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岳南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值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系列报道“百年清华”，以全面、深入探讨清华大学100年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系列将分“独立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三篇，分述清华的历史、人文和学术成就，力图彰显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16字校训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教育的可贵意义。

　　转眼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岁寿辰，而曾经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也已近八十年。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师生们的身影也在朦胧的荷塘月色中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留在校园和学术界坚实的足迹仍清晰可辨，历久弥新。大师们所显现的人格光辉，与点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后学继续向着前方的路走下去。

　　群英荟萃清华园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

　　按通常流行的说法，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四大”没错，但以为整个国学院的导师只这四位那就错了。清华国学院终其一生，称为导师者共五位，除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西北郊外的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自此，中国教育史又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 1924年初，随着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清华学堂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一 一聘请。很快，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 或“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年轻的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骏马中的“赤兔”，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出神入化之奇境。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概地说道：“1919九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Cambridge区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卖淫之生活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的为人为学与人格品行，此话当是出于真心仰慕之情而发之。

　　学成报国的年代

　　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活口的问题。

　　那个时代出国留学者，无不抱着“科学救国”的历史使命，而这一使命感也就自然渗入清华的血液之中。李济的成长历程恰恰能反映出20世纪之初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心路。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入书房师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据李济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喜欢打闷棍，所以他（李济）现在虽说记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次块垒。”这些故事是当年李济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告诉张的，张听后觉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认是一种事实存在。1907年，李济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在著名中学——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关于这一人生转折，用李济后来的话说“等到清华招考的时候（也就是宣统二年），虽说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进洋学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们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个，并且我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进清华还是在前清的时候。进了清华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虽说政治上起了变动，清华并未停课，秋天我仍然进了学校。”

　　到了1918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李济结束了八年的清华学习生活，以官费生的身份，悄然无声地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放洋”生涯。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和自费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还有一个筹备造反事宜的职业革命家汪兆铭。当然，坊间名气最大者应算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著名诗人徐志摩。

　　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与徐志摩等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关系极为密切。李主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并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1923 年，李济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完成。此著根据111个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质，从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发展，十大姓氏的起源与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综合出中国民族的五种重要成分，堪称对中国民族的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应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同效仿的标杆而经久不衰。也就是这部著作的问世，使年仅27岁的李济荣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者。

　　荣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与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鲜活亮丽的“海龟”就这样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曾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城。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有着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纳，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活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

　　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教授治校

　　“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纳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从清华国学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尚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在此发挥了交叠的作用。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们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当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因为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费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使其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乃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经费预算六七千元。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了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当地民工在此发掘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研究院。梁启超看罢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信中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并说道：“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对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极富科学眼光的梁启超说：“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殷切期望在美读书的梁思永好好研习学问，回国后跟着李济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事业。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它在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永远的校长

　　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后世流传。

　　1928年8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过关斩将，击溃各路军阀到达北京，不可一世的奉系军阀退出关内，长城以南局势暂时得到稳定。国民政府在改北京为北平的同时，原清华学校也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伐军少将、时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冯友兰为秘书长。自此，清华以新的态势展现于世人面前。

　　罗家伦到任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清华推行了扩充学额、添招女生、兴建馆舍等一系列措施，表面看起来搞得颇为红火。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5月22日，在各种风潮鼓噪和压力下，罗氏被迫辞职离校。关于罗在清华的是非功过以及离校的原因，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有几句评论：“罗确有缺点，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清华只有接受罗为校长。梅贻琦、赵元任和我等都是这种看法。那时，还有别人在谋做清华校长，他们还不如罗。”又说：“罗家伦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是有功的。但罗在学问上根底不切实，又好大言，以致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所轻视。 1930年春，教授会和学生会都表示了对罗不满意的意见，罗不得不辞职离校。”罗辞职时，他的学术化计划大都开始实施，有的半途而止，有的已初见成效，大部分被他的后任梅贻琦校长出色地完成了。

　　罗家伦辞职后，清华校务会议推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清华校长职务。不久，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北平，借此机会，有一山西人名乔万选者，通过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谋到了清华校长一职。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法官等职业，其学问、人品皆不能令天下士林服膺，更不能令清华师生满意。结果乔一到清华，即被闻讯而来的学生拒之大门之外，连校长的椅子都没能摸一摸就灰溜溜地掉头走了。据当时的北平卫戍司令楚溪春对代理校务的叶企孙说：“从山西来北平的许多阎的部下并不赞成乔这样草率到任，曾劝告他不要这样做，而乔不听，以致被拒。楚还表示，卫戍司令部决不以军警支持乔到校，全校员生因而都放心了。”

　　叶企孙代理校务至8月底，9月中旬即照原计划休假一年，赴德国进行学术研究。1931年春，由于执掌南京教育部的陈立夫的关系，派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曾在美国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里学习过教育，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解都与罗家伦相差一大段距离，因而到校后遭到了教授会和师生的强烈反对，吴被迫离校。接下来在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支持下，请翁文灏出面代理清华校长，翁应允就职。这年的9月12日，清华结束暑假开学，举行全校大会，翁文灏讲完话后，表示自己因事务繁杂，不再主持校务，代理校长一职仍由赴德国访学刚刚归来的叶企孙担任。

　　据说，在吴南轩要求辞职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请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时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赵元任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赵表示不就，推荐了当时在美的清华留学生监督梅贻琦，梅氏推脱不过，只得由美返国就任。民国政府遂命赵元任赴美接替梅职，赵当了一年多的留美学生监督后返国重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也有另一种说法，即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师生的意见。1931年３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当时胡适和蒋介石政权闹别扭尚未修好（按：1929年，胡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上海市特别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国民党教育部发布对胡适的警告令），所以蒋对胡没有好感。而向来与国民党没有瓜葛且敬而远之的赵元任自然就不可能在蒋介石圈选的范围之内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由他出任清华校长，可谓众望所归。

　　梅受命返国后，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五、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以上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后世流传。据北大教授、中国教育史家陈平原说：“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使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了清华大学，由美国转赴中国台湾，曾在新竹创办清华大学等，最后终老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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