近两年的劳顿奔波，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工作一直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今年4月的陶湾村群众大会（土地流转说明会）召开，事情才有了转机。在王清坡看来，那就是合作社的“遵义会议”。

　　尽管至今还有两成村民不愿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但正是那次会议上的演讲，打开了陶湾村村民一直封闭、戒备的心。

　　王清坡4月演讲内容，就是今天一直沿用的《汾河湾农村合作社服务协议书》中的主要内容。这份包含合作社服务章程和两式四份格式化合同的文本，其核心思想就一个：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将目前的“家庭经营”转变为“企业化经营”，通过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创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确保农户增产增收。

　　仅凭上述描述，显然不会令村民们动心。但加上下面这些核心条款，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农民可选择两种方式参加合作社，既可以委托合作社代耕、代种、代收，又可以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社代耕的土地按低于市场10％的服务价格取酬，流转的土地合作社按每年每亩450元左右的价格支付现金，交地即付款；入社农民，合作社可提供创业贷款担保，可在信用卡上临时透支5千元到1万元额度的现金；入社农民每年享受免费体检一次；有专业技能的社员，还可以成为合作社的农场工人；合作社统一收购社员的零散农副产品，销往城市。

　　会后，当场就有1000多亩土地签订了协议书，流转到合作社的手中。

　　“那是我投身农业两年来最激动的一天。”拥有城市户口的王老板说，比马上要开始的秋收都让我激动。

　　第一个秋收

　　这是合作社的第一个秋收。

　　再有10天，地里的玉米就该收了。尽管连续不断的大雨让玉米的长势受到影响，但赵俊昂认为，一季的庄稼，每亩地收入800元，还是很有把握的事情。800元／亩，这比当地农民每亩土地的收入要高出200多元。

　　汾河湾合作社现有自耕土地3800亩，分布在豫东平原项城市域内的汾河岸边。从今年4月签下第一单土地流转合同，到5月份土地承包人的冬小麦收割完毕、继而合作社开始接手播种玉米，一个多月的时间，陆续有3800多亩土地从当地农民手中流转到合作社。

　　“秋收即将开始，现在每天都有人到合作社交地。”王清坡把当地农户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行为称为“交地”。今年的秋播，合作社的自耕土地总量将上升到4500亩。

　　王清坡估计，明年5月这茬冬小麦收割后，已经一年两熟的3800亩土地，每亩净利润可以达到500元。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局面。按一年两熟计算，合作社每亩地的净利润能达到500元左右。这个利润的取得包括三部分：其一，采用科技力量增产所得；其二，集中采购生产资料降低成本；其三，机械化农业效率的提升而降低的成本。

　　尽管500元的单位利润远低于农民家庭经营所得的毛利润，但这毕竟是企业的净利润。

　　“而且为了这些利润，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在王清坡看来，合作社的运营为陶湾带来了三大变化：其一，在省农科院、西安杨凌农业高新区等地农业专家的指导下，陶湾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显著增强；其二，无论是对外采购还是粮食外销，现在都有大化肥、中储粮等单位前来洽谈合作，农业投入成本降低，“三农”收入增加；其三，合作社投入350多万元购置的71台（套）大中型农业机械，适应大农业的开发需要，此前需要几百人才能耕种过来的1000亩土地，今年春耕时合作社只出了3个机械工人干了3天，就完成了从旋耕到播种的全部作业量。

　　“明年春播前，我们还要逐步修复地里的水利设施；三年内，我们希望将生态低碳循环农业引进合作社，比如发展养殖中心、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和村级沼气池。”赵俊昂认为，只有企业的力量，才能做成家庭经济单位没法做成、需要持续运营和维护的公共类事业。

　　自从赵俊昂投资合作社，赵的妻子就彻底告别每晚在城市广场和丈夫跳舞的闲适生活。虽然不会参与丈夫与农民的土地流转谈判，但丈夫跑到田间地头进行生产管理，她还是少不了陪着。这位昔日千万富翁的太太，现在脸色黝黑，与农妇无异。

　　王清坡也告别了在郑州城里做公司老板的生活，在陶湾，他的黑色本田车成了沾满泥巴的农用车。

　　“来到农村再创业，是我们共同的选择。”王清坡说，他认为毛主席当年的那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现在的经济格局来说是恰当的，“农村的市场这么大，却鲜有对手。”

　　合作社的规划是：2011年春播时，自有土地达到6000亩；力争3年内，达到1万亩的自耕量和3万亩的农田代理服务量。

　　“目标是定了，就是缺钱啊。”赵俊昂说。理论上，到2011年6月现有土地租种一年时，合作社可有近200万元的进项。与此同时，清水泉农机社的生猛运营，引起了项城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市领导对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充分肯定，并提出从财政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方面予以强力支持。但对于不断接收新的流转土地的合作社来说，这点资金近乎杯水车薪。

　　破题农业产业化

　　豫东平原，是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蜗、神农建都的地方，这一片沃野千里、水系纵横、一年两熟的大平原，没有人不眷恋。然而，这里的人口显然太多了。以项城为例，118万人口分享120万亩耕地，人均一亩的承包土地，让当地农户在土地经营中既放不开手脚，又脱不了干系。

　　在农资和涉农服务普遍涨价的背景下，汾河湾合作社创造了“项城模式”，大力发展农业委托代理经营服务公司，提供统一良种、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除病虫害、统一深耕细作（简称“五个统一”）等农业生产服务。

　　豫东是我国重要的小麦核心主产区，来自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以小麦为例，目前该地区小麦种子、化肥、农药三项投入约达260元／亩，耕作、播种、浇水、收割、除害等管理费用约为150元／亩，一家一户种地，总投入约达410元／亩。如果采用企业化经营模式，种子、肥料、农药等由农业经营服务公司统一提供，大量采购降低的成本可以为农户每亩减少投入50元，降低19％；按照公司承诺，耕种、收割和日常管理等费用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10％，那么，农户每亩减少15元开支。综合算来，农户将耕地交由合作社代管后，每亩生产投入可节约65元，成本降低16％。这还只是“节支”部分，再看“增收”部分。

　　据本报实地调查，目前豫东地区小麦平均产量为450公斤／亩，按当前市场平均收购价格1．9元／公斤计算，农户每亩小麦的实际收入总额为855元，扣除投入成本410元，净利润约为445元。实施小麦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后，小麦亩产可达550公斤／亩，单产增加100公斤，农户每亩小麦的总收入为1000元，扣除合作社服务成本355元，农户每亩净利润为645元左右，增幅超过40％。

　　从表面数字看，农民只要接受“五个统一”的服务，即可增收56％左右，土地流转似无必要。然而，上述数字中，却没有计算农业产出中的投入大头——人力资本。在项城，一个农民最多能够照顾5亩耕地，农忙时还要让在城里工作的亲人回乡帮忙。

　　在县高中教书的刘民友以收麦举例：一家三口的地，总共利润不到2000元。农业服务公司收麦服务是地头交麦，两个劳动力光收麦晾晒这一项工作，就要占去10天左右。这里不算他在学校请假耽误课时、交通费等其他支出，仅两个人工工资一项，即潜在支出就达1000元；加上田间管理的其他环节，林林总总算下来，一个农民在耕地中的收入，事实上根本不挣钱，灾害年景还要赔钱。

　　“把地流转给合作社就不一样了。”刘民友接着算账，合作社每年每亩地折合500斤小麦，三亩地价值1350元，加上每亩地国家农业补助87元，我一家人什么都不做，年初就净收入1611元；爱人可以住到城里，也有打工收入，每年两三万元不成问题；一家人团聚，我也不用学校、家里两头折腾了。

　　在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未有显著改观的情况下，刘民友在项城很具代表性的“一头城里、一头村里”的家庭结构和工作现状，成了赵俊昂在村里每天都能签署土地流转协议书的核心动力，也成了“先付款，后耕地”的陶湾模式迅速扩展到项城市域3个乡镇、8个自然村的内在动因。

　　与传统的“公司＋农户”和“传统农户自组的专业合作社”两种模式不同的是，项城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于：化解分散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与规模化大生产之间的既有矛盾，在不改变土地承包制、土地不必然“流转”的情况下，将目前农地的“家庭经营”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企业化经营”。这一设想，与中央一再重申的“稳定、巩固土地承包制度”的精神，是相适应的。

　　项城模式的另一个收获还在于小麦品质的显著提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实行土地集中经营的增产小麦，蛋白质的平均含量从原来的11％提高到12％左右，并逐步实现从普通小麦到有机小麦的质的飞跃。“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小麦深加工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效益。”全国淀粉协会副会长金树人教授说，这对整个“小麦经济”的产业链，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有市场人士估计，有机小麦的平均市场价格是普通小麦的1．5—2．5倍。

　　农田产业化经营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一、解决了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市场主体弱势问题；二、解决了粮食核心区粮农投入大、风险高、壮劳力少、单一农户粮食生产不稳定的难题；三、从根本上、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四、带动上下游企业增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大大缓解财政压力；五、推动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

　　主观上以企业增产、增质、增值为目标的运作模式，客观上成为推动解决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三农增收三大主要矛盾的强大力量。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耿明斋教授在调研陶湾模式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为“最具标本意义的农民组织”。

　　隐忧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基础粮食作物，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农作物之一。项城是“天下粮仓”河南的小麦主产区，不但拥有110多万农民，还有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家重点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现在，又产生了138家农业经营服务性企业。因而，分析项城模式具有标本意义。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份题为《增产，增质，增值：历史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对“项城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模式将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可以考虑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逐步在全国农业和粮食核心主产区推广。同时，该报告还建议：政府应鼓励开办农业经营服务公司，确保其发挥桥梁和纽带的市场作用；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选择和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实现“以农助工，以工哺农”的工农循环。

　　当然，本报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项城模式”还有三个隐忧需要高度关注：其一，农户和合作社之间的土地流转协议，期限普遍为5年，如何平衡农业企业投入与盈利之间的时间关系，避免合作社经营行为的短期化问题，亟待研究；其二，合作社投入资金大，加之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性又高，如何有效防范合作社的资金投入风险，及时跟进相关的农业保险品种，需要尽早研究并制定对策。其三，龙头企业莲花味精的健康发展如何带动可循环的产业链也需要研究。

　　就像当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登上历史舞台一样，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的出现，能否星火燎原、影响中国，成为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动力引擎？本报将给予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