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处于人口低增长阶段，出生性别比、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如何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现状？经济转型如何顺应人口结构的变迁？今后的人口战略如何调整？就这些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95期。（曹理达）

　　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周慧兰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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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红利加速终结

　　如果生育率继续降低，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加快，人口红利期将会更早结束。

　　《21世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0.57%，表明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您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人口增长的情况？未来我国人口增长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张车伟：影响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社会进步也比较快，人民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大大提高，这也带来一个现象，即人们不太愿意生孩子了。

　　现在中国正处于低生育甚至是超低生育水平阶段，这一趋势在今后十年应该还会保持。即使政策有所调整，生育水平也不会出现大幅度反弹。那么，今后中国人口增长潜力已非常小，再过十年或二十年左右，人口可能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会出现总人口的下降，这是中国所面临的长期人口形势。

　　陆杰华： 从生育水平的角度，年平均增长0.57%并不能完全说明低生育水平，只能说明人口增长的情况，人口的增长率是新出生婴儿减掉死亡人口，如果死亡人口较多的话，增长率照样会很低。所以，生育水平是要看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尤其是分年龄组别生育率，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是不是低生育水平。当然，从近年来学界研究结果来看，我国确实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至于实际的低生育水平要等详尽的生育方面相关数据出来，才能准确给出的判断。

　　我们预计“十二五”期间人口增速会保持过去十年的增速，大概五年增加四千万人口。当然，“十二五”前期人口增速可能稍微大一些，因为我国正处于上个世纪80年代育龄妇女旺盛期队列比较多的时期。我们人口总量将来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增长，达到峰值的年份可能会提前，上世纪进行的预测都是到2050年前后人口达到15亿，现在越来越提前了，国家统计局的预测是2032年达到零增长。同时，我们的总量上也达不到15亿，大概在14亿左右就会开始下降。

　　《21世纪》：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占总数的70.14%，比重上升了3.36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仍有较长的人口红利期？

　　陆杰华：现在的数据都是基于快速汇总的数据。如果按照70.14%来看，确实我们还是处于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阶段。但按照人口学研究，要看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来判断人口红利的趋势，比如中年劳动力的比重可能会相对增大，因为少年人口减少比较快。所以，要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国现在已经处在人口红利下滑的阶段。尽管目前从劳动人口比重来看还是很高，但是并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中，人口红利期就可能终结。如果生育率继续降低，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加快，人口红利期将会更早结束。

　　张车伟：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来看，这几年仍处于上升阶段，现在是70.14%，可能最近几年还会有所增长，达到一个高点，之后可能会在这个水平上维持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若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相对高的水平，看成是一个人口红利期的话，显然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红利期内，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比较有利。

　　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时期内要把就业作为一项优先任务来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倘若不能就业，就不能称为人口红利，所以实现充分就业，让劳动力尽快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关键任务，这关系着中国今后发展的前途，关系着我们能否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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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

　　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生育政策要进行调整和完善，适时有序的向“二胎”进行过渡。

　　《21世纪》：本次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如何评价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如何应对“未富先老”？

　　陆杰华：这次的数据没有反映“高龄化”的情况。而高龄人口——80岁及以上这部分老年人口的问题会更加凸显。随着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重也会增大，要怎么实现他们的养老，对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挑战。面对老龄化，我们应该早计划、早安排、早动手，做好社会保障、家庭养老等方面的安排。

　　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争议比较大问题。从中国国情来看，暂时难以一刀切，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逐步的推行。从长远上来看，推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因为养老金亏空的压力非常大。

　　《21世纪》：目前我国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少子化”阶段？生育政策的调整（比如放开“二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的变迁？

　　张车伟：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阶段性政策，它是为了减缓过去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实施这一政策以来，我国生育水平下降很快，当前我们的生育率在世界上可能属于低水平甚至超低水平，这就意味着政策使命已基本完成，人口政策调整也应纳入议事日程。这样的调整并不会改变我国基本的人口走势，但会减缓现在这种人口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包括过快的老龄化、少子化，有助于校正人口发展失衡的局面。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对过去政策做适度调整，使其能够更适合现在的人口发展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陆杰华： 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生育政策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和完善，适时有序的向“二胎”进行过渡。现在是“双独”可以生二胎，可以先放开“单独”，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施行，推广到不分城乡普遍可以生二胎，这是应该及早做的事。既然政府提倡以家庭养老为主，没有人力养老照料资源怎么养老？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已经成熟了，甚至有些滞后了，不能等到老龄化非常严重的时候再采取生育政策的调整，那时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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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与人口战略调整

　　今后要让我们的人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感觉更幸福。

　　《21世纪》：第六次人口普查按常住人口计算，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6亿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亿人，占50.32%。在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加大的同时，城市非户籍常住居民在增多。户籍制度、社保体系应如何改革以实现“人的城市化”？

　　陆杰华：过去我们说我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业人口为主。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城市人口在普查的时点已经接近一半的比例，到当下的时点，很可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了。我们如何界定城市化？城市化不应该是简单的统计口径变化。在计算城市化的时候，我们把流动人口算进去了，但是在提供基本服务的时候又把很多流动人口排除了。这是虚假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是让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化的服务，实现城市的融合。如果这方面的制度完善不好，会影响到城市乃至国家的和谐安定。

　　《21世纪》：2011年，世界人口将突破70亿。中国一方面面临巴西、印度等人口红利大国的挑战，另一方面面临着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从总量、结构和质量上，我们应如何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陆杰华：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人口发展的规律性，既要看到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结构问题。我们在人口总量还比较大的情况下，老龄化、性别比、迁移流动等结构问题相互交织，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很大的考验。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我们要保持适当的增长，同时实现结构的均衡。

　　人口红利毕竟只是劳动力数量的体现，我们要做的是超越人口红利、优化人力资本，使中国由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变成一个人力资本强国。人口问题不仅是总量、结构，还包括素质、分布、服务和管理方方面面，都需要政策的不断完善。

　　张车伟：我们应追求人口均衡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不能让人口结构过度失衡，另一方面要注意人口和其它经济社会变量及自然环境变量之间的协调发展，包括均等化的社会服务、更和谐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都应该成为人口战略的一部分。

　　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看，人口数量实际上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国力，今后我们要比拼的是人口的竞争力，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发育程度，这些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过快膨胀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要让我们的人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感觉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