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头，当下湘商精神之拷问

　　■特约记者 行路南 李建高 赵春 发自上海

　　2010年5月1日到10月31日，声光电令黄浦江上游一块百年轰隆的土地豪华变脸，7000万人口涌进这里，其声势或许只有中国可以办到，但谁真正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讲述着怎样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商帮的富国之梦？

　　一

　　1915年4月9日，一艘名叫“满洲利亚号”的客轮，承载一个新生三年的共和国实业代表团从十六铺启程，驶出吴淞口，途经日本，辗转檀香山，顶峰破浪，颠簸24个昼夜，在大雨磅礴的午后，抵达经历了大地震，又在一片瓦砾中重获新生的太平洋东岸海港——三潘市（旧金山）。这个中国实业代表团由中华民国参政院参政带队，包括上海总商会，工商界、上海教育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等10多人，受到冒雨前来码头迎接的美国总统代表戴维、西美商会会长兹巴克、旧金山市长洛维、巴拿马世博会总理摩尔及华侨、华人的夹道欢迎。当日下榻于三藩市最豪华的宾馆。次日，巴拿马世博总理戴维亲自设宴款待代表团一行。在宴会上，代表团副团长、一位意气风发的35岁新派企业家代替60岁的老团长，用流利的英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至今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仍保存着1915年邀请中国实业代表团的照片）。其后，二个月，代表团不仅参加了三藩市举办的世博会（特地观看了教育馆），还访问遍布美国的26个城市。在“环宫皆碧草，不深而幽，不陋而朴”的白宫 ，代表 团受到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布莱恩的接见。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山，拜谒了华盛顿墓，拜访了68岁的发明家爱迪生与汽车大王福特。1915年三藩市巴拿马世博会中国参加的规模和产品获奖数量都是空前的。近百年来，获奖的商家一直宣传着在1915年世博会获奖的荣耀。

　　35岁中国实业代表团副团长，就是湖南人聂云台，1920年代，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工商界巨子，上海总商会会长。他负责着游美的一切重要的工作，还约请美国棉业专家来华调查，协助改良中国的棉花种植。他的家族曾经代表着湖南人从科举、从军、当官到经商的首次转身，是现代湘商乃至中国民营工商业的发端。他有显赫的家世，其父聂缉规，执掌清政府最大的国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世博会场馆在其原址建立）总办一职达8年之久。1890－1894年出任上海道台，后任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其母曾纪芬，是留着长辫的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的满女。

　　聂云台三岁时，即随父亲聂缉槼来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学习。父亲聘请了江南制造局的科学家傅兰雅的太太劳伦斯教他英文。聂云台十三岁回衡阳老家参加乡试，中秀才。他并没有像外祖父、父亲那样步入仕途，而是自弃科举，跟老外学习化学、电气、土木，然后赴美国游学深造，1904年回国，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1905年，承包由龚照瑗、严信厚、周金箴1888年创办的、已亏损七年的华丰纺织局，使其扭亏为盈。1909年，聂云台以317500两银价，购入华丰全部股份，使其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易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亲任总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曾有过几十年的辉煌，是20世纪初最大的民营棉纺厂，兴旺期资本达108万两，拥有44400枚纺锭，3046名员工，每年出产棉纱37800包，棉布303000匹。1917年，聂云台与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雁荡路办起了中华教育社，任临时干事，还写了薄薄10页的小册子——《大粪主义》。书中说，在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他说，当世之人有四种毒，一是骄傲，二是体面，三是骄懒，四是奢费。这四毒，浇上一瓢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要紧密联系公厕和大楼。老师要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挑粪的人才是最宝贵的人。从家元首到县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洗涮厕所，必须洗刷干净。恒丰的成功，聂云台在工商界声誉鹊起，不久被选为上海棉业公所总理，迎来了他个人事业的巅峰。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换届选举。41岁的聂云台脱颖而出，被推选为总商会会长，接起前任73岁的“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老买办朱葆三。标志着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企业家时代的开始。

　　聂云台上任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商会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组成了财政、交通、陈设、公正等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并健全了商会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聂云台还兴办商业补习学堂和工商图书馆，出版了《上海总商会月报》。1921年他联合张骞、穆藕初、荣宗敬、徐静仁，创办了中国铁工厂，同时，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另外他还创办了恒大纱号、上海纱布交易所、长沙协丰粮栈。聂云台是当时上海工商界的领袖，被“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推许为“工业巨子”。

　　1921年10月，聂云台和黄炎培在上海召集来自17个省150人，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会议历时6天，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的《对内宣言》不仅有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还有停止内战，整顿财政，废督裁军，组织国是会议的要求。这是中国商人与文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政局的公开干预，是中国商人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里程碑。1922年5月，聂云台以上海总商会名义组织“国是会议”，制定了《国是会议宪章草案》，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国家的宪法起草的，头条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国权、省权都做了明确的界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侵害地方权力。这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的宪法草案，尽管未被北洋军阀政府所承认，但在中国宪法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光点。1919年，聂云台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轶事——资助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谈到：“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资本家聂云台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李维汉曾对李俊臣说，他当年赴法也得到上海聂老板300元大洋的支援，得到资助的还有其他人。至于毛润之当初接受章士钊从上海募集的3万大洋，是否有聂云台的一份，不得而知。

　　聂云台对恒丰的革新受到同行和舆论的瞩目。他经营企业的法宝或许令90年后的当下民企都望尘莫及，主要是两条：引进技术与培养人才。1912年他在恒丰改用电动机，废弃蒸汽锅炉，成为中国纺织厂采用电力的第一家。机器的维护、保养，除了专门的技工之外，还特约瑞和洋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技师来恒丰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顾问视察机器的保养、指导修理。聂云台非常重视技术培训，自1909年起，亲自主持了八期培训班，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一度委托南通纺织工学院代办，培养技术工人。被他培养送出国门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在当时的企业界都是大胆的创举。1915年，恒丰的产品16支云鹤牌棉纱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

　　1919年6月，聂云台与王正延、吴善卿、陈光甫、钱新之、李国钦等创办了大中华纱厂。聂云台登高一呼，购股者群起响应。投资从原定的90万两接连跳到200万两，纱锭设备由两万锭接连增至4.5万锭，最后实际建厂投资用去近300万两，但是额定股本200万两，实际到手只154万两。所以大中华从一开工即留下了资金隐患。新生的大中华纱厂处处标新立异，求新，求大，求强，从英国购置了一流的机械设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厂区设在吴淞镇，规模前所未有，堪称中国的模范工厂。

　　1923年，外国资本卷土重来，一战期间中国民族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开始褪色，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同样没有逃脱。市场上花、纱、布的价格接连暴跌，而大中华囤积原料过多，开始亏损。营运资金本来就捉襟见肘，逐渐变得难以应付。上海钱庄和中外洋行组成的银行团不愿再为大中华贷款，在没有营运现金的情况下，大中华只好停工。聂云台力图挽救这个亲手抚养的“宠儿”，然而在市场和政局的轩然大波前，他个人的能量显得格外微弱。迫于债权人的压力，经过近半年的折腾，1924年8月21日，耗资300万两白银建起的大中华终于以159万两白银的低价盘给了粤商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这就是永安纱厂，建国后改为上棉八厂）。聂家投资大中华23万两白银，血本无归，这还不包含垫付公司债息等支出9万多两，共计32万两白银，相当于恒丰资本总额（108万两）的三分之一。屋漏偏遇连阴雨，他参与投资的其他事业也多处受挫，在中美贸易公司有30万两的亏损，中国铁工厂、华丰纺织厂都陷于挣扎之中。

　　大中华纱厂的倒闭，震惊当时的上海滩，是聂云台经商的“滑铁卢”，不仅是经济上的当头一击，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他的实业救国之梦，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家庭中的信誉遽落。华商纱厂联合会总结教训：“大中华之失败，当事者于营业之计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外厂竞争之压迫，供过于求之打击，债主重利之盘剥为其主要”。《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论断：“要是大中华纱厂的开办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发展，则大中华的出售衰落，又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衰落。”

　　1926年，聂云台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华董，此时已心力交瘁，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病中的他已无法在商界穿梭，家族企业交给六弟聂其焜打理。恒丰作为聂氏的家族企业，自1918年聂家划分股份之后，聂云台就把精力倾倒在筹办大中华上，六弟聂其焜出任恒丰协理，大权渐渐转入聂其焜之手，也许这是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此后，聂其焜逐渐成为恒丰和聂家经济活动的掌门人。虽然聂云台还是恒丰名义上的董事长，实际上不再主事，他从实业界的舞台淡出，往日商海风光转眼成庙宇钟声。

　　聂光堃是聂云台的独生子，与表兄俞大维在哈佛大学念书时，同住一舍，皆是音乐和美术的粉丝，周末常常一起去听音乐会。数年后，俞大维任国民党军政部次长，主管兵工署，就请聂光堃帮他管理财务。“八一三”后，上海陷落，国民政府需要从香港采购大量战略物资，孔祥熙指名要聂光堃前去中央信托局香港分公司任职。俞大维起初舍不得放人，临走还关照孔：“临时借用的，以后要还我！”。中央信托局香港分公司的经理孔令侃，并不真正管事，业务都落在聂光堃这个副经理肩上。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聂光堃混在汹涌的难民中辗转回到上海。接下来几年他闭门不出，醉心于油画与小提琴。

　　抗战胜利，国民党从重庆回上海搞接收，因恒丰纱厂有日本人强行参入的股份，也被纳入了接收之列，庞大的聂氏家族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全家老小如惊弓之鸟，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俞大维深知聂家的根底，在宋子文面前帮聂家说情，又加几位企业界的老朋友为聂家讲话，于是，恒丰纱厂又回到了聂家。其后，聂光堃出任恒丰纱厂的总经理，一直到建国后公私合营。

　　二

　　就在聂云台在上海呼风唤雨之时，另外一个书生湘商在中国的北方重镇——天津，悄然投入他艰难的创业，改写了西方讥笑中国“食土民族”、粗布长袍的尴尬。

　　1914年冬天，从日本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的31岁湖南湘阴青年范旭东，冒着凛冽寒风来到天津塘沽，独望浩瀚海滩，盐坨遍地，如缤纷霜雪。但他却内心激动：“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就不是大丈夫”。

　　1915年6月，范旭东集资5万元在塘沽设厂，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第二年，范旭东在渔村里研制出纯度达90%以上的精盐上市，商标名为“海王”，取自《管子》，寓意海王星循环运行，自强不息。久大的入股者颇多，前有梁启超、蔡锷，后有杨度、黎元洪、曹锟、冯玉祥等。久大精盐公司（由景学钤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从日本引进制盐设备，生产的精盐洁白、卫生，质地均匀，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的手工制盐法生产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自明朝以来，全国食盐产销皆由官商媾和，合伙垄断。江淮盐商左右着盐价，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久大精盐公司在中国带来了制盐的革命，也向盐商发起了挑战，很快就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英国驻华公使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堵截盐船出港。范旭东被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绑架，后靠其兄教育总长范源濂找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旭东筹款8万元送去，范旭东才脱险。尽管如此，久大还是在千锤百炼中，曲折成长。1917年，久大精盐销量增加为1.2万担，1923年为4.2万担，1936年达到顶峰50万担。久大公司精盐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久大精盐的突破给予范旭东无比的力量。他马上转战制碱业。20世纪初的国人大多身穿粗布袍褂，色调单一，并不耐磨，要穿上印染布料的服装，是一种奢侈。印染需要碱，而碱非常昂贵。当时以石灰石和氯化钠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制碱技术，属西方专利，绝不公开。而中国纯碱市场被卜内门（Brunner Mond）公司垄断。范旭东曾去卜内门的英国总部参观，英国人嘲弄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吧。然而耻辱激活了湖南人“倔犟、蛮霸”的精神。

　　1918年，范旭东集资40万，和景学钤、张弧、李穆、陈调甫等10余人在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陈调甫与王晓徐在范旭东家里建起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作了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验，制出了9千克合格的纯碱。与久大不同，永利的对手不再是盐商，而是更具科技凶悍力的洋商。1924年8月，也就是大中华纱厂倒闭的年月，永利投入200万元，终于第一次产出成批量的碱制品，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批碱仍是黑白相间的劣质碱，而且4台煅烧炉全部烧坏，全厂一度被迫停产。消息不胫而走，卡内门公司发出一阵嘲笑，苦候数年的股东已无耐心，不愿意再继续这个前途黯淡的烧钱试验。永利未突破制碱技术之前，资金来源一靠久大挹注，二靠银行借款。景学钤向范旭东提出质询，辞去了董事长，唯有范旭东咬紧牙关，卜内门借机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仅限中国人为由谢绝。侯德榜事后回忆：“自民国六年创立永利碱厂起，历十年之久，其间几濒于倒闭者凡3次。”

　　1926年6月，永利碱厂再次开工，历经8个春秋的磨难，终于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纯碱，全场欢腾，范旭东热泪夺眶而出，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然而，残酷的市场竞争还是给永利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范旭东巧妙利用日商三井、三菱的矛盾，与三菱公司达成协议，三菱在日本以低价代销“红三角”牌纯碱，致使卜内门在日本的生意受到沉重打击，到1928年，迫使卜内门（Brunner Mond）与永利达成协议，在日本市场代销永利的纯碱。1936年5月，双方又达成在中国市场的配销协议，配销比例是永利55％，卜内门45％。侯德榜还把制碱法写进著作，公开发行，打破了这一行业的技术保密，让世界分享。由此，1943年6月，侯德榜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0月，他又被选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学会名誉会员。”

　　范旭东还创办了一些重要的事业：1922年的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裕盐业公司，1935年，“黄海”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1927年的静生生物研究所，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1938年的永利船厂，1944年的海洋研究室。

　　三

　　岁月如梭，商海激荡。聂氏家族、范旭东点亮了湘商从摇篮到青春的光荣而艰难的历程。其历史高度一度超越了曾经的晋商和徽商，也超越于同时代的甬商，他们无疑是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兴起的先驱，其跌宕的经营也为今天湖湘子弟以梦幻般的启迪。2010年春夏，当数千万的中国人自然也有许许多多的湖南人如潮水般涌进世博馆，是否记得1915年和1926的世博会，清点当初与聂云台一起游美的民营企业仍然健在的数目，还有像永利纯碱那样的品牌，让“生活更美好”。或许没有人甘愿去做那样的 “自愿者”。

　　就在世博会结束的前一个月，2010年9月27日，由湖南省驻沪办事处主任杨次伟、副主任伍登国率领的上海湖南商会37人代表团在张家界进行了2天考察，签订了不少援建乡梓的备忘后，接着参加了9月29日—30日，在“桃花源”的常德隆重召开的2010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第四届湘商大会。就在此时，“巴比劝捐”的旋风掠过北京、深圳、长沙。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湘商大会是湖南省委、省政府举办的重大经贸活动，已经先后在长沙、岳阳、湘潭成功举办三届，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次湘商大会有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客商、央企代表团、湖南异地商会代表团等共计61个商会代表团共赴盛会，参会嘉宾达3200余名，为历届之最。为期两天的盛会，除了开幕式“湘商之歌”文艺晚会、重大项目签约、湘商代表座谈会、湘商财富论坛、成果发布会等湘商大会传统议程外，还增加了魅力常德城区游、湘商银企洽谈会等主题活动。特别是湘商银企洽谈会，由省政府领导亲自策划精心筹备，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异地商会与在湘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对接合作，促成一批商会与银行、企业与银行签署的授信合作，增添了大会的专业性和实效性。会上,还颁发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湖南异地商会兴湘贡献奖”，奖励对湖南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商会。伍登国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除西藏和山西外，全国各地湖南商会，共计127家，位列全国第四。”他自描式地陈述，勾画出了蓬勃崛起的湘商。

　　2008年10月9日，长沙远大空调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全球合作伙伴”，据说是全球合作伙伴中唯一的中国民营企业。2010年10月24日，远大空调集团在世博会其展馆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长张跃宣布，计划在黄浦江畔建造一座高666米，地上200层，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可容纳7～11万人的“空中城市”，集住宅、办公、餐饮、商业、影剧院、学校、医院等社区功能于一体的大厦，将为世界第二高楼。1999年，他驾驶自己的私人公务机，参加在浦东举办的《财富》论坛。最近几年，这位“梦想有多远，心就有多远。世界有多大，我就有多大”的老板在各种场合宣讲低碳，出尽了风头。10月28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在上海发布，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集团梁稳根以394亿元列第三位。被誉为“湖南首富”的他一直远离媒体，一贯低调。他生在涟源市茅塘镇一个山村。从贩羊失败者让父亲拿着扁担追着要撵回洪源机械厂的穷小子到至今身家百亿，他走了18年。（2006年，律师何绍军带领上海东方雨虹，相继成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最大防水项目提供者。）湘商在复兴、崛起，或许不过十年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商帮。可是，曾经在上海的湖湘光辉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渐趋暗淡。

　　四

　　今天，漫步在浦西世博会场馆区，已无法鸟瞰湖南人曾国藩及其门生安徽人李鸿章的“洋务作品”——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夏，一片荒芜滩头，开建亚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在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第一艘机动兵轮、第一磅无烟火药、第一门工业火炮和第一炉钢、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自行设计的远洋货轮和第一艘航天测量船。当初有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和炼钢厂等16所分厂及房屋2000余间，周边建起一批民族工业及新式学堂，修筑了铁路和公路。港口货运繁忙，人烟密集，成为上海华界兴旺地带。

　　沿制造局北行，当初制造局路102弄是1886年建成，面积达2885平方米的湖南会馆。顺昌路221号是成立于1916年的湖南旅沪同乡会、湖南旅沪子弟小学。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上海制造局开除湘籍工人1000余人，湖南会馆即雇华盛轮将失业工人护送回乡。民国20年8～9月，长江流域大涝，湖南会馆、苏州集议公所、浙绍永锡堂、瞿真人庙等都辟为临时收容所，收容皖、鄂、赣、苏难民数千人。民国24年，湖南难民140余人途经青浦，发生纠纷被殴，死55人，伤29人，同乡会坚持诉讼，终使主凶王宪章受到惩处。民国34年，大批伤残军人复员后流落沪地，湖南等同乡会以会馆无偿提供居住，并介绍职业或护送回乡。会馆与同乡会对乡胞急难多能挺身，诸如介绍职业、提供食宿、救济急难、代申正义等，对社会上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亦能援手。湖南会馆还附建有奉祭已羽化升仙的瞿飨苓的瞿真人庙。民国年间庆祭活动渐趋改良，袁世凯倒台后，湖南会馆和瞿真人庙中增奉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湘籍革命家。会馆与同乡会举办医院、学堂等公益事业，经费主要来自商号捐募，为使经费保值并解常费缺用之困，二三十年代开始参与房地产等经济活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湖南会馆、瞿真人庙曾作临时难民收容所，并为革命进步活动提供场所。1940年代后期，湖南水旱虫灾，同乡会奔走呼吁，促成上海湘灾急赈委员会的劝募。1920年,湖南旅沪同乡会在霞飞路创办的《天问》周刊，是湖南人的精神高地。冬风呼啸，长街，人海茫茫，湖南人这些“纪念塔”皆在城市的拆迁中，淹没在高楼下,无处寻觅。

　　沿江而下，陆家嘴对面的杨树浦，聂家捐地而建的聂中丞华童公学，已易名市东中学，晚出早归的少年，是围墙内四季来往的客。隔壁不远的聂家花园，宛若一位耄耋之年的孤老，穿戴着斑驳的红砖、青瓦、木窗的外套，没有玫瑰、茉莉、金鱼的陪伴，流落街口，在寥落的星辰下，自语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其音之静，似桐叶飘江。1915年，聂云台在教会受洗。老太太曾纪芬受三子聂云台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每周在虹口景灵堂做礼拜，和宋子文、宋美龄之母倪桂珍是教友。宋美龄就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1923年，聂云台的妹妹聂其璧与康乃尔大学毕业、时任上海交大教授的周仁结婚，宋美龄作伴娘。聂云台晚年告别了一帮洋朋友，成了一名虔诚的居士。同时他是托尔斯泰的忠实信徒，翻译了《托尔斯泰传》，著有《勤俭救国说》的小册子，译出了《无线电学》。而其母曾纪芬一直笃信着基督。母亲在楼上接待牧师，聂云台则在楼下接待居士，他们各信各的教。聂云台的四弟聂其炜，在聂家开创恒丰之初，与聂云台共掌家业，因不愿屈尊于兄长门下，退出了恒丰。辛亥革命后，聂其炜受实业巨头孙多森邀请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孙多森其时身兼安徽都督，政务繁多，中国银行的日常行务，实际由聂其炜主持。1915年底，聂其炜因顶撞袁世凯退出中国银行。1916年，孙多森在天津创办中孚银行，亦请聂其炜出任协理。后来，聂其炜到回上海，日本占领租界时，他不愿为日本人效力，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城市隐居”。

　　湖南人一日三餐，辣是必不可少的佐料。湖南人的血液里流淌着颠覆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火辣的力量，从衡阳人王船山以来，湖南人一直走在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曾经让沉闷的中国旧貌换新颜。然而，风云聚散，“全球已经变暖”，而现代企业家的行为并不是怒发冲冠军人式的“火气”，更不是诗人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而是十足的冷静，甚至是卧薪尝胆的隐忍，是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今天，一少部分湖南人一旦离开湖南，反过来对湖南大加伐跶。可能会还有些则磨光了自己的菱角，被同化在他乡的群落。然而，几乎所有的湖南人，期待着重铸湘商的辉煌。与时俱进，湘商登顶之路在哪里？

　　曾国藩曾经大力翻印王船山的著作，秉烛夜读。王船山是宁可饿死茅屋，不留长辫、至死不投清的南明思想家。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那年首届世博在伦敦开幕。翌年，曾国藩在衡阳练兵，对太平军大开杀戒，从此发迹，一生不剪长辫，做清廷的奴臣。他立志以“洋务”抬轿“主子”。他死后40周年，他的湖南老乡李燮和与一个浙江人陈英士带领一队人马让他的作品一夜之间易手，主子的大厦轰然倒下，或许是他没想到的。

　　历史是如此的诡异，聂云台、范旭东那个年代刚刚点燃的湘商星火，并没有在其后的30余年在神州大地形成燎原之势，而是被文化大革命的“一勺大粪”浇灭了。1950年代的“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等一场场狂风暴雨，无不时刻摇曳、敲打着这个昔日上海滩的名门望族，聂家逐渐挤压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家族，陷入深深的无奈。

　　性情直率坦荡，事业之外，几乎没有爱好的范旭东，终因积劳成疾。1945年10月2日，突患恶疾，二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正在参加重庆和谈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中止会谈，同往沙坪坝范旭东的家中凭吊，一时国共达人、文人雅士纷纷撰文褒扬。蒋中正挽联：“力行致用”，平实而准确地刻画出了范旭东的一生。毛泽东亲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可是，1949年后，与聂家的境遇相同，“久、永、黄”集团公司被公有化，范旭东随后也批为“反动资本家”。国人逐渐只知道侯德榜和联合制碱法，却淡忘了这背后的最大功臣、纯碱一词的创造者——范旭东。毛泽东以另一种方式，淋漓尽致地运作了聂云台的大粪主义。

　　为什么150年间的中国复兴企业家救国的道路突然断裂？为何郑和的船队没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何阿房宫化为废墟、黄土？为何神秘的张家界已不见“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湘情？为何在台州章安，朴实的村民守护着关公庙，岁岁年年为云长过生日，比春节还热闹，八百年未变？巨大的问号，如同套在额头上的紧箍咒，是每一个实践中国梦的企业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阶层）不管多么强大，如果缺失德行，就无法控制欲望的贪婪，会把“隐形利剑”挥舞至极，盘剥弱者的领地，使其饔飧不继，家园荒芜。而未被烈火烧尽的草根一旦重生，必将篝火狐名，伸出无数的荆棘，刺破践踏他们头骨的铁骑。

　　1978改革开发的飓风，从南海边经过30年，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工商业顿时沸腾。几乎每一个省都有了自己的企业家组织——商会，并向异地如同撒种一样扩张试图竖起自己的商帮旌旗。而独立、自由、开放的程度，社会的影响力、为会员提供的资讯、服务及帮助良莠不齐，有些不过是迎接节日的几桌饭局。一个商帮的真正崛起，是与文化伴生而成长的，不是靠一两个大企业或老板在江湖的一夜成名，更不是盖一座“迪拜塔”，让“食客”在媒体上吹捧。它是拉动整个群体富裕的互动，不是富一代、富二代就可以完工，需要群体的、心灵上的共同认知，形成一个恒久不变的精神图腾，一代一代最少五百年的传承。它像悬挂苍穹的暗物质，肉眼无法看到，但确实存在。仅仅金钱“肥胖”而缺少精神文化的商帮是畸形的，注定在时局和商海的大浪夹击、洗涮中，溺水、夭折。

　　犹太人怀揣一本《摩西五经》流浪世界各地，一千年后依然复国，恢复了古老的希伯来语。1200年前，在怛逻斯击败唐军的阿拉伯后裔——迪拜人手捧《古兰经》，穿着宽大的衣袍，让波斯湾海滨沙漠小镇变成绿洲。在聂云台、范旭东的时代，进行着苦行生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举起同一种语言、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民族的大旗，成就了今天崛起的印度，其后，获得了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南非曼德拉的呼应。曾经的晋商、徽商、甬商，各领风骚近百年，今天粤商、闽商、浙商先得海岸之春风。湘商靠什么？是屋内桌前的财神？还是靠发端于三湘烟雨中在商海洗礼磨砺，历久弥新的精神？留给子孙是黄金万两，还是五谷丰登的土地？

　　当初范旭东办盐厂，在他内心深处与其说是办一个企业，不如说是开始一个有巨大实用意义的实验。在他看来，现代工业就是建筑在科学研究之上的石头，冰冷坚硬，经不起世事推敲。只有科学是可以传诸久远的。范旭东身上强烈的科学家属性甚至压倒他的企业家属性。1936年8月，范旭东批评旧式实业家：“羡慕近代工业繁荣的情绪有余，这繁荣究竟是建造在什么基础之上，却无暇计及，毕生事功，无已浮萍，不待人亡，政已垂息”。侯德榜说：“先生为公司元首，居总经理之位若干年，不支薪俸，最近始支公司每月四百元之薪金。”《淮南子》曰：“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范旭东力行了墨子精神。

　　1943年，聂云台因骨结核截去半腿，历尽成败沧桑。就在1942年到1943年病魇中他撰写《保富法》，在《申报》上连载：“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数日之内，捐入《申报》设立的“读者助学金”的金额就达47万余元。这一个曾经站在中国工商舞台中心的企业家的反思——《保福法》，一万三千字，非鸿篇巨著，为何如此有魔力？字字皆从肺腑出，是“矩之道”的延伸。

　　鲜活的言语或许比厚厚的钞票、豪宅更弥足珍贵，有耳则听，用心而悟，这就是历史的回声，贯穿天地。不然先富的企业家无论捐款多少，都像汶川地震时一样，成为“仇富者”讨伐的对象。成为11·15大火无语的哭泣、草根的忧虑。衡阳人王船山云： “奢、俭俱失中，而奢之害大。……俭勤者，美行也；贪暴者，大恶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俭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而不知足而必贪。”，“国之贫，皆贫国之臣使之然也。贫国之臣有二：一则导君以奢者，其奸易知也；一则诱君于吝者，其奸难测也。诱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贫告民，而使为我吝，君一惑之，则日发不足之叹，言之熟而遂生于心，必不以帑藏之实使其臣知之。君匿于上，奸人乃匿于下，交相匿而上不敌下之奸，浸淫日月，出入委沓，且使其君并不知有余不足之实。猝有大兵大役馈饢赏赐之急需，皆见为不足而吝于出纳，而国事不可言矣。”不知湖南的觉悟者，今天的活蹦乱跳的浙商、粤商、闽商乃至各路商帮，在觥筹交错、与官拥抱、一掷千金、放言高台的黎明，会对聂云台、范旭东、枕前反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