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排行老六，佣人叫我六少爷，称我爹二老爷。”民国时期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的幺儿康国雄，今年已经81岁。

　　康国雄本月11日自京重返重庆，邀请美丰银行的老职员以及后人，16日在朝天门的历史名人馆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

　　曾为报人的康心如是民国时期的金融大亨，亦是陪都时期的最大资本家。由于父亲的缘故，康国雄与国民政府军政要人何应钦、杜月笙、于右任、章士钊，以及报界宗师张季鸾等人均相识，还曾与蒋介石成为忘年交，而“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一“名望”，也如影随形地伴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豪门大院

　　“当年我家的房子，就是康公馆，你猜多大？3300平方米！”

　　1929年，康国雄出生。

　　“我的出世虽然给祖母和父亲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却也招致一些人的忌恨。”12日，在南山与记者交谈时，康国雄认为，他的幼年及童年时代，是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度过的。

　　上世纪30年代，康心如的原配杨夫人留下几个子女撒手人寰，此后，他迎娶了内江姑娘刘曼君，并买了成都一个寒门姑娘叶惠君，后者过门后一年即生了康国雄，“因算命先生说我‘命大’，会‘克母’，就把我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刘太太作儿子，因此我称刘太太为妈，而称我母亲为娘。”

　　81年过去，曾经的重庆柴家巷康公馆，已被今天解放碑的“新世纪百货”等现代商业建筑所替代。

　　“我们查了下资料，当年我家的房子，就是康公馆，你猜多大？3300平方米！”进门时有两个门房，通过长长的甬道进入第一个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座两层楼的独立宅院作为客房，天井内侧是宽阔的轿庭，“我记得二哥的婚宴就摆在这里，整整20桌”；穿过第二个天井，是康心如三层楼的正房；再穿过第三个天井，是保姆的住房、厨房和防空洞。

　　大宅院里所有的主人都配有佣人或保姆，“家太大，人太多，吃饭时都要摇铃。佣人吃饭要摆两桌，我最喜欢看保姆洗衣服，她们蹲在天井里长长的一大排。”

　　在重庆大轰炸后，康国雄随家人搬到位于南山的别墅，“我们家那时候就有空调，从美国进口的，还有暖气，地毯更别说，也是从美国特意定制的，后来我妹妹参加外事工作后曾说，没见过比我家好的地毯。”

　　无论是在豪门大院的康公馆，还是奢华的汪山别墅，康氏家族的内部，一直充斥着矛盾和恩怨。

　　康心如的长子比康国雄的生母叶惠君还大一岁，由于没有正式夫人的地位，备受欺负和歧视，“我大哥有时欺负她，嘲笑她不过是个‘姨太太’，她就毫不退让地回敬他：‘康家要不是姨太太，都绝种了！’———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确实都是姨太太生的。”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康国雄说，我的出世，给大哥带来不悦和妒忌，他认为“又多了一个分遗产的人”，并使他的地位降低了。

　　这种家族中的矛盾，在文革时，被发挥到了极致。

　　资本扩张

　　“美丰大楼是当年重庆最好的大楼，金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1927年，康心如借势军阀刘湘，以13万现大洋从美国人手上接任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

　　1935年，位于小什字的美丰银行大楼落成，这座七层高的美丰大楼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建筑。

　　时至今日，站在被列为渝中区文物的美丰银行遗址前，康国雄感慨地说，这是当年重庆最好的大楼，地下的金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重庆饭店原来是川盐银行，附近是川康银行、和成银行、市民银行、聚兴诚银行，这条街是金融街。”

　　美丰银行大楼奠定了康心如在金融界头把交椅的位置。

　　“当时老百姓见一见我爹爹就感到很荣幸”，康国雄回忆说，他经常邀请同学到康公馆去玩，都以见到康心如为荣。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939年蒋介石指定康心如为国民政府重庆市第一届临时议会议长。

　　先后借势刘湘和蒋介石的美丰银行，从1931年到1945年迅速扩张，投资了包括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90多家公司，“可以说是西南最大的一个银行，影响很广泛。”

　　原本客流不断的康家，在康心如担任议长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更是长期出入康公馆，“于右任等人经常来，餐桌上经常加菜。”

　　“我家厨师做的菜比较好吃，加上地方大，国民政府的要人经常借我家请客。”康国雄说，他家的厨师范师傅在解放后任北京饭店的大厨。“现在，我家的保姆都是我教她做菜。”

　　随着日本轰炸重庆，康心如提议将重庆定为陪都，并获得国民政府的通过。“陪都的意义就是粉碎日本摧毁中国人民抗日信心的阴谋。”康国雄解读其父的陪都提议。

　　大轰炸期间，虽然康公馆里有防空洞，母亲还是带康国雄和妹妹先后在化龙桥、北温泉躲避空袭，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全家搬往南山的别墅。

　　忘年之交

　　“蒋介石一般跟我谈农业问题，我能回答上来，所以他比较喜欢跟我谈。”

　　“没变，我们刚搬上来时路就是这样的。”在南山的盘山路上，康国雄说起61年前的南山如数家珍，“前面有个堰塘，里面水很脏，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耍。”

　　“这个是我们家的车库，放到现在都算很大的。”昔日汪山康家别墅的车库，今天已是南山植物园兰园的大门，“顺着旁边这条路上去，是当年空军总司令的房子。”

　　在他的记忆中，车库再向前是进入他家别墅的梯坎。

　　“这个梯坎是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个？”康国雄询问附近饭店的老板娘，得悉康国雄的身份后，老板娘热情地说，“我们家还在你们屋头的房子里住了20多年，现在上面修植物园，啥子都没得了。你家的那个梯坎在后头的那个天桥位置。”

　　康国雄的脸上露出失望。在他的记忆里，从梯坎上去是一个花园，再往前还有一个花园，后面是他家的房子，穿过一片林子，是三叔康心之的别墅。在兰园门口，还有他母亲打的井。

　　汪山康家别墅承载了康国雄太多的美好记忆，他也是在此地结识了蒋介石。

　　结识蒋介石是在1940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康家别墅后的树林间野餐，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康国雄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两只警犬冲我们叫，被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和蔼地问他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了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从1940年到1943年，常在黄山官邸居住的蒋介石每到汪山散步，总会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喊“国雄，国雄”，侍卫会迅速叫康国雄下来陪蒋介石散步。“他一般跟我谈的都是农业问题，我家佣人在农村买菜回来就给我说这些，蒋介石问的东西我能回答上来，所以他比较喜欢跟我谈。”

　　“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由于这段经历，康国雄后来被胞兄的两个儿子诬陷为“蒋介石的干儿子”，使其沦为“牛鬼蛇神”，在中共元老章士钊的帮助下，获助于周恩来总理。

　　杜月笙亦是康心如家的常客，每周六总会约人在此打一通宵牌。有一次，这个青帮老大却被康国雄“涮”了一把。那时，上中学的康国雄为抗日募捐，跑去找杜月笙，杜同意，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了。我父亲知道后，哭笑不得地告诉我，你真是胡闹，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康国雄还与蒋介石在黄山官邸见过一次，并结识了“蒋二哥”蒋纬国。12日，他再次爬梯坎去黄山官邸，已力不从心，每爬几个阶梯都要休息好长一会，“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没变，陈设还是那么简单。”在黄山官邸的梯坎旁，康国雄描述他和蒋纬国陪同蒋介石吃晚餐的场景，“当年我从这里出去后，心里就说，还不如我家好。”

　　熟悉之人都已故去，唯有此景尚在。离开黄山官邸时，老人已有恋恋不舍之意。

　　怀念父亲

　　“父亲自喻为一座冰山，做子女的是不能依靠他，‘靠我是靠不住的’。”

　　“（在战争情况下）我们当然不可能正常生活，也导致我长期不能安定下来用功读书，学业荒废，好动贪玩，几次留级就成为我幼年时代受家庭同父异母兄长欺辱的一个重要因素。”康国雄说，曾经有11门课考，他好像就体育及格了；品行考的是丁，最差的那种。

　　尽管父亲是多个学校的校董或曾捐助过，康国雄都没能逃过“被开除，或不能读了”的命运，“在学校里，没有名流之子和普通人之子之分，都是学生，一视同仁。”

　　“父亲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他说，读书不好就是最大的罪。”在事业的巅峰期，康心如对康国雄的谈话令其永生不能忘怀：“父亲自喻为一座冰山，做子女的是不能依靠他，‘靠我是靠不住的’。”

　　“我佩服那些飞虎队的英雄，读不进去书，就想要参军。”康国雄想参加空军幼年学校，却无小学毕业证，求助于蒋介石才收到了“空幼”录取通知书。这是1945年，也是他和蒋介石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因日本投降，加之父亲康心如对他做了“战争结束后，国家要全力搞经济建设”的思想工作，康国雄才打消了当空军的想法。

　　康国雄从巴蜀学校升入高中时，内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

　　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到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8年8月，美丰银行所存黄金、美钞、美金公债及库券，加上猪鬃、桐油换得的外汇共计美金95万多元，全部被当局强行收兑———换成迅速贬值的金圆券，致使美丰元气大伤。

　　半年后的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宣布改金圆券为银圆券，康心如大做“银元存款汇兑业务”，将低息收存的银元换成银圆券以高息放出，企图以补黄金买卖的亏损。然而国民党倾覆在即，银行发生挤兑，美丰为了应付存户提取，也不得不以高价从市场购进银元，银元不够，又高价抢购黄金。这次美丰亏折41.3万余元。

　　“两次硬伤，美丰银行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支撑业务了。”1950年4月，康心如宣告美丰银行停业，从而结束了美丰银行28年的经营历史。

　　“银行倒闭，私有财产被冻结，家庭开销陷入困境，父亲一直靠变卖家里的物品，维持我们兄妹至1955年大学毕业。”

　　1957年，康心如被错划为右派。1969年11月16日，他给幺儿康国雄交代了“不骄傲，不迁怒，不矜功，不奢侈”的遗言后，在京病逝，终年79岁。

　　为了缅怀父亲，为了追寻当年的记忆，已81岁高龄的康国雄才在网上发帖，召集大家为父亲诞辰120周年开个纪念会。

　　文/图本报记者 郎清湘

　　本文参考资料：《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