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1909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

　　安奉铁路本是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由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建立了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谍，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再次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值得重视的是，东京出现了抗日传单，《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严控这些传单蔓延，以免激起日本民众的情绪，该报说日本舆论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该年的抵制运动才持续了六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来自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的进行，欧洲经济受到极大挫败，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大发战争财。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金），美国《华盛顿邮报》还专门报道日本就此派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但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定单令日本出口额开始飞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后。

　　随后，中国也受到欧洲战乱影响，不得不放弃抵制日货，也跟在欧洲人后面纷纷到日本下单。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先从拒用日本银行票据，并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straw hat war）。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暴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了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死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暹罗（泰国）华侨号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抵制日货，因此与暹罗政府多次发生冲突。暹罗的日货进口额锐减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但令人容易混淆的是，1919年全年的日本对华出口额却比1918年增长了3%，这一“怪现象”是由于中国总体进口额急剧增长，从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进口额增长了26.6%，是日本增长率的7.6倍。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1921年，由美国建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列强之间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会议期间，中日经过谈判，于次年 2月 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从德国手中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这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它都已经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以重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执政党引导抵制日货运动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

　　旅顺及大连于1898年被俄国强占，并于次年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予俄国，为期二十五年，1923年3月26日到期。

　　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旅大租地转让给日本。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日本强求中国将总租期改为九十九年，到1997年（和香港租期相同）到期。这令中国政府一直耿耿于怀，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驻京日使，接洽依照旧约收回旅大事宜，被日本政府拒绝。

　　全国遂发动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各阶层普遍参加，报纸使用通栏黑框纪念“国耻日”。此次抵制日货，从4月份到12月份，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虽然这一年中国进口额整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率是其它国家的50倍。

　　随后的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发生在1925年，同时抵制英货。当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罢工，日本厂主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上海各界抗议。5月30日，英国巡捕在镇压游行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被捕、受伤者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全国舆论哗然。为抗议英国的暴行，国共两党随后发动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并封锁对香港的供应，令港英当局疲于应对。这次运动，矛头主要针对英国，日货倒成了抵制的陪衬，对日本影响不大。

　　但从此次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开始更有组织地介入抵制洋货运动，并在1927-28年大显身手。

　　1927年，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兵锋直指山东，日本内阁于5月份决定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出兵山东； 6月1日，日本驻满洲第十师团步兵三十二旅团在青岛登陆。日军在青岛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民众死伤多人，激起对日仇恨，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局部开展。日本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持续增兵，次年制造了“济南惨案”（五三惨案）。日军会同在华日侨组建的“义勇团”，在济南攻击北伐军，屠杀平民，甚至残杀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蔡公时被挖去舌头、眼睛。此一惨案震撼世界，但力量不敌日军的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执政党也将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亲自统筹下，全国反日会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全国反日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绝交”战略。该战略对禁止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作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允许部分出口。进口方面，则将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除此之外的一切日本商品一律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此外关于各商店在济南惨案之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需到反日会登记，并附缴救国基金之后才允许流通，至于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律没收，同时规定了具体做法。

　　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29年5月，历时两年，成果斐然。美国1930年的研究表明，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美国媒体甚至预测中国还将继续对其它工业品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逼迫日本政府必须尽快结束与中国的对立。

　　抵制日货取决于经济依存度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各次抵制运动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尤其在1921-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包括香港）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及日本经济的筋骨。而反过来看，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更不依赖日本，因此，抵制日货或其它洋货，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较小。

　　当然，抵制运动是有成本的，尽管中国的出口额并不大，但对日出口也在抵制运动中减少；其次是运动初期收缴的多是中国商人手中的日货，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当然还有日资工厂里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当年的美国研究者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们认为，抵制运动还有可能成为对市场行为的一种勒索，将经济活动作为政治武器，经常进行抵制运动，可能令中国人难以建立对市场规则的尊重，甚至会习惯性地利用政治干预市场运作。

　　日本法律专家则不时在欧美报刊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貨行动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没有能保护好日本的合法财产。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中国政府多次下令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也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是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在没有废止之前就是有约束力的，这本身也涉及到国家信用和国家尊严；另一方面，民间的抵制日货行为，不少与政府的外交追求是合拍的，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两难，导致了政府经常被卡在民众和日本之间，或被指责对外软弱甚至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或被指责不遵守生效条约。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C.F.Remer）等在1933年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他们指出，必须注意到中国抵制运动的参与者的成分，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的商人，到1919-1921年期间的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26之后的执政党和工人力量的参与，抵制的途径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在不少城市都发生了拘禁、游街、甚至处死违规商人的行为。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也成为日益普遍的做法，一是将没收的日货以“令人吃惊的荒谬的低价”出售，二是要求违规商人缴纳罚金，这些经费被用于雇佣纠察、救济罢工工人，当然，因缺乏监督，也有相当部分去向不明。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出现暴力，一般是持观望放任态度，但从1925年开始，国民党发现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他们就开始主动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就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机构主持领导的。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

　　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它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抵制运动的成效彰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抵制日货是与日本在华侵略伴生的现象，是中国手头并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对抗，而中国的抵制日货，就如同罢工一样，本身是弱小的，抵抗是艰难的，面对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了。要求中国取消抵制洋货运动，正如要求欧洲减少军备一样，在缺乏安全感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2008年5月初稿，2010年9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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