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林 专栏之 北大“空降兵”蒋梦麟1
作者:民国文林,夫妻,姓名隐,律师行业,民国控,写作者,著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民国范儿》等。
“五四运动”当年,在偶然且极其错综复杂的因缘际会下,蒋梦麟“空降”北大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他低调行事,腾挪闪移,迅速在北大立足掌舵。此后任职校长二十多年间,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维持和提升北京大学学术和文化命脉,成为至今北大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
无论是五四学潮,还是挽蔡运动,都不简单是一场爱国运动,背后的各种激烈利益之争,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使得蒋梦麟的“空降”充满了无数偶然、变数和玄机。
如果将当时的北京大学看作泛化的“公司组织”,那么蒋梦麟就是一个成功的“空降兵”。这一篇我们聚焦“空降”前的复杂格局和“空降”计划的酝酿,下一篇我们将关注“空降”如何实施以及蒋梦麟到地面后如何站稳脚跟。
蔡元培身处漩涡
“五四运动”之初,大多数名人是缺席的,毛泽东、鲁迅、陈独秀、孙中山、胡适概莫能外。五四当晚,胡适与蒋梦麟在蒋家把酒言欢,二人对北京发生的集会游行毫不知晓。第二天吃早饭时,蒋梦麟才从报纸上阅读了学生游行的简讯。但此刻蒋梦麟一定没有意识到,这场不断燃烧的运动将会使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的转变。
而有些人从一开始便身处漩涡之中,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学生被捕后,他当即奔走游说北洋元老孙宝琦、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同时组织校长团,不停向北洋政府施压求告。但当学生如愿得到保释后,蔡先生出人意表地主动辞职,次日即离开了北京。他留下了一则令人费解的启事,其中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意为:一匹好马,被路旁的看客不停地鼓掌喝彩,骑者不停地加鞭,结果跑死马。)”
蔡元培没有料到,他的出走引发了一场场“挽蔡运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间,示威游行席卷全国,各种团体、组织、势力纷纷浮出水面,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物以及社会各色人等都参与进来。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蔡元培在校长去留的问题上态度几番反复,这其中大有深意,既是作为前北大校长对北洋政府的特定抗争方式,更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错综交糅的人际关系冲突的体现。
北大内外的门派人事之争
先从北大内部说起。北大内部的斗争由来久矣,但它并不如外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新旧之争,这其中还夹糅着门派之争与人事斗争。
五四前后的北大主要有四个派别:一是章门弟子,即章太炎门下的弟子,有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马裕藻、朱蓬仙、沈兼士之众,蔚然成风,势力颇大,实际掌舵人则是沈尹默(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心思深沉,被人称为鬼谷子)和马裕藻。尽管章门弟子在赶走前北大校长严复手下的桐城派上高度一致,但他们的内部也分左中右三派,积怨颇深,有人甚至用“矛戈森立”(马叙伦语)来形容其中的纠葛;二是胡适、陶孟和为首的英美派,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当时资历尚浅,植党未深,实力尚不能与章门弟子相颉颃,五四前在教务长的选举上还曾被沈尹默暗中挤对过一次;第三派是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他们的势力在五四后还会不断地壮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第四派则比较神秘,被胡适称为“温州学派”,其代表人是汤尔和与马叙伦,他们同是温州大学者陈介石在养正学堂的弟子,互相还拜了把子,结契甚深。汤尔和虽不是北大教授,但由于善用权谋,心思蜿蜒,颇得蔡元培倚重,而马叙伦人脉很广,和章门弟子中的许多人关系亲密,二人又都热衷政治,因此在北大许多重大事务上颇具影响力。四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合作,直接影响了北大后来的走向。
北大学生里,也非铁板一块。既有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早期领袖,也有张国焘、段锡朋这样的后来居上者,还有一些支持旧派的学生,以及部分拥护政府的学生。但总而言之爱国学生势力最大,可以压倒一切。一次一小撮学生试图迎接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校长胡仁源,但很快他们便遭到爱国学生的制裁,胡仁源也因得到学生的警告,而终不敢赴任。
再说教育界。他们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北京教育界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矛盾上。江苏省教育会的实质不单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在东南方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佬主要有张謇、黄炎培、蒋梦麟、沈恩孚诸人;而北京教育界主要由浙江人把持,他们担心江苏省教育会趁乱跑马圈地、扩大教育势力,对江苏省教育会的防范之心很重;教育部在五四期间经历了从傅增湘到袁希涛再到傅岳棻的几辞几就,除了军阀间的暗中争夺,也和江苏省教育会与北京教育界的争斗不无关系。
政治势力间的角力则更加复杂。首先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把持了中央政权,但地方直系军阀如吴佩孚则通电全国,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到运动后期也推手运作,上海的工人运动在帮会的领导下一波高过一波;即便段祺瑞的地方嫡系卢永祥、张敬尧也纷纷转向支持学生运动,向段祺瑞施压。各方政治势力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北大这块文化舆论高地。他们的参与使挽蔡运动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经过上述的条分缕析后,我们可以挖掘到的是: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后期,作为焦点之一的蔡元培去留问题,从表面看仍是爱国主义、反抗北洋政府的诉求,但暗流里却涌动着各种权力之争:学校教员间的学风之争、门派之争、人事之争;南北方教育界的教育资源之争;教育部长的权力之争,以及政权内部的军阀之争,直至革命派的颠覆政权之争。
让蒋梦麟做这个代理人!
“五四运动”以北洋政府的妥协告终,为了平息事态,各方面一直竭诚呼吁蔡元培重返北大。教育部长公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章门弟子沈尹默、马裕藻也劝说蔡元培尽快北上复职。胡适先前也来信就公论公地批评了蔡元培不应将教育规划半途而废,蔡先生颇以为然。而北大学生代表、教育部秘书也纷纷南下,游说蔡元培。但张元济却来信劝蔡不要回去,理由有三:“一,政权必归安福系,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这三点都是肯綮所在,不由蔡元培不再生踌躇之心。
这时,蔡元培一直倚重的温州学派的汤尔和站了出来。汤尔和发挥他善于做策士的长处,运筹帷幄,体察微毫,为蔡元培想出了一条计策:选个代理人去,让蒋梦麟做这个代理人。
现在看这条计策,无论从哪个角度,似乎都是一条锦囊妙计:
就蔡元培来讲,他确实需要找个代理人:一,投石问路。虽然这次学潮以北洋政府妥协告终,但接下来谁能保证他们不秋后算账?所以不如先派一个人过去探探风声;二,先前蔡元培明确表达不再回去,而且还屡次以胃病推托,如果当即回去,无论言辞还是面子,似乎都过不去。
而蒋梦麟也是这个代理人的不二人选:一,蒋梦麟既是蔡元培的同乡,又是蔡的学生,是蔡可以信任的人,且其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杂志,里面的宗旨完全遵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蒋去北大也一定会捍卫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二、蒋梦麟颇得孙中山激赏,此举想必也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三,“五四运动”后,学生必矜然自喜,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而蒋梦麟本是教育学博士,长于教育和事功,可能维持学校纪律不堕;四,蒋梦麟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人,蒋进入北大,必将得到江苏教育会的大力支持;五,蒋梦麟为浙江人,北大的浙派学者占大多数,他不会立即受到排斥;六,蒋还是北大新派教授胡适的好友、同门师兄,且政治主张、教育理念相同,所以蒋同时也会受到新派学者的欢迎。
工于权谋的汤尔和选择蒋梦麟,除了真心协助蔡元培,想必还有对己方利益权衡的深思熟虑:一,蒋梦麟非北大内部的任何一派,这样正可以制约与平衡北大各派;二,借重江苏教育会的势力,为其所用;三,汤此计解决了胶着状态,化解各方矛盾,可谓奇功一件,方便其今后继续在幕后操纵北京教育界。不过世事难料,汤尔和后来懊悔道“留蔡助蒋真乃孽障”,这大概出于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言的。
接下来,汤尔和准备就此方案与蒋梦麟单独会晤。而此时的蒋梦麟正积极劝说蔡元培北上,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生轨迹,在与汤尔和晤面后,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