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工：有理由回家
陕西农民工：有理由回家
不愿“给交通事业作贡献”。只要家乡有了完善的社保和守信的雇主，陕西娃更愿回家挣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群︱陕西西安报道
老杨终于不再神秘兮兮。
“总算有了自己的产业，再也不去浙江了！”
4月15日上午，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石佛寺村的杨晓民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边调试着一台刚从浙江发来的小型印刷机，一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3年以来，一直在浙江温州一家大型印刷厂打工的老杨今年春节过后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回厂，杨嫂对此大为狐疑。
“昨天下午我才知道，他注册了个西安新阳光印刷厂，设备是昨天晚上从北郊(物流中心)拉回来的！”杨嫂告诉记者。
带着一脸喜悦，老杨告诉记者，年年给人打工，年年紧紧张张过日子，家里三个孩子让人不敢闲着。春节回家的火车上他都想好了，哪怕借钱都要自己弄个厂，好歹比给人干强。于是10多天前，他经人介绍，从长安信合贷了3万块钱，又四处筹了2万多，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再花3000多注册了个厂子。
“咱就成老板了，以后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
很多打工归来的西安人，都像是老杨，回家的理由很多。
回家，挣钱“实落”
记者从西安长安区相关部门了解到，该区目前在外务工人员将近10万，但这个群体相对不固定，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些人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一技之长，出外打工单纯看工资高低，于是就形成了“今年下广东，明年上新疆”的辐射外出；二是陕西人普遍恋家，不像其他地方“一人外出、全家跟随”，往往是平时思乡、农忙回家，一年到头落不下钱；三是春节回家后就不再想着“再回去”，而是就近找活，不想再“出去折腾”，还能照看家里。
同样隶属长安区的兴隆街道办则依靠“西部大学城”风风火火的建设安排了不少低端劳动力。
“一个普通的妇女一天能挣50块左右，就干些擦玻璃打扫卫生之类的简单的事情，而一个男大工一天则能挣120块。”兴隆街道办主任任浪告诉记者。
任浪分析说，该街道的务工人员可分成三类。一是就近在大学城打短工，干“天天活”，每顿饭都可以回家吃，“挣钱实落”；二是到西安市郊区挣城里人的钱，早上骑电动车或自行车去，下午回自家，一个单程只要40分钟左右，一天能挣100块左右；三是一些稍微有点资本和关系的人就在邻近的宝鸡或者咸阳包活，顺便带上自己村子的劳力，一年平均能挣10多万。
“这很实在，如果去外省打工，一年落不下钱，几乎都给交通事业作贡献了。我老家村子有一批人，说是在东莞给人做工，结果过年回来没路费，还要家里打钱，挣啥钱呢！”任浪说。
记者在采访中，通过延安洛川县委宣传部以及安康旬阳县委宣传部电话联系了目前已在温州某制衣厂连续工作3年多的洛川“90后”农民工小李和在深圳某电子企业工作了9年的旬阳“70后”农民工老安。他们共同表现出归乡的心情，但又担心回来后的收入和社保问题。
制度规范不愁没人
基于陕西人的种种情结，在外“心难安”和回乡担心“工资低”、“待遇不好”，长安区老杨回家办自己的厂又诠释了回陕农民工的另一种对生活和未来的态度。
那么，在陕的大企业和本土的陕西企业又是如何“留住”农民工的呢？《中国经济周刊》把采访对象锁定在陕西最大的民营企业——宝鸡东岭集团。
由于有着良好的待遇和稳定的收入，该厂除养活15000名“正式工”外，还吸引了来自陕西本土和邻近四川以及甘肃的3000多农民工从事低端计件工种。
据该集团招标办王楠主任介绍，他们成立了专门的部门管理这3000多农民工，还制定了相应的很齐全的待遇和福利制度，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荒”，他们厂子从来就不存在，也根本不用在节后“愁人手”。
对农民工问题颇有认识的王楠介绍说，相对于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除了以高海拔、高工资养人的青海；以恶劣气候对应高收入留人的新疆外，陕西本土的农民工就业主要分布在省内民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领域，即对一般普工和建筑工的需求，这两者要占去农民工队伍很大部分。
因为基本上确保干一月就有2000多元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还能享受集团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正式工的待遇，王楠笑着对记者说，东岭集团还没闹过“用工荒”，而且随着集团公司新业务的不断开展，每年还在新增用工数量。
随后记者在西安市高陵县泾渭工业园区对建筑工地的走访也间接印证了王楠的一些观点。
由于泾渭工业园区的加大建设，不少房地产企业在此“占地开发”，从而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建设者。据记者走访的在该区域最大的两家房企开发商陕西中强建设集团和陕西龙江房地产公司后发现，由于西安市针对农民工用工方面的一系列规范，该区域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招工荒”，反而是很多当地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而被迫外流。
陕西中强建设集团总经理崔中利告诉记者，按工程进度发放包工头和农民工工资基本上他们没有出过问题，集团的各项收入完全能保障一切开销，没有听下面各个工地出现人手问题，连工地就近村子的很多劳力都在工地上做活，甚至还包括一些家庭主妇，她们就近挣钱，就近照看家人和孩子。
陕西龙江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江昊洪因为是农民出身，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更是饱含感情，在他的工地上，很多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都说江总是一个好人，经常来工地看望慰问大家。
“我在这儿干了3年活路，我老婆子也在工地灶上做饭，今年大年初四过来时还喊了10多个老乡一起来了。”来自四川自贡的农民工老尹对记者说。
由于管理土地工作，经常会到辖区各工地查看，高陵县国土资源局局长何建斌告诉记者，泾渭工业园区目前大概有近万名各地农民工在此干活，县上对这些人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主要体现在杜绝拖欠工资上。
“农民工要求不高：只要我干了，你把工钱给我就行！”何建斌说。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处处长王晓杰认为，随着西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岗位工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本地岗位越来越多，承接劳动转移的能力也在增强。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留下来挣钱”，而邻近省份的农民工也就选择了“就近挣钱”，这是西安乃至陕西“不缺人手”的主要原因。
至于春节后陕西就业市场所呈现的是一种季节性用工短缺，王晓杰认为，这并非真正的用工荒，主要问题是劳动者的期望值与用人单位所能提供的机会以及薪酬不太相符，但只要薪资的给取逐步平衡，这种短暂的“用人荒”就会应刃而解。
河南：劳务输出大省的“招工难”
大型企业集团的入驻，改变了河南省内的就业市场生态。而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更将注定改变这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人才观与就业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李姗姗︱河南报道
“有多少人要多少人，只要能招来。”
4月8日，一位长期为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招工的孔经理对着电话喊，“管吃住，没干过也没关系，有师傅手把手带，月保底工资1500元，干熟练了工资还会更高。”
而对于工人的唯一要求则是“身体健康就中”。
此番语境下，昔日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亦陷“招工难”？
政府坐镇，助力招工
“用工荒”对河南这样有着上亿人口的大省来说，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不过，随着“用工荒”从南方沿海城市波及开来，“招工难”的地域和工种范围不断扩大，河南企业用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美好时代”亦不复存在。
“不好招，流动性太大，员工流失率一半以上。”上述食品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慨然长叹，现在招工都变成细水长流，得天天招，年年招了。
为应对招工难题，各地企业纷纷挖空心思“招兵买马”，并期待能最大限度地“留人”。
“从去年开始，我们将员工的工资普遍上涨30%以上。”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的一位高层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此外，公司还对员工的住宿条件、伙食等方面进行了改善。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上调工资已成企业应对招工难题的“杀手锏”。不过，这并未解燃眉之急。
与思念食品并肩的另外一家河南食品巨头的内部人士透露：“过完年马上到旺季了，急着用人，每个负责招工的都下了指标和任务，为了激励招工，厂里还规定，凡是招来一个工人能干够一到两个月的，就给200元的奖励。”
除了企业“重金”奖励招工之外，政府也在帮忙。
“为了让代工巨头富士康落户河南，政府承诺‘帮忙’招工。”3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2010年6月，经过多省激烈的竞争富士康最终“花落”郑州。从签订协议到投产，仅用了两个月，富士康郑州工厂已有2万名员工上岗，而这背后不乏河南省各级政府不懈努力的身影。
据了解，从去年6月，河南省政府开始筹划富士康招工事宜，设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培训员工协调小组”，“要求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协助富士康在豫招募培训员工工作。”
而除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外，“河南18个地级市的政府都分了数额不等的招工指标。”上述官员坦言，每个地市的招工进展要每天向协调小组办公室报告，为了完成任务，有的还补助路费，免费体检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2010年底，该省共向富士康科技集团输送员工8万多人。
这只是沧海一粟。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使农民就近就地实现转移就业，河南各级政府利用乡、村平台为产业聚集区及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招聘工作。在河南安阳，滑县结合牛仔服装城、电子公司用工需求开展招聘服务，安阳县则根据冶炼、纺织产业聚集区用工情况，在乡镇举办招聘洽谈会等等，形式各异。
产业转移引发回流潮
河南的招工市场缘何上演如此惊人逆转？
“这和河南经济快速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不断加大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河南各个县市都在加大承载产业转移力度，这亦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仅富士康、海马汽车、格力电器等几个项目，就能为河南增加60万个工作岗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吕志华表示：“河南去年劳动力转移新增部分主要在省内，省外有所下降，今年回流的人数还会加大，预计省内转移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向省外输出的人数。”
事实上，从目前整个招工状况看，劳动力随着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内地转移已形成趋势和规模。而富士康入驻河南，其无论从技术含量、项目规模还是产业影响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最为瞩目的则是其30万的用工规模对河南劳务输出市场的影响，其所引发的河南籍员工回流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24岁的胡胡，是河南郏县人，在深圳富士康工作5个年头后，已是线长的他，每个月能拿到3500元以上，去年富士康落户郑州之时，他选择回到郑州厂区。“工资也没变，待遇还一样，每年可以多回家几次。现在线上的工人85%以上都是河南人，有的是一个村的亲戚一起来的。”胡胡说。
而用工“大鳄”富士康的到来，引发的不仅仅是用工回流现象，更是搅动了整个河南用工市场。
“富士康薪酬待遇等方面相对河南本土企业要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杨郑生表示，除了收入之外，富士康相对规范的管理，完善的福利及劳动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等，也使本土企业感受到最大压力。
“这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更多制造业入驻，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会对本土的用人企业带来冲击。”杨郑生认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
“现在感觉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郑州市就业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像思念、三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越来越感觉到了用工的压力。
目前，像思念、三全一样，大多数企业采取的办法都是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引进先进生产线，以减少用工数量，并通过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增加工资和休息时间，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间“留人”。
“就业难”已然成为“过往烟云”？
“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200万，截至去年年底累计转移2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吕志华坦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压力还是很大，还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杨郑生坦陈，与此同时，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是，农村劳动者‘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用工主力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息息相关。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2010年底，在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的2360万人中，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62%以上，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悄然成为企业用工的主力军。
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其择业观念影响重大。
“大多兄弟姊妹少，较之父辈，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上述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孔经理如是评价。
“那种工资不高、不包吃住、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会去。”采访中，郑州思念的一位青年职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代农民工更强调“尊严”与“发展”，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不惜“委曲求全”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早已时过境迁。
“与上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籍在农村，却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渴望融入城市，实现自我发展愿望。”杨郑生坦言，他们不同于父辈把打工挣钱作为唯一目的，在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以及发展机会等。
而如何改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是未来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企业要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思路转变，通过薪资、工作条件等吸引人。”杨郑生坦言。
安徽：“留守村妇”争夺战
除了“动员”、“围追堵截”返乡农民工，吃苦耐劳、做事认真的“留守村妇”也成为了不断增多的本地企业眼中的“红人”，待遇承诺更是不断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实习生 朱俊星︱安徽报道
“外出务工和建设家乡同样光荣”、“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欢迎农民工兄弟返乡创业、就业”……
诸如此类的标语，在4月末的阜阳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各乡镇街道上，处处可见。
此时，春节早已过去，各类企业也早已开工。作为安徽省第一农民工输出大市——阜阳市大街小巷的店铺门前还张贴着醒目的招聘广告，甚至连马路边公共汽车站牌、电线杆上也贴上了招聘广告。
2011年年初打响的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仍在延续，阜阳依然“硝烟弥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