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公司首任董事长洪武皇帝精明强干且师心自用，他居然在公司的权力架构中，取消了总经理的位置！然而严酷的事实是：不是所有的董事长都是称职的总经理。(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洪武帝之后的大明公司董事长们，只好偷偷摸摸在后院里雇几个帮工捉刀，这就是内阁大学士。尽管大学士们对企业的体制问题了然于心，但却无计可施，谁叫他们只有捉刀权，且还有不是一条道儿上的公公们内斗牵制。直到泼天大胆的张居正出现。

　　为实现公司利益，满怀职业经理人责任感的张居正不惜游走在公司正统体制之外，结好阉党，架空皇权，将最高权力悉数集于己手，从而推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

　　然而这种“越轨”式的成功，已经逾越了大明公司企业文化所能容忍之极限，从而使张在死后遭到清算，公司的权力架构也从此失衡。

　　当张居正于1572年坐上大明首辅位置的时候，大明朝这头老恐龙已活了两百零四岁，正晃悠悠蹲在历史崎岖的山道上拼命喘息。

　　开创大明帝国的洪武皇帝，除了给子孙们留下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还有一套相当折腾人的“洪武体制”：低效率的财政体系与不稳定的货币政策相互干扰，让大明朝空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却无从兑现，从而在与瓦剌、鞑靼等国际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

　　此前两百年中，并非无人意识到“洪武体制”的问题，但即便是精明强干如夏元吉之辈，也只是对糟糕的货币体制略加修补，而不曾真正跳出洪武爷划下的圈子———因为深谋远虑而又小家子气的洪武爷，在“洪武体制”上又加设了一把大锁。不打开这把锈蚀的保险锁，谁也无法对他早在两百年前就预设好的帝国程序稍加修改。

　　这把大锁就是相权问题。

　　大明公司的权力组织架构

　　汉、唐以来，皇权、相权与民权历来分离制衡。皇帝虽贵为天朝公司的董事长，但却无权干涉具体行政事务；而相当于总经理的宰相虽掌握行政权，却又须由皇帝考核任免；从原则上讲，董事长与总经理都要受到股东代表的监督，这就是台谏。汉、唐之为盛世，就得益于这种三权分立、彼此监督制衡的政治构架。

　　但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往往更喜欢自己大包大揽。于是宋太祖便将台谏诱导为只监督宰相而不能监督皇帝，而明太祖则更进一步，在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事件为由头废除了相权，改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就形成了传说中的“独裁”局面。

　　然而这些好“独裁”的太祖们虽精力旺盛、头脑过人，却不能保证他们的子孙都是同样卓有效率的工作狂，董事长长期自兼总经理的权力构架显然不可维系长久。

　　自永乐之后，大明朝的皇帝便逐渐开始偷懒——— 这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的新董事长甚有自知之明，每每自己跑到御花园去享受生活，却安排几个能干的各部尚书，以二品大员之尊兼代一个五品的内阁大学士头衔，轮流坐到内庭阁子里帮他阅览公文，并起草处理意见。这些入了阁的部门主管，遂堂而皇之地兼任起董事长的业务秘书来———这虽勉强弥补了相权的缺失，但却偏还差一个名分。

　　而这个名分正是问题的关键处。部门主管虽兼了董秘，但说到底他只是董事长私人的业务顾问，仍不是可以直接拍板的总经理。所以他拟定的意见，最终还得由董事长签批盖章后，才得施行。

　　可朱董们总是私务繁忙———他或者要去豹房潜心修炼，或者要去大同幽会民间少女，或者要沐浴斋戒为全国人民祈福，总之是难以分身。他遂又把签玺之权扔给了生活秘书司礼监。

　　就这样，身残志坚却只是粗有文化的公公们，一旦以生活秘书身份转而替董事长捉刀掌印之后，就有了给状元榜眼出身的兼职董秘们小鞋穿的权力。

　　大明朝的最高权力经此一番分割倒手后，就变得极其有趣起来：生活秘书客串了董事长，部门主管则客串了总经理，整个帝国的权力架构生生变成了一套“临时工负责制”———偏生这帮临时工们，在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上，还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由于董秘们坚持清流传统，宁可委屈屁股惨遭廷杖，也绝不与公公们妥协勾结，所以两个秘书处的关系自然恶劣，兼之又有职权彼此牵制、奖惩全面模糊的组织构架缺陷，内斗尚且不遑，帝国的体制改革又何从谈起！

　　“总经理负责制”变相建立(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至隆庆驾崩，万历以十岁冲龄入继大统，两大秘书处皆欲趁乱揽权，本朝政治立刻出现空前危机。

　　时任首辅高拱欲趁皇帝年幼之机增强阁权，遂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司礼监二把手)升任掌印太监(司礼监一把手)过程中存在猫腻为借口，企图驱逐冯保，进而削弱司礼监对内阁的掣肘牵制。

　　但冯保也非善茬，他凭借太后的宠爱，声称高首辅对十岁孩子做皇帝无信心，从而引起太后对高拱的不满，将其驱逐出京，最终以外衍版的皇权压倒了阉割版的相权———生活秘书凭借与董事长的深厚私谊而压倒业务秘书这事儿，在大明朝既不是空前，也不会绝后。

　　张居正就是在此乱局中，代高拱出任首辅的。在增强阁权的态度上，张与高并无二致(业务秘书处长期以来的梦想，就是撇开生活秘书处的掣肘，建立全面的总经理负责制)，但在具体手段上，他汲取了高拱硬碰硬失败的教训，转而取以柔克刚之法。

　　为了获得司礼监的支持，张居正不惜牺牲个人声誉，对司礼监一把手冯保大搞统战工作：冯想在故乡建豪宅，张即指示地方官代建；冯自建生圹，张即亲作一篇肉麻无比的《冯公寿藏记》奉上；冯为向佞佛的李太后献媚，先后建承恩、海会、东岳、慈寿、万寿等寺庙，张便每处来一篇吹捧的碑文；冯引用私人，张即指使己仆与之结为兄弟，藉以联络感情；冯北郊郊祭，竟僭越礼制北面拈香，张亦熟视无睹……

　　有明一朝，以首辅之尊而深结于阉宦者，唯有张居正一人而已。

　　这种屈尊结好公公的做法，尽管为当时清流所不齿，但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对张首辅的示好，冯掌印亦投桃报李，欣然将司礼监掣肘监督内阁的传统职能“挥刀自宫”。在张此后十年的执政中，司礼监与内阁一直保持着同穿一条裤子的亲密交情——— 这是大明历史上，两大秘书处从未有过的和衷共济时代。

　　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而通常代皇帝行使审核拍板权的司礼监又主动弃权，内阁这个业务秘书处所拟定的一切施政计划便无人可驳，言出则行——— 也即是说，张居正通过钻体制空子的办法，变相地建立了总经理负责制(相权)。

　　架空董事长的绩效考核体系

　　然而张居正之所以为张居正，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推行一场伟大的改革，他甚至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必要，这位自诩忠臣的首辅甚至可以架空万历皇帝。

　　为了提高政府机关行政效率，张居正大力推行“考成法”，即执行落实到具体人头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 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说这“考成”本不是什么新创意，《大明会典》中早有成文。既然是按祖宗成法办事，怎么还会引起非难？且看看原流程和张居正修订后的流程有啥差别。

　　《大明会典》原流程如下：各部门定期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一式两份。一份投交司礼监转呈董事长，一份留各部门纪监办(六科给事中)备案。董事长接到各部门工作计划后(司礼监转呈)，如果自己有把握，即刻就可批改回文。若他吃不准深浅，便会找业务办公室(内阁)咨询一番，然后通过“内阁商讨议案-皇帝批改备注-司礼监印玺发文”的流程反馈给各部门。

　　若各部门不能按期完成计划，纪监办(六科给事中)就有责任向董事长(还是通过司礼监转呈)打小报告弹劾。而董事长则视情况予以惩处。显而易见，这套考核流程的事权全在董事长。但若董事长偷懒怠工，由他主导的绩效考核自然就形同虚设。这就是张居正之前两百年的大明行政状况。

　　有鉴于此，张居正乃修改传统的督查考成流程，将各部工作计划呈司礼监转皇帝一条，修改为直接呈内阁审批备案。六科给事中监督各部，而内阁则担负起监督六科给事中之权———也即是说，内阁再无须躲在后台坐等皇帝咨询，而跑上前台亲自唱起主角来。

　　由精明强干的内阁所主导的绩效考核效果，显然超过了皇帝自为(皇帝和通常为他代庖的司礼监，其实都不是绩效考核的专业人士)。但如此一来，“考成”事权就转入了内阁之手，一向怠工而又从不辞职的皇帝则被架空。

　　在事权统一，行政效率大为提高的基础上，张居正乃得顺利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改革。自洪武以降一直动荡的货币政策、低下的财政效率以及早已朽不堪用的卫所兵制等诸多问题，皆得到革除或改变，直到万历中后期“三大征”，财政上仍依赖于张居正时代的积累。大明公司的经营状况遂为之一振。

　　“越轨”的代价

　　但无论张居正有多少辩白的理由，这种公然篡夺皇权的越轨行径，在当时遭到了台谏的一致恶评———在时论看来，这不啻于内外勾结“盗弄”皇权，欲将皇上置之何地？

　　如万历四年，辽东巡按刘台便上书弹劾张居正，理由是：本朝因洪武爷明令不设丞相，而张居正自为首辅后，竟敢大大咧咧地以宰相自居，这把祖宗之法置之何地？张居正设立的考成法，更是以内阁直接监督整个官僚体系，今后朝臣们是怕张居正还是怕陛下您？张居正这是赤裸裸地胁迫朝臣对他唯命是从啊！

　　由于大明朝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以董秘身份而大包大揽的张居正，对刘台的批评确实无可辩驳。他只得找皇帝诉苦求援，承认自己确是“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然而为了公共利益不得不牺牲私人名誉，暂时“专擅”一下皇权，希望获得皇帝的谅解。

　　年幼的皇帝斯时的裁决是：“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军棍充军。”这一年，万历只有十四岁，他暂时还抛不开张居正这根拐杖。

　　然而再过几年呢？

　　这个因为被张居正抢走法定岗位而无事可做，只好躲在后宫“专精神以广圣嗣(张居正在奏章中声称皇帝最该干的正经事儿)”的年轻人，如果偶尔还多干了点什么荒唐事，就会被太后扔给一本《霍光传》读———就是那位把一个为非作歹的皇帝废为昌邑王的西汉首辅的传记。在叛逆期里被成日价指导着读这种书的万历，会有怎样的读后感？(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所以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他所构建的政治篱笆墙便全面崩溃，各种攻击舆论纷纷涌现。张死后六个月，他的政治搭档冯保即遭万历抄家。再过三个月，万历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谥号，其子锦衣卫指挥使张简修被斥为民。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万历十二年四月，皇帝再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一向奉承张家的荆州府、江陵县两级地方官积极把握政治风向将功赎罪，亲赴张府封门查禁，据说是为了严防财产转移。张家子女被吓得躲入空屋不敢出门，等抄家钦差到达启门，张家已饿死十余人。

　　终万历之世，无人敢为张居正平反。

　　马基雅维利悖论践行者

　　尽管张居正主张讲法治，观其所为也确系以天下大利为重，但他公然违反了大明公司的组织原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所以无论其初衷是什么，张的“违法”行为已经超越了大明企业文化所能容忍之上限，招致一场清算是必然的。(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居正这场超出既定体制之外，而又不敢独树一帜另建新体制的改革(那就是与“洪武体制”的彻底决裂，这却又是改革家所不敢为的)，还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虽然彻底清算了张居正，但骤然接过帝国舵盘的年轻皇帝，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力不能胜———张居正的成功，让皇帝一度觉着天下也不难治，所以张居正一死，他便过河拆桥，但几年下来就退缩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回归传统：继续保持部门主管入阁兼任董秘理事的惯例，但却没有恢复司礼监的监督审核权(在过去的十年中，冯保所辖的司礼监已把自己的这一功能彻底阉割干净了)，改把无所事事的公公们外放开矿监税。

　　帝国的政治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历来为廷臣所诟病的“阉党之祸”不及于朝堂而散处江湖之远；由于失去了最终裁判者(皇帝怠工，公公下岗)，业务秘书自身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渐引发党派山头之争，转而成为帝国政治的头号问题。从此政治秩序的反复调整导致朝堂内讧不绝：司礼监重新上位与内阁的夺权之争，被预定到了天启年间；而廷臣之间的党争，则一直延续到了南明覆亡……

　　张居正是马基雅维利悖论的践行者———为了公共利益，他不惜采用书呆子们最忌讳的手段，用与阉党建立私人友谊的办法，求取其不予掣肘的允诺，打破了大明皇帝以阉党和阁臣相互制约的潜规则，从而使最高权力全数集中于自己手中。为使自己能够放手进行一场全面跳出洪武体制旧圈子的改革，他甚至不惜以架空董事长万历皇帝的“越轨”行为作为代价。

　　体制外的“越轨”已经孕育了原罪。而张居正仅凭个人灵活手腕推动改革，打破了阉党和阁臣之间的制衡，但却没有从制度上彻底确立有效的成规(阁臣主政的宰相负责制)，更是令其人亡政息、清算相继成为必然。张居正以其个人的牺牲，换取了一个王朝的一度中兴。他的改革，虽然在经济制度上让大明重振雄风，但却造成了权力构架的失衡，造成了大明自万历以下的政治动荡。万历之后，大明朝的政治问题其实是对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调整。

　　作者介绍

　　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