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打在成都的街道上。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混乱。数百人冲进了总督府，都是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闹嚷嚷的，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

　　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成都的秋风中颤抖着，四川省政府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并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

　　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

　　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

　　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

　　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

　　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

　　枪声响起……

　　商榷书、宣战书

　　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个局，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荣县人朱国琛，及刘长叔（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之子)、杨允公等人，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自己撰印的传单。分发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在多达15条的“将来自保条件”中，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商榷书的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毫无疑问，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晚上，藩司尹良将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员及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师）统制（师长）朱庆澜请到藩司衙门。尹良激动地说：“大家想来都看见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了。我早说争路不只是争路，其间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该明白了，再不想法，我们就要被看管起来了。”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尹良的嗅觉的确十分敏感。这份商榷书，正是革命党试图加剧官民对抗、火上浇油、给“革命”创造机会的一次策划。后来的“革命”史家赞赏这是一种灵便的斗争方法，既“激励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又保全了革命党的实力，把保路运动的主角立宪派们和政府一道，逼上了相互对决的绝路。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尹良说完后，众官员们沉默良久。尹良随即问朱庆澜：“这以后是你的责任了，要你来保护我们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这时候全听你一句话来定办法了。”

　　朱庆澜在屋里徘徊良久，说：“陆军里的议论都是主张争路的，命令他们打匪，他们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们打同志会，就怕指挥不动。”

　　尹良听了，气馁地坐下。周善培于是提出，事到如今，只能再集体致电中央，请收回国有成命，让川路继续商办。众人于是公推周善培起草电文，电文中先汇报了商榷书的大概，然后提出，要求川路继续商办。电文最后说，考虑到情况危急，如果三天内还收不到中央回电指示，省里就将“矫旨办理”，以便先稳定大局。

　　众人都赞同，尹良只是一个劲地叹息。此时已经晚上10点半，众人便打电话给总督府，请求赵尔丰立即召见。睡梦中的赵尔丰被叫醒，尹良问他是否看到了《商榷书》，赵尔丰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在罢市之外，又添一个捣乱的办法，都是办不到的事，不必管它。”

　　司道们把电报稿给他看，他看到“矫旨”二字，便大皱眉头，认为：“这可不是随便玩的。”周善培就讲了些历史上“矫旨”的故事，劝说道，如果能把大局定下来，中央是能理解“矫旨”的，并且还会嘉奖，如果中央不采纳这个电文，则大局必坏，那时也无所谓什么个人利害得失了。赵尔丰沉思之后，终于点头同意。

　　此时，赵尔丰已经接受了“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的尹良对商榷书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叛逆宣言，并且怀疑是蒲殿俊等人在背后策划。

　　逼上绝路

　　赵尔丰刚刚把人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的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

　　次日（9月6日），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平静的后面，暗流涌动。

　　9月7日上午8点，各司道及川路公司高管们，冒雨到藩司衙门开会，这是自从罢市以来，他们每天的例会。但主人尹良却没出现，下属们说他生病了，在上房忌风。众人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正准备散去，尹良忽然派人来通知，说是已经接到了邮传部的回电，请大家一同到总督府看电报去。

　　9点半钟，众人赶到了总督府，结果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尹良和赵尔丰都没露面，问警卫，警卫则说总督正在开会。众人无聊，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有的干脆走出总督府到街上买烧饼油条。

　　到了中午12点，门外却传来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众人都觉得惊慌和奇怪。十几分钟后，警卫来请司道官员先入内接见。众官员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了朝服整齐的赵尔丰和尹良，赵尔丰劈头宣布：“天天请你们设法请大家开市，你们不肯帮忙，市不能久罢下去，我不得已，已经把闹事的几个人扣留了，以后不劳诸位了。”说完，也不等司道们说话，就送客。官员们莫名其妙地退出客厅，正想各自散去，却又听说总督府已经被闻讯前来请愿的人群围堵，出不去，只好耐心等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此时，留在原客厅里的保路派们，已经被赵尔丰的卫队看管起来。现场被拘禁的共有9人，他们是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王铭新、江三乘、叶秉诚、彭芬。另外，胡嵘则在督练公所被捕，而蒙裁成、阎一士则稍晚自请逮捕，分别押于巡警道署和华阳县署。

　　彭芬日后写下了详细的回忆，说当时“步枪、手枪、砍刀环绕目前，有不枪决即刀劈之势。”就在他们几人要“血溅当场”的关键时候，成都将军玉崑应邀赶到。赵尔丰征求玉崑意见，将所逮捕人众一律处决。玉崑答道:“此事非请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责也。”遂不肯签字，告辞而去。他这样一说，弄得赵尔丰便也不敢下手了。

　　遗憾的是，这段惊心动魄的刀下留人的故事，却极有可能是彭芬事后杜撰的。据其他更为可靠的史料（秦坍《蜀辛》）显示，玉崑当日根本就未到总督府开会，而且，在玉崑当天晚上发给北京的家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刀下留人的惊险故事。而玉崑恰恰是对这些保路者们最无好感的少数省领导之一，完全赞同采取强硬手段。

　　其实，中央早已多次发电，要求赵尔丰缉拿保路运动首要，先行正法。如果赵尔丰真要痛下杀手，既不需要玉崑的同意，也不存在什么请旨的必要。从日后赵尔丰与这些人并不恶劣的关系看，他此时实际上只是软禁了他们而已。

　　有人失望了，他们本来是希望赵尔丰大开杀戒的。既然赵尔丰不开枪，逼他开枪的第二步棋开始启动了——赵尔丰刚刚把人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的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

　　下午1点钟，赵尔丰再度召集被困在总督府的司道们，愤怒地说：“他们消息真灵通，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被扣的人。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众人正说着，警卫进来禀报，人群已经冲进了总督府。

　　赵尔丰说：“让他们派代表，我有话对他们说。”警卫出去，不久即回：“他们不举代表，要一齐见大帅。”赵尔丰说：“好吧，我们到大堂上去见他们。”

　　于是，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枪响之后，人群扔掉手中的光绪皇帝灵牌和香，掉头往外跑。根据周善培的回忆，死者共7人，5人是冲进来的民众，2人则是总督府的轿班。而同志会的报告，宣称共有30多人被打死。

　　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惨案”。

　　流血“性骚扰”

　　在保路运动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早已十分低下，“性骚扰”的人群根本就不在乎警告，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

　　冲击总督府的民众选择的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而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则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却是位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官员，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了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而人们恰恰没有选择从田征葵的防区冲击总督府。这其中，难道只是巧合？

　　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3天。

　　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8月30日），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社戏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相逢，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娘儿们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早已十分低下，人群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居然下令平射。

　　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3天后才被找回。这3天中，田美女究竟发生了什么，史无记载，但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倒霉的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3天的幕后真相，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这种个案，在一个大混乱的年代，本不稀罕。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就演变为痞子运动，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可以肯定的是，在暗夜的阴影下，有人希望听到枪声、看到流血、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5)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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