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洞庭为砚、君山为墨、宝塔为笔、苍天为纸，如此豪情，真正能做到的，唯有紫禁城中运筹帷幄之当国者。世事如棋，吾辈壮怀激烈、迎风而歌，无非亦是棋盘上一棋子而已……

　　洞庭秋水砚池波，拿过君山当墨磨；

　　宝塔倒悬权作笔，苍天能写几行多。

　　世人都说“惟楚有材”，湘楚之人亦常以此自豪。观此诗各句，分别描摹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却是豪爽干云、霸气外露。

　　相传此诗乃是联句而成，当年，曾师（曾国藩）偕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同登沅江凌云塔，观八百里洞庭，浩浩荡荡，气象万千，遂联句作诗。

　　四人皆湖湘翘楚，一时豪杰，其中功名之盛，尤以曾师和左宗棠为最。

　　时势造英雄

　　其实，吾中华乃泱泱大邦，卧虎藏龙，人才辈出，如过江之鲫，岂止湘楚而已。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之出，亦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咸丰同治年间，长毛（太平天国）乱起，方有湘军之兴。世人皆以为湘军乃曾师（曾国藩）手创，其中却别有一军，由左宗棠所创，号为“楚军”，亦是湖湘子弟兵。

　　湘军初建时，其根基是驻守长沙之湘勇，本由王珍统帅。曾师奉旨帮办团练，仿前明戚继光之成法，编束这支队伍。曾师所定湘军营制，一改自宋代以来之官、兵分离，而由大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以此类推，直至普通兵士，皆是官兵一体、环环相扣，大至全军、小至一哨，皆是子弟兵，而大权则集于曾师一人之手。后人曾以为，如此营制实令湘军成私家军，只知听命于统帅，不知效忠于国家，开后世军阀战乱之先河。此虽中肯之论，但彼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练兵务求令行禁止，除此亦别无良策。

　　统兵权归一之外，为免战场掣肘，曾师却将指挥权层层下放。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国，节节相维，无涣散之虞。此又令湘军诸将得免手脚之束缚，放手打仗，其中如有自辟乾坤之志者，也尽有施展腾挪之空间。

　　彼时湘军实为王珍旧部，曾师得以统领，无非凭借其侍郎之高位，王珍自然难服。二人遂时时不合，曾师以势力压，王珍遂萌自立门户之心。长毛进逼武昌，两湖危急，湘军兵单力薄，急需扩张。王珍交结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得以另募一军，营制阵法等皆别树一帜，不与曾师同。曾师虽多方予以压制，奈何王珍与湖南官员极为融洽，而曾师却与地方多所争执。骆秉章等大力扶持王珍，嘉其志而壮其才，以牵制曾师。时左宗棠正在骆秉章幕中参赞军机，对王珍颇赞赏，曾说：“朋辈中如虞山（王珍之字）之刚明耐苦，义烈古人，实所仅见。”

　　日后左宗棠奉命编练“楚军”，即弃曾师所定营制，而以王珍营制增改而成。因此，湘军、楚军，虽是同源，却非连根，泾渭分明。

　　左宗棠此人，顾盼自雄、心气高傲，却命运不济，三次会试皆名落孙山，只是个举人。虽自比诸葛孔明，且自号“今亮”，却落魄不得志，只得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况、自慰。左宗棠落魄之余，精研舆地、兵法，军兴以来，以不惑之年，襄赞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等，聪明天纵，韬略自成，众人皆以为其终非池中之物。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常与人慷慨论事，证据古今，谈辩风生，旁若无人。骆秉章竟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众人无不佩服其容人之度量。左宗棠一切专擅，楚人戏称之曰“左都御史”，因骆秉章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宗棠以幕僚而权压主公。

　　日久，左宗棠之声名闻达于天阙，肃顺曾上奏先帝（咸丰皇帝）:“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左宗棠后入曾师幕中，赞襄军机，专断如故。一日曾师出门阅兵，途中记起某事，须拜折奏明朝廷，不可拖延。正在踌躇间，忽听号炮声起，问部下，道是“左师爷拜折也”。急召左宗棠，索奏折底稿查看，正是自己所想之事，于是相顾而笑。宗棠之见识卓著，可见一斑。

　　楚军既成，“今亮”左宗棠遂大有用武之地。宗棠率军东进，入江西、浙江，连战连捷，与曾师、鸿章等相呼应，长毛至此势力渐穷。

　　分权制约

　　军兴之前，除曾师本已高居侍郎之外，鸿章为微末小吏，左宗棠则为不入流之举人。军兴以来，鸿章及左宗棠皆官符如火，不断擢升。鸿章官至江苏巡抚，而宗棠则由浙江巡抚而升闽浙总督，开府建牙，升迁之速，空前绝后。此固然可谓“时事造英雄”，其实亦是朝廷制衡权臣之道。

　　湘军光复武昌，曾师飞章告捷。先帝大喜，笑谓左右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欲以曾师署理湖北巡抚。此前湘军征战，曾师仅为统兵之帅，并不兼理地方民政，筹粮筹饷，都不得不仰之于地方督抚之鼻息，时遭掣肘。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一语点醒先帝，曾师遂不得鄂抚之任。直至六七年后，江左覆亡，局势危急，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之下，始有督帅之授，任命曾师为两江总督。

　　祁寯藻之进言，时人及后人多以为媚上之言，其实大不然。天下之权，不可付诸臣下一人之手，此乃千年不易之理。立不赏之功，挟百万雄师，如此臣子，即便仍是忠臣，却亦逃不脱“权臣”二字，自然是君上心腹大患，揆诸史册，无一不是你死我活之结局。究其缘由，既非君上性喜猜忌，亦非权臣自谋乾坤，只因权太重、利太厚，而双方皆难自明心迹，西人所谓“信息不对称”。待到疑惧心起，交错夹缠，往往不至不可收拾之地步而不止。祁寯藻之进言，对曾师而言，不仅无害，反而有利。曾师虽延后六七年方得民政之实职，却亦延后数年而临不测之险地。

　　曾师总督两江之后，即有鸿章巡抚江苏、左宗棠巡抚浙江之命，湘军其余将领，亦各有升迁。此番布置，面上看去，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是朝廷至公至正的举措，其实，背后无非四字：分庭抗礼。

　　权臣往往亦是能臣，职难降、权难裂、事难分。好在其麾下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其中不乏豪杰之士，希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天高海阔鸟飞鱼跃。若能将这些“私家人”化为“公家人”，后世所谓“掺沙子”，则朝廷可得栋梁之材，权臣可除招忌之嫌，其部下则可得用武之地，三全其美。

　　湘军诸将，本听命于曾师一人，至此因功升迁，各封其地，各拥其兵。曾师之尊依旧，而其权、其力却已被瓜分豆剖。朝廷此举，果然有效。曾师总督两江后，本规定江西厘金悉数供应曾国荃，围困金陵（南京）之用。未料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后，大展手脚，扩充江西团练，截留江西厘金。曾师与国荃大怒，但亦无奈。

　　曾沈失和时，宗棠致信曾师，力挺沈葆桢。左宗棠说：“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曾师气极，此后只消谈到沈葆祯，便骂沈乃左的“死党”。

　　金陵光复之后，朝廷极为看重洪秀全之“国库”存银，不料国荃报称库内空空。至于洪秀全之子，亦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国荃亦称其“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之中”。曾师出面，力挺九弟。此时，唯左宗棠出奏，称洪秀全之子已逃出金陵，遁入广德。

　　曾师恼羞成怒，弹劾宗棠谎报，并责宗棠纵容杭州之敌逃逸，宗棠亦反唇相讥，以杭州并未合围为由而自辩，弹劾曾师“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股逆贼往来自如”，并以为曾师“因意见之蔽，遂发为欺污之词”，“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

　　平心而论，此次冲突，左宗棠确实占理，曾师则为国荃所误。朝廷虽未因此切责曾师，曾师之颜面却已被扫，战胜之功大挫。自此，曾左虽断交，但宗棠此番发难，实大大有利于曾师急流勇退，保全令名。

　　此时朝廷，正是孤儿寡母当国，执政的恭王等人，皆年不足而立，却能如此谙熟制驭之道，仿佛天纵，实堪称奇，之后方有“同光中兴”之万千气象。

　　洞庭为砚、君山为墨、宝塔为笔、苍天为纸，如此豪情，其实只是英雄情怀而已。真正能做到的，绝非曾、左、彭、胡，亦非鸿章，而是紫禁城中运筹帷幄之当国者。世事如棋，吾辈壮怀激烈、迎风而歌，无非亦是棋盘上一棋子而已……（12）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雪珥信箱: snowsword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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