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
侯宜杰
501
2011-01-03
侯宜杰
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一部分先进之士鉴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深感专制不足以救亡图存，开始从事立宪运动。与此同时，革命运动兴起。其后，立宪运动日益高涨，促使清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宣布仿行宪政，颁布九年立宪规划，成立代议机关咨议局和资政院。接着发动了几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资政院中的议员同清政府的专制行为进行了激烈斗争，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革命运动则相反，同盟会领导了多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立即陷于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许多优秀领导人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更重要的是，同盟会失去了主宰。孙中山不再领导实际工作，赵声病故，黄兴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不见踪迹。谭人凤也说，黄兴乃谓同盟会无事可为了，以后再不问党事，各同志鸟飞兽散，他本人也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领导起义的香港统筹部告诉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广东失败，元气大伤，我们要培养元气，等待5年之后才得大举。以后虽有部分同盟会会员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坚持革命，但却定于宣统5年（1913年）为大举时期。凡此均说明，黄花岗起义后，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在1911年再次发动起义的打算。
然而，时隔不到半年，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原因何在？
起义契机
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并不是武汉革命力量自身发展壮大和准备充足的结果，而是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为革命党人起义造成了有利契机。
早在光绪皇帝在世时，即曾下令，经过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人民斗争赎回的粤汉铁路，只能由三省人民集股兴修，不准借用外资。三省人民遂奏明集股商办，并与四川当局商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修，宜昌至汉口段由湖北承修。张之洞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认为人民无力兴修，与外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遭到三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张之洞去世，与外国的借款谈判由邮传部办理。
1911年5月8日，以总理大臣奕为首的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18日，起用前开缺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邮传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从理论上来说，湖广铁路借款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职权，必须经资政院议决通过；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权利存废，属于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议决通过。可是，皇族内阁竟然擅自决定实行，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最为激烈。
6月中旬，四川成立了全省保路同志会，由于川路股款系按亩加捐，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支持。8月24日，成都各学堂全体罢课，全城罢市，并迅速蔓延全省。清政府非但不理会人民的合理要求，反而认为群众是“乱党”，命令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严拿惩办，格杀勿论。9月2日，又命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7日，赵尔丰将领导保路运动的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和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的负责人诱捕。群众扶老携幼，手捧着或头顶着光绪皇帝牌位，像潮水一般涌向督署，要求放人。惨无人道的赵尔丰竟下令士兵开枪打死30多人，打伤的不计其数，第二天又射杀数十人。9日，邮传部命湖北当局在武汉逮捕了正在返川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
鲜血使四川人民认识到 “朝廷暨督抚系大大之强盗”，“官逼民反”（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18页），组织同志军向成都进军，全川响应。“天下人心，乃大动不可遏”，“仇视清吏若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其革命潮流竟成为一般人民之普遍心理矣。”（《湖南反正追记》，第61页）
武汉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各自活动，主要成员都是新军士兵，他们尽管不同意香港统筹部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决定，继续做着起义的准备，但也仅是准备而已，并未决定何时举事。9月10日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负责人看到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的激烈情绪，先前端方已率湖北新军三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现在湖广总督瑞贗又急调湖北新军两营入川增援，同时下令四营分驻省内各地，认为武汉统治力量空虚，有机可乘，也担心革命力量因新军调动分散，才开始召开联合会议，商议发难和统一领导问题。24日，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湖北当局侦得革命党人活动，加紧部署防卫。革命党人以为准备不足，并未按原先确定的日期起义。
10月9日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赶配炸药，炸伤面部，被送往医院。租界巡捕搜去革命党人名册，逮捕数人，转交湖北当局。下午，孙武担心湖北当局定按名册搜捕，让人转告蒋翊武，起义日期万难再延，希望今晚发动。其他人也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犹豫一阵，方才下达命令，当晚半夜起义。旋又发生了意外情况，20多人被捕，蒋翊武逃脱，担任传达命令的人没有及时完成任务，当晚未能发动。10日情况更为危急，凌晨，3名革命党人被斩首，到处传言官府按名册搜捕，在名册内的新军士兵人人自危，感到大祸临头，纷纷在私下里议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动手，还可以死里求生。”（《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54页）于是暗中联络，晚上在武昌发动了起义。
由此不难看出，湖北革命党人原无在1911年10月一定起义的计划，只因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从湖北抽调新军前往镇压，湖北统治力量空虚，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始联合商讨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及种种意外情况，直到10月10日方才发难。可见是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造成了特殊的有利的契机，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没有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不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
归功于谁
辛亥革命最终胜利了，应该归功于谁？许多革命党人都将功劳归于本党，指斥立宪派人士响应并参加革命为投机。孙中山虽称非同盟会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但却不提立宪派所起的作用。一些学者在论述辛亥革命史时，依然因袭这种说法。
对此说法，原来的立宪派人士（民国以后不再称立宪派）未与公开争论，但心中实不服气。如徐佛苏说：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功，实大半由于各省咨议局及议员能够号召大义，抵抗清廷。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说，从武昌起义至今，无事不资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协力，“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4－5页）张謇更反问：以情势而言，专制是被国民党的武力推翻的吗？继而说：“公理在人，不容为讳。”
两派人士所说孰是孰非？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当知后者所言不谬。
在1910年的几次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请求一次比一次赤诚，政府却屡加拒绝，最后强行解散代表团，押解代表回籍，甚至加以拘捕流放。铁的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开始有少数人的思想发生转变，后来更多的人痛心疾首，认为和平改革终无进步，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次日就确定了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与会人员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后来知道在事实上一时无法达到目的，遂作让步，只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6月6日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朝廷置之不理。联合会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内阁所推行的政策都是 “亡国政策”、“铁路外有政策”、“媚外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记事录》，第97~104页。）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联合会人员无不满腔愤怒，又写了一篇通告各省团体书，指出政府罪恶滔天，人民对它深恶痛绝，并严厉驳斥了上谕。及见清政府镇压保路运动，逮捕蒲殿俊等人，摧残咨议局，屠戮赤手空拳的请愿群众，大多数立宪派均与清政府分道扬镳，在思想与行动上有了革命的准备，所以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会迅速响应。
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群龙无首，亟欲找一个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领袖，他们物色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汤化龙以文人不知治兵婉辞，但表示可在政治和民事方面赞助。汤表示赞成革命，尽力帮忙，并提议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他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他立宪派人士也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革命，对于解除革命军的后顾之忧，使之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扩大战果，保卫革命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革命胜利的巩固及汤化龙等通电各省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又大大鼓舞了各省人民和立宪派，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发展与高涨。
其后，江南各省相继光复，但没有一省是革命党人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单独夺取的，大多数得力于立宪派及其控制的咨议局，少数是两派的联合行动。北方独立的省区有陕西和山西。这两省虽然不是以立宪派为主动，但立宪派也起了很大作用。立宪派纷纷在各省响应革命，谋取独立，不仅大力支援了首义地区武昌，更主要的是扩大了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声势，改变了敌我力量结构对比，加速了清王朝的崩解和中华民国的诞生。
毫无疑义，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功不可没，但湖北革命政权之能支撑下来，辛亥革命之能最终取得胜利，主要得力于各省立宪派的响应和参加。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参加革命，便没有江南各省的独立，因而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行动，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两派的共同胜利。若论功劳，立宪派则大于革命派。
来源：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