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一次仓促的暴动竟然摧枯拉朽般地推倒了盘踞中国2000年的帝制。将革命的胜利简单归结于偶然事件显然说不通，但是99年前的中国真的已经拥有建设共和与民主的条件？本着反思、自省的原则，我们把镜头拉回到那个纷乱、摇晃的中国——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99年。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第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值得隆重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也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

　　士绅革命

　　士绅们把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忽然就入耳了。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

　　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烧掉，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必然把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

　　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起义者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秘书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11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无条件”革命

　　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000万元左右的存银。

　　尽管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

　　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种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的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自己夺权的机会就渺茫了。

　　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总是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

　　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的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过渡，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2亿4000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清代布政司所属的粮钱储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地方政府居然有4000万两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

　　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的“推行一塌糊涂，引起民众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股土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民间结社“干草会”（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规模并不大。

　　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认定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

　　新中国建立之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其中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1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那么大的国家里，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亲贵激化革命

　　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4亿5000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个巨大的失血口。

　　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也正因此，革命党人持续的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对异族政权的排斥，使满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100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冒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

　　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这是历史的悲剧。

　　革命成果不落地

　　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

　　虽然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准黑社会的力量，还是冒了头，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冒然称帝，导致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

　　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自然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革命的兴与灭

　　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但是，长袍马褂依然如旧时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但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毛的，甚至连皮毛也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

　　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果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但是，民国之后，长袍马褂依然如旧时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军政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实现，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总会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制度的困扰和变化的焦虑。

　　持续革命

　　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到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国家领袖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

　　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往前走。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卡里斯玛是源自于古希腊的kharisma一词，有神之馈赠之意，通常意指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呼唤，很难抵御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

　　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阻碍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99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未来100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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