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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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布置了一个平反大会的会场，会场中央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含笑的遗像，这个以她为主角的会场上，先是一两个小声的哭泣，继而是哗啦啦一个会场的眼泪。主持人宣布，一代奇女子，死于政治迫害的陈琏沉冤昭雪。她的顶头上司沉痛地表达了他的心愿：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我无缘亲临现场，无法从出席者的表情中读出他们的心情，也无法从陈琏儿女们的面容中，感受他们的悲伤。通过作家们的文字，我可以隐约感知到陈琏自杀的那个晚上，充盈着几多悲伤几多绝望。1967年11月19日的那个夜晚，这个抗父命，叛家庭，拥抱共产党的女人，扒开11楼的窗户，飘然而去，告别了存身48个春秋的世界。卧室中，被褥整齐，井然有序，一封遗书是她写给党组织的，意思是，她是清白的，她要以死作证。

　　她的死，与他的父亲息息相关。

　　她的父亲，是她终身挥之不去的影子，她的爱，她的恨，她的选择，她的结局，她的传奇，没有一样能与父亲脱离干系。

　　她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老乡，从蒋介石北伐开始，就做他的私人秘书，最后以幕僚身份，跻身党国要员之列，是蒋介石平生最为器重的“文胆”。作为蒋介石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陈布雷几乎不问儿女之事。直到1946年，新婚不足一个月的陈琏夫妇，双双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陈布雷才骤然发觉，女儿女婿竟然都是共产党。

　　报馆主笔出身的陈布雷，清廉一世，私德无可挑剔，蒋介石对他厚爱有加。虽然见不得共产党，毕竟是“布雷先生”的女儿，就弄了个台阶，让陈布雷保释了女儿女婿。陈布雷将他俩安置在南京，做编译之类的文人活。暗地里，派人日夜跟踪，防止他们再闹出什么是非。岂料，有些鸟是永远关不住的，他的女儿女婿就是这样的鸟。

　　就在陈琏夫妇伺机出走南京之际，陈布雷吞服安眠药，别“最高”而去。蒋介石闻讯后取消了当天的会议，题写了“当代完人”的匾额，并接见了包括陈琏在内的家属，依据乡俗，陈琏披麻戴孝，为父亲送了葬。

　　一个来月后，陈琏夫妇化装成一对农民夫妻，一路北上，找到党组织，要求恢复党籍，中共有关部门审查认定：“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她没想到，白纸黑字的审查结论，虽然存放于个人档案，依然未能免除日后的厄运。指鹿为马的狂风暴雨中，掌权者翻出当年的旧报纸，指着蒋介石接见亲属，陈琏披麻戴孝的照片，质问她：为什么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蒋介石接见她的时候，下过什么指示？死后，她还不能逃脱灵魂的审判和处罚。她想以死明志，掌权者却说她“畏罪自杀”，并将他开除出党。

　　倘若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她的灵魂可能会哭泣。她曾应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要求，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现身说法，证明一个人的出身不由自己，前进道路则全凭自己选择。她对党的忠诚，是以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牺牲为代价的。她的丈夫，中共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因为主张“为提出‘共产党员不搞特殊化’的人鼓掌”，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出党，发配河北。她给丈夫写信：“我跟孩子绝不可以离开党，若是离开了党，我真的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为了党，我们再做一次牺牲吧”，言下之意是，离婚吧。

　　平反的时候，她享受了一个革命者的哀荣，她的老领导，日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给她题词，赞扬她是“家庭叛逆，女中英豪”。回顾有关陈琏的文字，我最在意的，是她的顶头上司在平反大会上所呼喊的，防止悲剧重演。

　　陈琏，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是怎样造成的？简单地将之归结为造反者的过错，或者往某个人身上一推了之，是不合乎法治精神的。我想，陈琏的悲剧，是国家造成的。给陈琏平反，是国家认错的一种方式。对于成千上万的陈琏式悲剧，中共中央一而再地发布红头文件。平反冤假错案，反思文革灾难，的确是防止悲剧重演的有力举措。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之中，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下，中共中央能够这样做，是了不起的，我们不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条件，以法律人的全球视野苛责之。

　　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的处理方式，并不是最完美的。用不顾历史的理想主义目光去打量，我觉得，国家不仅需要为陈琏恢复名誉，还需要对她的后人进行国家赔偿，从而播种“主权在民”，国家不能以主权免除责任的法治观念。

　　曾经，中国的皇上是“天子”，外国的君主是“神”的代表，君权神圣，主权在君不在民，主权免责，天经地义。国家是主权者，只会发号施令，让所有的子民无条件服从，如果国家承担了赔偿责任，不等于否定国家对公民的主权吗？再说，国家在行政活动中不可能永远做正确的事，既然公民希望从国家的行政活动中获得好处，从国家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为何不愿承担国家在行政活动中做错事的成本？难道，这不是享受利益必须支付的代价？

　　基于这样的观念，国家赔偿在人类法治史上不但启动得晚，启动之初，响应者也寥寥无几。

　　率先启动国家赔偿、抛弃“主权免责”观念的是法国。1873年的某一天，一个小女孩在某国烟草公司大门前，被这家公司的运货车撞伤了。撞伤了人，自然要赔偿，问题是谁赔？司机赔，还是烟草公司赔？烟草公司是国有企业，要求它赔，等于要求国家承担责任。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与时俱进的法庭放弃了旧思维，破天荒地判处烟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创设了国家由于行政过错，伤害本国人民，必须赔偿的先例。

　　英美法三国之间有着互相学习的传统，可是，法国吃螃蟹之后，英美两国并没有立马见贤思齐。英国人固执地相信“国王不能为非”，所以迟迟不动。美国人骨子里其实不信这一套，可能是因为屠杀驱赶印第安人，奴役歧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负债太多，他们在国家赔偿这件事上，也一直磨磨唧唧。若非二战中国家迫害公民的血案长篇累牍，英美两国不知何时才能醒悟过来？

　　中共建国后，因应了国家赔偿的全球大趋势，在1954年的宪法中明确宣示：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在陈琏被平反前后，部分被平反的“地富反坏右”非但恢复了名誉，还从国家手中拿到或多或少的补偿，然而，它远非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赔偿。

　　尽管赔偿无法弥补受害者本人遭受的苦难，无法抚平受害者亲属的悲伤，我国台湾地区在解除“戒严”之后，还是通过立法等手段，对戒严时期叛乱、匪谍案件中的无辜受害者进行了补偿。几年前，“行政院”设立的一个基金会，给一位死了半个世纪的中学校长的亲属提供了600万台币的补偿，原因是：某国民党司令官强征这个校长带领的中学生为兵，校长出面抵制，被这个司令官诬蔑为匪谍，枪毙了。陈琏不是被枪毙的，可是，谁能告诉我，这样的死，与枪毙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陈琏付出了生命，她的亲人承受了永难忘却的伤痛。为了保全妻子，保护孩子，她的丈夫必须同意离婚。调回上海的时候，她是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任文教处处长，看上去，挺体面，却不敢看望自己的继母，过多接触自己的弟弟。她死了，最小的孩子才13岁，也要被下放。这些，单靠一场平反大会，就能一笔勾销？就能让他们走出历史的阴霾？

　　出于历史的反思和纠正，我们的国家在1990年代颁布了《国家赔偿法》。法不溯及既往，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无法套用《国家赔偿法》寻求赔偿。虽此，我依然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参照境外实例，结合情理、法理与事理，以诚意负责的态度，予文革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子女以赔偿，哪怕是一点象征性的补偿，也可以暗示“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表征政府不忘历史，不让悲剧重演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