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刘书艳

　　

世界最贵的演出票

　　以高票价为话题的演唱会在北京演出市场上层出不穷。今年华语乐坛的最大焦点无疑是王菲的巡唱，500元到2500元的价格让许多歌迷望而止步却又欲罢不能。随后，周华健“花的拼图”演唱会虽然最高票价是1380元，但580元的最低票价却成了相当一部分歌迷难以逾越的门槛；不过，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崔健12月31日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最高票价定在了2800元这样的“天价”，让歌迷们伤心不已。

　　1080，1280，1380，1680，2500，2800……这些数字也许还会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往上攀升。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三年来，北京地区大型场馆演唱会的平均票价分别为712元、456元、571元。而据媒体报道，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告别舞台演唱会在伦敦的门票预售价格，只有50至70英镑，也就是500至700元人民币；在百老汇VIP区看一场最顶级的音乐剧要付120-130美元，从百老汇到伦敦西区，那里的音乐剧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但看场普通的戏也就四、五十美元。

　　“红磡演唱会票价在150元到500元，480元的票价可以坐到最好的位置近距离看偶像，而萧亚轩在内地开演唱会，480元的票，得带望远镜。”一位歌迷如是说。

　　许多歌迷对比之后总结，在香港看演唱会全然是大众消费，内地的演唱会还是针对高端歌迷，看演唱会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

　　如果看一看北京与上海，我们发现北京的门票价位总是比上海高，比如，莎拉·布莱曼演唱会，北京的场地比上海大一倍多，但票价却是上海比北京低一档以上。就是和日本比，日本莎拉·布莱曼的门票在800至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北京的莎拉·布莱曼演唱会门票，第三档就是880元，之后还有1000元、1280元、2000元等档次。

　　消费者不仅要问为什么，北京的人均收入只是欧美日大都市的1/5至1/6，北京的消费者在承受着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票价，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冤大头的角色。

　　你的钱花在哪里？

　　不过，即使是当了冤大头，也总不能不明不白。很多人在面对高票价只能接受，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场演唱会下来，我们又为哪些环节埋单了呢？

　　港台不少歌手演唱会的制作成本都很高，但在香港红磡开唱，最高票价一般不会超过千元港币。为何一样的演唱会到了内地就会翻番地涨价？

　　在内地，演唱会属于大型文化活动，安全要放在首要位置。因此每场演唱会都需要有不少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以预防不测发生，场外还有安全检查设备出动，每个进场的观众和物品都要经过安检。而相关的报批费用就要主办方算在演出承办费用里，在港台举办演出，这笔钱就可以省下。

　　据悉，一场演出必备的主要成本包括主创人员、演出人员的酬劳，舞台布景、灯光、音响的设计，场租等几大部分。国外表演团体的演出还要加上往返机票及食、宿、行的庞大开支，一些艺人的出场费就占到总成本的50％以上。

　　不仅如此，场租、安保费、广告宣传费也在逐年提升。此外，票务代理公司还将收取票款收入15％左右的代理费，这些最终都将体现在票面数字上。这一数字在上海大约为8%，国外只有5%，在日本最大的四季剧团则不到3%。不少专业人士计算过，如果在演出市场各环节都能有所改善的话，北京演出市场的门票至少能下降1/3，甚至1/2。

　　至于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一些国外乐团或演出机构来华演出，票价往往也不菲。如果回看历年北京新年音乐会舞台，真正的欧洲名团屈指可数，而且大多集中在12月31日人民大会堂上演的北京新年音乐会上。熟知欧美乐团状况的人都明白圣诞节、新年这个时间段是欧美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假期，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放下工作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一位业内人士说，“除非你出得起高价。欧洲休假期间工作，乐手们的工资也是要加倍的。这种演出不在乐团每年的巡演计划之列，大多没有赞助商，相当大的一笔开销——百十人的国际机票和乐器托运，都需要落地演出商承担，如果本地演出商再没有赞助商的话，除非是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这样具有超级号召力的团有可能用天价票房回收成本，否则没有人敢做。”

　　在有限的演出资源和场地面前，演出市场也缺乏自主创新的经营理念。在北京的众多演出公司中，大致都在依赖旧有经验在经营演出，大致的工作模式就是从别人手中接手演出项目，在支付出场费之后，再去销售演出门票，最终赚取差价。

　　在这一工作流程中，演出公司在三个方面比较无能：第一是出场费价格上，在谈判上大多处于弱势，很难拿到合理的低价；第二是演出公司在寻找赞助商方面缺乏能力；第三是演出公司始终无法扩大演出规模。

　　另外，在许多大型演出中，报批时间过长，常常只有不到两个月卖票，而在国外，大型演出半年前就开始售票。而且，一些演出被指定雇用某家保安公司，而且要按指定价格、指定人数雇用，这多少让演出公司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成本。

　　值得玩味的赠票

　　赠票满天飞也是让演出商头疼的因素之一。据一则报道，美国即将卸任的纽约州州长帕特森因为5张免费的比赛门票，遭到了62125美元的罚款，其中2125美元属于球票应付票款，另6万美元是罚款。相比之下，国内关于赠票问题，却是一种“合理的不合理”。

　　演出商赵先生称：“赠票的风气在上海都没有北京这么严重，在南方城市，人们会觉得花钱买票去看演出是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在北方城市，谁能要来赠票，谁就牛。”据悉，一场演唱会的赠票一般会在15%左右，主办方为了维持和媒体及相关部门的关系，这部分赠票必须白送。而赠票的成本只能均摊在可售票的成本里，买票的观众无形中为很多不认识的权力部门人员掏钱买单。

　　“说实话，没有演出商真心愿意赠票，但确实存在不赠票就不行的理由，这些理由有强制性的，也有人情上的，还有怕冷场丢面子的，赠票的苦酒一多半是演出商自己酿的，实际促成了票价怪圈的形成。”从事多年文化市场研究的中国动漫集团副总经理胡月明说。

　　“如果一场演出，一张票都不卖，开场时场面也不会太冷清，因为有赠票啊！”在九州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田京泉看来，在演出各项成本中，最难控制的就是灰色地带，即公关赠票，包括给审批机关、现场保安、新闻媒体和其他一些关系单位的等等。

　　演出赠票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粉丝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些赠票的成本最终也转嫁到他们身上。据业内人士透露，2004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场演唱会送出去的票近万张，占总票数的25％，赠票对象包括审批机关、媒体、公安等多部门。“有些人会说，反正你也卖不出去，还不如送。但在设计票价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赠票算进去。”

　　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业内人士称，赠票数量最高时可达总票数的30％，“上海在演唱会的经营方面就比较讲究市场规律，甚至宁愿卖不出去也不愿意挪出一部分当赠票。但在北京不同，有很多人宁愿通过其他途径搞到赠票，也不愿意狠下心来买一张。这一现象在二三线城市更严重。赠票的预算，可能就会转嫁到其他消费者身上，毕竟演出商也不想亏本。”

　　演出质量与票价依然成正比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票价虚高广泛存在，但是总体上价格的制定还是与演出的规模和质量相关。

　　2010年主办了刘若英、五月天和张震岳等歌手北京演唱会的中演文化娱乐公司策划媒介总监张熠明称，演唱会的成本大头无疑是在艺人的制作成本上。经常见到歌手演唱会开价高，但这个价钱并不仅仅像一般人理解的只是进了艺人和其经纪人的腰包。演唱会作为一个整体，从舞台灯光和服装设计，到乐手工资以及相关的搭台费用，还有艺人和其团队的交通和住宿费用。这一笔昂贵的费用是主宰演唱会质量的硬指标，也是为了保证演唱会顺利高质进行的所有环节中最无法省下的钱。

　　从事音乐演出报道多年的张先生认为，王菲的演唱会之所以贵，并不是仅仅因为王菲的人气带来的虚高，看过演唱会的人都会明白，王菲这次巡唱的制作水准确实高于国内一般的演唱会，据称这场演唱会的制作成本达到了4000万元。

　　而崔健的演唱会之所以票价高，是因为他选择了和交响乐团合作，以前的歌都要重新磨合和编曲。“摇滚乐的演出主要在于乐手之间的默契，而这次和庞大的交响乐团的合作需要一点点地抠细节，从指挥到谱子都得重新来。而在磨合之前，老崔会要求出小样，这些都要动用机器制作。”主办方老总王勇透露。

　　歌迷们也认为，北京市场上的演唱会，票价基本是和制作水平成正比的。一位歌迷自称：“看了王菲的演唱会，我被最后重生一幕的舞美效果震到了，常看演唱会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场景一定是花大价钱搭出来的。”

　　大众路线与精英路线

　　高额的制作费用、赠票、高票务代理提成等等因素致使北京等地的演出票价高高在上，降不下来。但这些仍然不是高票价的全部原因，据业内人士分析，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演出市场从业者有意地把公众看演唱会、听音乐会这种娱乐消费贵族化、奢侈化而不是将它大众化。

　　以香港为例，一个大牌歌星开演唱会一般都是连演二、三十场，大众也很容易观察到，类似的演出在北京一般最多只会演几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同样的产品，做得越多，单位成本越低，演出市场的主办方应该不会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其实，演出消费在国外就是大众消费，并且是一个习惯性大众消费。既然是大众消费，经营的原则会是薄利多销。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外的歌手的演唱会一般都是巡回演出，而不是一、两场。

　　在演出项目的具体操作中，灯光、舞美等制作费用和宣传费用一经投入就成了固定成本，演的越多，单场的成本就越低，门票也就有了下降的可能。业内人士认为，内地的演出市场没有形成低票价的良性循环是与主办者奇货可居的心理分不开的。另外，市场一旦形成某种定势就没有人愿意率先打破它。

　　这种经营方式导致各类演出票价急速攀升，但是座位却很少爆满。因为票价高失去的这些观众，在经济学里被称之为边际买者，亦即当价格过高或超过其心理预期时首先放弃购买的买者。价格在买者支付意愿中的影响非常明显。价格过高时，购买者必然减少，而每下降一定比例的价格，则增加一部分买者。降低价格增加需求，虽然并不说明需求的增大会带来利润最大化，但一定会扩大购买群体。

　　这样，不但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演出主体也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可以培养新一代的理性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可以培育和健全演出市场。

　　剧场经营也是如此，在北京，无论是体育场馆，还是剧场，大多仍是出租获利型的。在剧场经营上缺乏效率。如果借鉴一下香港红磡体育场的经营理念，以低门槛政策和细致服务收费，甚至是合资经营演出，中国内地剧场就可以实现最大化地利用。

　　古希腊戏剧艺术的空前繁荣，在于那些辉煌的剧本和演出，也在于全民热情的参与，当时希腊政府实行“观剧补贴”制度，即给予每位进入剧场观看戏剧的人一定的补贴，而且规定在每一次戏剧演出的活动期限里，每位公民必须有一天看戏的保证。而不应该把文化市场仅仅当成赚钱的机器，让艺术沦为点钞机。

　　市场化是高票价解药

　　中国演出家协会秘书长朱克宁也指出，对演出市场伤害最大的，还有政府对演出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伤害市场自己没法解决，是造成高票价的痼疾。”尽管2008年7月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演出举办单位不得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名义举办营业性演出。但朱克宁发现，各地方政府办演出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个节庆，那个庆典，全国2000多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每年不知道要办多少演出。很多歌手每年几十场上百场演出，其中很少有商演，大部分都是参加政府的演出。政府的演出不是用商业操作，而是一味追求演出的宣传效果、政绩，他们常常会指定要某某演员，一定要把指定的演员请到、舞美一定要漂亮。演员不断参加这样的演出，参加几场后出场费就上来了，而且还有一大堆政府演出等着他呢。这是人为地抬高身价，而且身价上去了就很难下来。”

　　近几年，北京迅速与国际接轨，场租、制作成本和票价等消费迅速攀升，整个市场超前消费，高投入、短档期、高票价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演个三、五场就要收回成本，票价怎能不贵得让人咋舌？百老汇音乐剧要收回成本还起码得连演一、两年。当票价超出多数人的承受能力，市场蛋糕就做不大。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杨乾武认为，缺乏市场竞争是高票价的症结所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降低票价。

　　什么是市场？毫无疑问，文艺产品进入演出市场之后，就具有了商品属性。将演出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每一项演出通过立项、调研、市场分析、宣传、包装等一系列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在最大的范围内体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把演出市场真正推向产业化发展。

　　目前，我国注册在编的艺术团体有几千个，一年的演出收入却只有几亿元。而日本四季剧团一个剧团一年的演出收入就达13多亿元。制约我国演出市场产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体制方面的束缚。直接表现为国有演出团体与民营演出机构能否真正同等准入、公平竞争。虽然现在与过去相比对民营演出机构放开了许多，但不公平竞争仍然存在。实现演出市场产业化、公平化，对打破垄断经营，给大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演出内容和更大众化的演出票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