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59年8月底，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资银行——黄仲涵银行突然被政府下令封闭，罪名是在官方发起的“金融清洗运动”中发现其“违反外汇管理条例”。

　　两年后，即1961年7月，经营该银行的黄仲涵家族财团再遭灭顶之灾：印尼政府以“偷漏重税”及“违反经济法令”为由，通过“司法判决程序”，将黄氏家族在印尼境内的全部企业，强行接管没收。

　　至此，这个历经三代人辛苦打拼、曾经跻身世界顶级富豪之列的闽籍侨商巨擘，轰然倒下，离它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企业”，只差两年了。

　　1筚路蓝缕

　　黄家的兴衰史，要从100年前讲起。

　　1850～1853年间，闽南地区爆发反清小刀会起义，会首为新加坡归侨。义军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一度占据漳州等11个州县，并于厦门建立政权。不到20岁的同安县（当时厦门受其管辖）农家青年黄志信，一腔热血，投奔义军。起义最终遭到镇压，黄志信随溃散的会众潜逃避祸。但清兵追索甚急，为保全性命，他不得不设法乘船出海，从此远漂南洋。

　　黄志信抵达南洋后的落脚地，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爪哇岛三宝垄（今印尼爪哇省首府）。三宝垄为仅次于泗水、雅加达之后的爪哇第三大港口及商埠，450年前（1406年）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曾在此登岸，后来陆续抵达的华侨遂以“三宝”为地名，纪念其开埠之功。

　　当年华侨在荷属印尼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这也激发了他们逆境求生、同舟共济的乡土之情。加上早期移居当地的闽南侨民本来就不少，每逢中国来的船只靠港，“新客”上岸，即使人生地不熟，凭一口乡音，也能很快找到栖身之地。热情收留黄志信的，就是一位开客栈接待“新客”的老华侨。

　　那时候黄志信刚满23岁，秉性纯朴，又因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颇得老华侨好感，老人出本钱让他摆摊做小商贩，以为生计。几年下来，小伙子埋头苦干，克勤克俭，攒了一点钱，1863年开了一家建源栈杂货商号，黄氏家族企业由此起步。他又娶了老人的女儿为妻，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黄仲涵。

　　跟爪哇岛上诸多华侨杂货商铺一样，建源栈既卖砂糖、烟草之类爪哇土产，又经销陶瓷、丝绸、茶叶等“唐山货”，后来以经营大米为主。不同的是，黄志信处事大方，知人善任，雇佣店员时摒弃“非宗亲不用”的守旧观念，业务越做越红火。他又目光远大，很早就让长子黄仲涵边干边学，参与生意，一旦成年即放手命其主持店务，待时机成熟时，还鼓励儿子进一步扩张发展，将建源栈改组成建源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同时期印尼侨商中少见的新型“家族式兄弟股份公司”。

　　1901年，走过67载风雨人生路的黄志信逝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家产分给六位子女，但特别规定，建源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权归黄仲涵一人，其他子女不得插手。

　　南洋老一辈侨商的商号或企业，往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密不可分，一旦创业者去世，子女自立门户，甚至为争产反目成仇，导致企业资本力量削弱，很难维持下去。早在20世纪初，黄志信便能将继承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得当分离，依稀可见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思路，大大超出同期侨商家族固守的传统模式，这也为黄仲涵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奠定基础。

　　2爪哇糖王

　　黄仲涵是一个早熟的商业奇才，虽只懂得有限的英语及荷兰语，但在父亲熏陶下，精明能干，极富进取心，年纪轻轻就在商场和社交活动中如鱼得水，26岁（1890年）即接手经营建源栈，同年获奉行“以华治华”政策的荷印总督从“甲必丹”晋升为“玛腰”。

　　“甲必丹”等于欧洲军衔中的陆军上尉，由殖民政府在知名华侨富商中委任，其角色是殖民当局的专营承包商，在华侨中代理执行一般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征收各种赋税，办理婚丧登记等，报酬则从税款中按比例提成。“玛腰”相当于少校，是专为有功的“甲必丹”设置的荣誉称号。

　　借职务之便，黄仲涵承包了三宝垄华人居住区的邮政、典当和鸦片专卖，获得巨额盈利。据估算，到1900年止的十年间，仅鸦片专卖一项，利润高达1800万荷兰盾，折合黄金超过20万两（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荷兰货币实行金本位制，1000盾约等值于600克纯金，即12市两）。

　　黄仲涵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股份公司后，经营范围从父辈的土特产及大米，拓展到进口玉米、麻袋、化肥等。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地处热带的爪哇糖业大有可为，乃倾注财力和精力，于1890年创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砂糖股份有限公司，引入当时较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兼营制糖厂和甘蔗种植园。

　　从1895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到12盾左右，比较平稳。1918年一战结束，饱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地区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至亚洲航运恢复运营，糖价迅速上升，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盾以上，1920年更猛增至超过53盾的空前水平，是战前的四倍多。黄仲涵因此又发了一笔大财，短短几年间，其名下糖厂从两座增至九座，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人称“爪哇糖王”。

　　黄仲涵投资的前五座糖厂，占地面积达7000多公顷（相当于7000多个现代标准足球场），年产糖十余万吨，糖厂内铺设了铁轨，自备火车运输甘蔗和糖制品。其中一座糖厂，是荷属印尼全境第一个电气化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制糖工艺分碳化和硫化两大类，前者的成本、质量及价格均较高），年产砂糖3万吨以上。

　　雄心勃勃的黄仲涵并不满足于当“糖王”，而立志要多元化经营。1906年，他在家族发迹之地三宝垄创办黄仲涵银行，并到泗水等主要城市开设分行，为自身企业及闽南同乡商人提供资金支持，稍后又涉足刚刚兴起的水火灾和人寿保险业。1911年，他在英国控制下的新加坡成立一家轮船公司，购入5艘千吨级的轮船，经营荷印各岛与新加坡、马来亚之间的航线。1918年，他又在爪哇兴办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木薯淀粉厂，年产淀粉27万余担，该厂连同种植园面积达30多万亩，雇佣工人数千。

　　20世纪20年代，黄仲涵家族财团实力达到巅峰，糖产量占荷印全部华侨糖厂的一半以上。除东南亚主要商埠外，他们在英国伦敦、荷兰鹿特丹、日本大阪、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代理销售砂糖、薯粉、橡胶、椰干、胡椒等，其中1926年到1933年间，年均出口糖33万吨。

　　据估算，1924年，仅建源公司直属企业总资产便达2亿盾左右。另有说法称，黄氏财团全部资产有十五六亿盾之多（折合黄金不下900吨，若按现市价算，当在人民币3000亿元以上），雄踞当时世界富豪榜第13位，华人富商更无出其右者。

　　3商逢乱世

　　1896年，正当黄仲涵接过父亲开创的事业，进军糖业，大展拳脚之时，一位比他小10岁的同安老乡，渡海南下，第二次来到了新加坡。他也是应早年下南洋谋生的父亲之命，前来帮忙经营米店的。

　　时年22岁的陈嘉庚，五年前曾在其父陈杞柏的“顺安号”米店当学徒，后来回到集美老家（属同安管辖）结婚、读书。

　　除了都是承继父业，做小本生意起步外，陈嘉庚与黄仲涵的发家轨迹，颇多相似之处。最大不同是黄氏以制糖业为支柱，陈氏则以橡胶业作根基。1905年，陈嘉庚首次自主创业，开办菠萝罐头厂。不久，他注意到福建同乡林文庆（祖籍漳州海澄）等人种植橡胶很赚钱，便转而经营橡胶业。不过10年左右，他已跻身马来亚最富有的华侨商人之列。

　　与黄仲涵家族相仿，1923年到1925年间，也是陈嘉庚旗下企业的鼎盛时期。当时他拥有15000英亩橡胶园，是马来亚华侨中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橡胶园、生胶厂和胶品制造厂，为其三大产业支柱，共雇佣员工数万人。据说他的资产达1500万元（新加坡叻币，二战前币值很高，60元可买1公斤黄金），虽不及黄氏家族势大，亦足以称雄马来半岛了。

　　陈嘉庚最为国人所熟知者，是他身在异乡，却爱国爱家，数十年如一日，义无反顾。1921年，他回乡创办厦门大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华侨出资办的高等学府，学医出身的林文庆应邀回来当了首任校长。有学者估算过，他个人一生在教育上的捐赠多达1000万中国银元，相当于他自己全部不动产的价值，按20世纪80年代初价格折算，不下1亿美元。

　　古语云，盛极必衰。不祥之兆，相继降临到黄仲涵和陈嘉庚两大巨商头上。

　　一战结束后，眼见黄仲涵财富与日俱增，荷印殖民政府有意限制以其为代表的华资糖业继续壮大（荷兰及其他西方资本占荷印糖业投资七成以上），于1921年对建源公司征收3500万盾的巨额“战税”。曾经是殖民政府“统战对象”的黄仲涵，无法面对这个沉重打击，移居新加坡暂避，竟因忧愤交加，1924年刚刚60岁时便客死当地。

　　黄仲涵去世后，家族生意由他选定接班的两个儿子黄宗宣、黄宗孝主持，虽一度仍有所发展，如成立了黄仲涵总公司，总部设在三宝垄，使庞大的企业机构向一体化经营管理转化，但势头已大不如前。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砂糖等各项大宗出口业务急速衰退，黄氏旗下企业出现亏损甚至被迫停业，自此走上下坡路。对前景失去信心的黄宗宣，1931年黯然退出公司，由弟弟黄宗孝全面接手。

　　此前，黄氏兄弟曾有意转回祖国投资以分散风险，1929年后分别在上海、厦门、香港、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分公司。1934年，黄宗孝决策在上海兴建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酒精厂，日产酒精7000加仑（英制1加仑约为4.55公升），结束了中国酒精大部分依靠进口的历史。该厂也是早期华侨回国投资的最大工厂，黄宗孝特地在厂房前立碑刻字“继父前辉”，以纪念黄仲涵实业报国的遗愿（他生前曾计划与闽籍侨商合作回国兴办工厂、修建漳厦铁路等）。

　　黄宗孝身上颇有祖父和父亲富有魄力、视野开阔的风范，为摆脱困境，先后向皮革业、橡胶业乃至电影业拓展，尤其是经营橡胶业成功，一度让黄氏企业生机乍现。可惜时局急剧恶化，抗日战争爆发，包括上海酒精厂在内的一系列国内投资项目被毁。1941年底起日寇又大举入侵东南亚，橡胶业作为重要战略物资产业，不能逃脱被霸占的命运，黄氏企业再度深陷泥潭。

　　至于陈嘉庚，则早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因美国汽车大量减产，马来亚外销轮胎需求锐减，连累橡胶业极度不景气，而面临破产之厄运。1934年，陈嘉庚的公司积欠银行债务近400万新加坡元（叻币），其公司所余资产仅200多万元，资不抵债，盛极一时的陈氏商业王国，只好全面收盘。他竭尽心力主办的厦门大学，也因无法独力维持，唯有于1937年7月初无偿移交南京政府，转为国立大学。

　　4殊途异归

　　尽管生意失败，但仍毁家纾难，利用自己作为南洋华侨领袖的巨大号召力，支援祖国抗战，让陈嘉庚成就了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1950年，海外漂泊半个世纪，最后孓然一身的陈嘉庚，在76岁高龄时决定回国定居。新政权给了这位危难关头的老朋友以很高的礼遇和地位，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不过，正因其一贯亲共的立场，在发家之地新加坡，他的事迹和声誉，长期受到官方“冷处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陆与新加坡关系逐步改善后，情况才告改观。

　　1961年8月，陈嘉庚安详辞世，叶落归根，葬于家乡集美。几乎与此同时，身在异乡的黄志信、黄仲涵、黄宗孝子孙三代的后人们，却眼睁睁看着祖辈的宏大基业，毁于一旦。

　　二战结束后，黄宗孝有心东山再起，但印尼境内随即爆发反对荷兰人卷土重来的三年独立战争，经济复苏，无从谈起。1949年12月，荷兰承认印尼独立，战火平息，黄宗孝庆幸之余，积极筹备推动黄仲涵总公司股票上市，以改变其家族企业的性质，接纳原住民资本，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市场形势。然而，1950年初，黄宗孝像他父亲一样，突发心脏病逝世，竟致壮志未酬。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黄氏家族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能力高强的接班人，可挽狂澜于既倒。恰逢独立后的印尼苏加诺政权（1949年～1965年执政），强力推行企业国有化政策，多方限制甚至强行接收包括华侨企业在内的外国资本，自1959年起又出台一系列排华政策（除荷兰资本外，印尼经济中华资势力最大），被树为“反面教材”的黄仲涵财团首当其冲，自然无法幸免。

　　讽刺的是，由于以黄氏企业为首的众多华侨糖厂备受打击，大小种植园均收归国有，风行世界近一个世纪的爪哇糖业走向衰落。1961年，印尼全国糖业产量下降了六成，到1967年，印尼由东南亚最大的产糖出口国，变成了糖进口国。

    中国经营报微博：http://weibo.com/chinabusiness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