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专栏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在鲁迅的故里绍兴召开的“第24届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暨弘扬鲁迅杂文文风学术研讨会”。
我想先讲一点感慨。我是1984年开始练习写杂文和评论的,1986年春从政府机关“跳槽”到武汉晚报社做杂文和评论编辑。那一年,几月份我忘了,反正不是冬天,严秀和牧惠两位在江苏徐州市办了一个杂文讲习班,我经报社领导同意去参加了,讲习班是在徐州市郊的中国矿业大学开的。我就是那一次认识了在座的袁成兰老师。我印象最深、记忆犹新的是,严秀老师传授杂文写作的技巧,竟然是毛主席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按语里的话:“窥测时机,以求一逞”。这句话的上文是毛主席指控胡风等“反革命分子”“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严秀老师讲这话的意思是说,写杂文不仅要有感而发,而且要掌握好发表的时机。他传的当然是真经,但是也足见言论之不自由,不可能“我手写我心”,“想到就说”。24年过去了,牧惠老师已不幸作古,可是我们要讲真话还是很难,还要“窥测时机”,一些省部级高官也是退休了或将要退下来了,才敢讲点真话。严秀(曾彦修)老师,这些年来不顾年迈体衰研究苏联历史,将他的研究心得和笔记汇编成一本书,叫《天堂往事录》(原名《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主要评析斯大林和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老人家是延安时代的干部,从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离休,可是人民出版社却不能给他正式出版书号,只能自印了赠送。昨天我看新闻,说俄罗斯要建一个博物馆,专门展出斯大林时代搞极权主义的一些史料,以为后世之鉴。严秀老师的书却不能出版,不免令人感叹。
不过,回头看我们的社会,包括言论自由尺度,还是进步不小的。上世纪80年代据说思想很解放,但我们省市报纸连交通警察都不能批评;思想意识上,周扬、王若水这样的高官写《为人道主义辩护》,还要挨胡乔木等人的狠批。而今天,我们批评省部级官员的言论和“省长抢笔”之类的行为,讲人道主义和人权,都没有多少顾忌了。所以说,我们的现实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进步状态,但也不要悲观。
现在,我想讲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你看,会标上的主题写的是“弘扬鲁迅杂文文风学术研讨会”。“鲁迅杂文文风”又被杂文界简称为“鲁迅风”。我理解,这值得弘扬的“鲁迅杂文文风”、“鲁迅风”,指的不是一般的写作技巧、写作风格,而是“风格即人”的风骨。
鲁迅说他的杂文用的是“奴隶的语言”,他不会希望后人仍然做奴隶,“用奴隶的语言”写作吧?他说他在打“堑壕战”,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去消灭敌人,因此他的文章很多是用隐晦曲折的笔法。他也不希望后人仍然只能用隐晦笔法的所谓“鲁迅笔法”吧?现在有些网民的文章,嬉笑怒骂一点也不隐晦,而是入木三分、痛快淋漓,比如韩寒的有些文章,有些网上流传的“民间语文”,难道不正是新时代的鲁迅风杂文吗?它们很切合鲁迅说的杂文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个定义呀。
从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奖”来说,评奖体裁包括除长篇小说和戏剧之外的七种。不可能要新诗、小说都是鲁迅作品的文风吧?这些文学奖以“鲁迅”命名,是表示对鲁迅的崇敬,但绝不是表示后人只能因袭鲁迅的文风、笔法。世界上各国的文学奖也是这样,不可能是要用前人限定后人的创造性。如果那样,奖项反而是文学的桎梏了。
相信鲁迅绝不这么糊涂和野蛮,不会不让后人超越自己。请看他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开篇和结尾一再强调做“父亲”的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他绝不是那种“不肯解放子女”的长者。
我们应该意识到,鲁迅还有不少我们未曾认知的伟大。我刚在网上读了著名画家陈丹青最近在广州的一个演讲记录稿,他讲的是鲁迅在绘画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他说(本段以下内容转贴网上陈的讲稿——鄢),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西方世界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专题展,集中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画家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一代人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过人家,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十分令人尊敬,但是也过时了,而且在纽约的语境中非常简单、脆弱而且幼稚。但使他吃惊的是由鲁迅一手培植的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自己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然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他印象中的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时代的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自我完满的,横向比较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苏俄以及东欧的表现主义完全是对应的,除了技术略显粗糙,创作的动机、状态,甚至品相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几乎同一水准。在那几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只有文献价值,只有左翼木刻和几件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像样的交待……没有鲁迅这个成就是不能想像的。
但是,毫无疑问,鲁迅也有他的弱点和局限。文学艺术的局限就不必提了,人都是有偏好的,有所长必有所短,时代的局限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很少不左倾的,对计划经济有好感,苏联的“社会主义”真相也不广为人所知,但其建设速度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胡适到过莫斯科还一度为之感动,何况鲁迅完全是以耳代目呢?但是,他这样的人,一旦得知了真相,就会修正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何况根据他的阅世经验和历史知识,他对苏联也不是完全没有警惕。
那么,我们究竟要继承和弘扬鲁迅的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要弘扬的鲁迅的风格,或者说人格、风骨,或者叫鲁迅精神,可以概括为:独立人格,批判意识。
此话怎讲?有何依据?请关注鲁迅这篇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稿:《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说时间是1927年12月21日,发表于次年1月29日、30日的上海《新闻报·学海》,收在《集外集》里。这是他1936年逝世前,思想基本定型后的表达。
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唯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这就是我上面说到的他对苏联也不是完全没有警惕。从这篇演讲稿可以看出来,这种警惕包含着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深刻洞察。政治家要革命时,与不满意现状即批判现实的文艺家,是同路人,可以结成统一战线;一旦政治家革命成功,他们就要维持现状,就与总想开口讲话,总是不满意现状的文艺家发生对立了,照例要压制他们,这就是所谓政治与文艺的歧途。显然,他认为这是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宿命,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他以一种悲壮的幽默结束演讲:“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这段话中,隐含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使命感:宁肯“挨打”乃至送命,又不被大众理解,也不愿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而要坚持批判现实。这就是我说的他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
其实,西化的林语堂对此有更深刻更普泛的说法。我的同事刘小磊翻译了林语堂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副题叫“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林语堂写道:“任何讲现实、明事理的政治哲学,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不管它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在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总是有潜在的敌意。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如同拔河:如果政府赢了,那人民肯定要输,反之亦然。……因此,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总是有公共批评的,不管是哪种政体。”所以,要避免严重的官民冲突造成“与汝偕亡”的双输局面,在民主国家,要维护公民监督政府、批评现实的言论自由;在专制国家,在中国古代的王朝,不仅要求“武死战”效忠保卫政权,也号召“文死谏”,敢于批评大臣和皇帝。
不过,鲁迅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似乎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讲的公民权利,更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忠君直谏。之间的区别,鲁迅专家可以研究。我们要继承的鲁迅的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当然不仅是针对政治权力和官方的。独立于政治权力,还要独立于市场权力(资本)。关于后者鲁迅讲得不多,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在中国,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远不如今天强大,其对知识分子、对社会精英的收买和腐蚀,远不如今天严重。可以肯定的是,在传统政治中,权与钱总是相连的,不惧政治压迫、不接受政府收买的人,一般也不会接受资本的压迫与收买。
鲁迅的独立人格、批判意识,更多的是相对于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而言,这就是他说的要让后人挣脱“因袭的重担”。他因而发愿要“改造国民性”。是否有“国民性”、怎么“改造”可以讨论,但独立于前人、独立于因袭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现实,这总是一个文化人最可宝贵的精神。
在绍兴这块土地上,有“独立人格,批判意识”的不仅有鲁迅。之前,有东汉思想家王充,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代,他著《论衡》,旗帜鲜明地“问孔”、“刺孟”;在“天人感应”、“符瑞”是主流思想的社会,他非鬼神、“疾虚妄”。之后,众所周知的,有马寅初,敢和最高领袖唱反调,鼓吹“节制生育”,精神上绝不屈服于权力。他们的观点都可以商榷,但其独立人格、批判意识,无疑堪为万世之师,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独立人格,批判意识”,是我理解和标举的鲁迅精神,这个概括不一定正确,但肯定不全面,不足以容纳鲁迅精神遗产的全部。比如,你也可以说鲁迅精神是人道主义,它表现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势人群的关怀,包括对闰土们的感情、对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各受压迫民族的同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