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北京、郑州、武汉报道

　　中部崛起再受瞩目。

　　继2006年出台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最近再次出台意见，以推动中部地区的发展。

　　在区域观察者看来，本次国务院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再次通过战略性文本进行关注，其背景至少包括：就短期而言，在上半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趋缓的情况下，中部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关键所在；从长期来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将迎来新的调整——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放缓之后，中国需要培育新的增长极，中部成为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而事实上，中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的现实表明，在中部崛起的大概念之下，亦开始基于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做出了在区域发展方向上的务实选择，而这些务实选择给中部地区带来的总体性呈现包括：一方面像山西、安徽、江西等省份的核心的区域和城市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去中部化”的迹象；此外，中部地区省份之间，也正在通过地缘、文化、经济基础等更为密切的联系，重组成像中原经济区、“中三角”等大区域内的次区域发展规划，并展开了相关博弈。

　　而且，直到目前，我们看到中部地区的发展逻辑依然包含了像国家寻求政策优惠、大项目布局的意图。

　　中部崛起将给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在我国包括区域发展在内的国家政经发展战略面临的新的转折的背景下，谁会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中部地区亦开始引发相关讨论。这已经成为中部地区之外和中部地区内部对中部地区进行审视时一个关注焦点。

　　1. 谁是下一个增长极？

　　在高速奔行了30年之后，中国经济之车开始减速：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跌破8%，上一次经济增速跌破8%，要追溯到遥远的12年前：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1998、1999连续两年，中国经济增速都不足8%。

　　从各地情况来看，GDP增长率10%几乎成为东西部的分野。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普遍高于10%，而曾经是中国发展最为炫目的东部地区大部分在10%以下，只有天津（14.1%）和福建（11.4%）超过了此线。

　　伴随着总体经济下滑，另一重“危机”似乎也变得真切起来：由于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在近年来迅速上涨，托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开始面临困境，具有制造业迁徙风向标意义的服装制造商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其在中国的工厂。

　　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东部地区现在是中国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产业转移势所难免，“因为，不可能由生产成本高的地方生产产品供给低成本地区。”

　　因此，推动沿海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继续保持中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地位，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课题。

　　“实际上，2006年‘民工荒’在沿海地区出现，就标志着东部地区过去30年依托低成本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转型升级。”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萍认为，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正处于结构性调整中，传统优势正在丧失，而新的优势尚未形成，因此“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要保持高速增长，需要培育新的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极沿海岸线一路向北，从珠三角、长三角至京津冀，不断改写中国经济版图。那么，东部沿海之后，下一个中国增长极的战略板块是哪里？战略支点又会是谁呢？

　　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中三角”都试图谋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而“川陕渝西三角”、 东北沈大经济圈、广西北部湾、福建海西区等区域经济圈，也都在学者的讨论之中，有的更是进入了当地官方的表达之中。

　　记者接触的多位政界学界人士看来，无论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还是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中部地区似乎都当仁不让。

　　2. 中部崛起的战略价值

　　“西部除了成渝、西安条件稍好外，其他地区资源配置欠佳、发展条件不行， 而中部地区优势明显。”湖北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

　　首先，中部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大陆腹地，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承接东西，贯通南北，京广、京九、陇海铁路和长江共同构成“井字形”交通网络，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大交通网络格局。同时，京广、京九、武九、浙赣、焦柳等国家铁路干线沟通了武汉、长株潭和环鄱阳湖三大城市圈（群），基本形成了铁路环线。

　　“根据产业的梯度转移理论，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迁移，肯定有个由东向西的梯度。”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认为，沿海产业向内地迁徙，毫无疑问会首选中部。

　　其次，中部地区人口密集、市场潜力巨大，有利于中国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变。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部六省人口近3.5亿，占全国人口的26.63%，但2011年其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1.28%；中部的城镇化也低于全国整体水平——2011年，我国平均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东部地区约为6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80%，具备潜在的后发优势。

　　据河南省有关部门的测算，未来10年间，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仅中原地区就将有336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届时可新增投资需求达3.36亿元，拉动消费需求4万亿。

　　再次，中部地区工农业基础良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开发。

　　最后，与北方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南四省水资源丰富。

　　据此，彭智敏认为，中部地区将是中国未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主战场，长江中游地区将是“中国未来增长极的最佳选择”。

　　而中部地区崛起，不仅有助于中国区域经济走向均衡，也可推动中国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促进中部崛起，具备走活整个中国经济一盘棋的可能。

　　“中部崛起，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萍说。

　　中部崛起的未来

　　“‘中三角’的发展不仅可以使它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还可以成为‘调失衡’的重要抓手。”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的观点与张萍不谋而合。

　　“历史上很长时期内，中部地区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秦尊文认为，“即使从历史责任感来说，也应促进中部崛起”。

　　3. 寄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2006年4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确定了中部“三基地一枢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定位。

　　此后的相关文件，对此定位基本一脉相承。

　　“除‘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外，中央对中部还有一个没明说的期待：希望中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非简单重复东部曾经的发展路径。”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表示，这一期待的着力点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建设。

　　在出台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之后，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确定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之后国务院对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安徽皖江城市带规划的批复中、河南中原经济区指导意见中、国家发改委关于设立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也都包含了“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

　　在秦尊文看来，“两型社会”建设，首要的一点就是不牺牲农业的工业化、城镇化——首先是粮食生产基地不能丢。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吸取了东部沿海发展的教训。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过去都曾是鱼米之乡。

　　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古来即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但经过改革开放这30年的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已不再是商品粮产区，商粮基地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东北和中部。因此，保证粮食安全，是中部崛起的前提。

　　其次，“两型社会”也要求中部在崛起过程中转变此前粗放型发展方式，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做出取舍。

　　“现在招商引资，都是环保一票否决、‘招大引强’”，秦尊文说。而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是沿海来的、蓝眼睛来的，都乱优惠、瞎优惠，吃了不少亏：厂没建多少，都靠圈地赚钱”。

　　此外，中央对中部崛起的期待还包括全面协调发展。在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最新的关于中部崛起的意见中，除继续提出“加快构建沿陇海、沿京广、沿京九和沿长江经济带”外，还新提出“推动晋中南、皖北、赣南、湘南地区开发开放”，并强调了“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作”。

　　“这些新提法体现的最鲜明的意图是，中央希望中部地区全面协调发展。”武汉大学(微博)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武传清教授指出，这既是因为中部崛起需要更多的地方来支撑，也是因为各省需要内部均衡发展。

　　4. 依然模糊的中部政策

　　中国此前30年的区域发展战略，最初是在小平“两个大局”指导思想下，效率优先，东部沿海率先崛起；1999年后，中国区域发展指导思想开始向区域均衡演进，先是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继而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是中部崛起。

　　为促进中部崛起，2006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规划，国家战略涵盖了每个省。湖北先后有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3项国家战略支持，山西专享一项，其他4省各有两项。此外，国务院25个部门也先后制定了落实中部崛起的具体实施办法。

　　但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看来，促进中部崛起显然来得晚了些，最后才轮到中部。甚至在机构设置上，就可看出中部未必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国家发改委下设东北司、西部司，而中部的对应机构只是地区司的一个处。

　　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中部崛起处于尴尬状态——笼统的优惠政策很多，能落实的太少，缺乏系统、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要么是比照西部大开发，如恩施、阳新、湘西；要么是比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如武汉、黄石。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武传清教授介绍，国务院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个比照政策”。比照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的有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共243个欠发达县。

　　而25个部委出台的文件中，最有含金量的是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于2007年5月11日联合下发的《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暂行办法》。但这一《办法》在2010年前后就被废止。

　　“一提中部崛起，下面的官员就很恼火。”吴传清说，“他们觉得没有‘真金白银’、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没有资金支撑；说是比照东北、比照西部，但东北和西部究竟享受哪些政策，并不清楚。”

　　“中部崛起的政策已不复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秦尊文说，当时中央给沿海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企业所得税率，内地是33%，沿海是15%；而现在，政策拉平。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都是地方政府的承诺。

　　于是，围绕着争夺中央的政策资源，中部开始了堪称激烈的较量：河南试图在已有的中原经济区指导意见之上更进一步，推动中央出台中原经济区规划；湖北则联手湖南、江西共组“中三角”，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率先喊出应将“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5. 中原PK“中三角”？

　　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最初来自豫北一个名为中原经济协作区的自发性区域组织。

　　1982年成立的这一组织，涵盖了晋东南、冀南、鲁西北以及豫北等四省十三市，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交流经验和商贸洽谈。但随着“十一五”以来中央陆续出台多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开始重大调整，河南遂将中原经济区提上议事日程。

　　2010年4月至7月，河南省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数次就中原经济区的问题进行研讨。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出发所勾画出中原经济区范围：主体是河南省，同时涵盖晋东南、冀南、鲁西北、皖西北、鄂北、苏北等周边地区。“三化协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成为中原经济区的主打牌。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在争取中央政策支持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湖北方面则在2010年启动“中三角”相关研究。2011年4月和7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率领湖北党政代表团分别访问湖南、江西，积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与合作，并先后得到湘、赣两省省委书记的表态支持。

　　今年2月10日，春节刚过，鄂湘赣三省高层坐在一起，签署《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抛出“中三角”的概念，以武汉、长沙、南昌3个省会城市为核心，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27个地级城市呈“品”字形分布，整体协作形成跨省域的经济一体化城市集群。

　　以是次会商为契机，三省随后密集在交通、旅游、商务、区域合作等领域相继达成协议，共同推进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三省寄望，通过协调发展，未来“中三角”可以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之后，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华中三省合作的背后，是鄂湘赣三省谋求合作与发展的现实压力。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涌现出了一批城市群或城市（都市）圈，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化滞后，除武汉城市圈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水平。

　　“在东部三省已经形成三大增长极的情况下，中部三省单个很难形成话语权——‘中三角’一个城市圈的经济总量大多在1万亿左右，而长三角已达到5万亿规模，与其三省各自向国家申报政策，不如团结起来有力量。”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说，事实上，如长江航道整治、长江防洪、洞庭湖鄱阳湖治理，也是“中三角”共同面临的问题，“三省在很多领域有着共同的诉求”。

　　而跨区域抱团的优势，也已体现得非常明显。沿海的长三角抱团，国务院批了规划；长江上游的成渝抱团，也批了规划，只剩下长江中游。“如果长江中游地区抱团，就能得到中央重视；如果不抱团，就会被边缘化。”

　　在国务院出台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指导意见后，河南继续推动国家发改委牵头启动《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则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公开呼吁，将“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中原经济区与“中三角”的较量之外，中部中心城市之争，同样激烈。不仅武汉与郑州引领中部，长沙也欲挟长株潭一体化之势而与之一较高下。

　　所以，在观察人士看来，实际的内部博弈，使得中部已经不算是完整的经济大区域的概念。

　　中部崛起的未来

　　6. 走向分裂的“中部”

　　与内部的博弈同时发生的是，中部省份在其核心区域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中，表现出的“去中部化”。

　　“中部不像长三角那样，是一个完整的版块。”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绍森说。事实上，“中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政治意味大于经济联系，其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边角余料的打包”。

　　在中央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先是划出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然后是确定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市），剩下的即为中部地区；其后，又从“中部地区”划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剩下的6省就成了如今的中部地区。

　　“中部六省分属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历史上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就不相同。”周绍森说，即便是黄河中游的山西与河南，情况也不一样：山西以煤炭工业见长，传统上是京津冀的经济腹地；而河南主要是粮食产区。

　　长江中游的两湖、江西、安徽四省，虽然传统上文化、地域相近，但近年来安徽向东融入长三角；江西经济基础弱、没有多大的自主牌，同时向长三角珠三角海西三个方向看，还想挤进“中三角”；而湖南则向南紧密联系珠三角。

　　除了上述先天因素，中部六省缺乏产业联系、找不到产业互补性。而没有互补就不会有共赢，自然也就谈不上合作。

　　此外，与中原和“中三角”竞争中部不同的是，被划为中部的山西、安徽对中部的梳理，甚至是去中部化。

　　山西一向视自身为京津冀的经济腹地，全力融入首都经济圈。安徽早在2005年就确定了东向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加速融入长三角；2008年元月中旬，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安徽时指出：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主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此后，安徽在编制《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中被长三角正式收编。甚至是江西也曾一度游移不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之间徘回。

　　“中部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中部各省虽然表面上都维护中部崛起的整体利益——虽然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整体效益，但各省都有获益——但实际上，各省都有自己的发展思路。

　　“各自为政，对中部崛起显然是不利的。”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主政湖北期间，其曾做出过整合中部六省的努力，通过举办中部博览会，加强6省之间的联系，并形成固定机制。而且，首届中部博览会并未选择俞所主政的湖北，而是河南。“这就是俞正声的高明之处。”秦尊文说，俞正声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部领头者当仁不让；而今，中部缺乏合适的领头者。

　　“河南人均GDP虽然不高，但经济总量在中部居首，因此自视为中部第一、顾盼自雄；湖北既不靠近珠三角、又远离长三角，在华中四省中人均GDP最高，加上武汉传统上又是华中地区的辐射中心，一心想做‘中三角’，甚至是中部的领头者，但即便在‘中三角’内，自强精神很强的湖南都未必会服气。”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绍森分析道。

　　7. 终须依靠自身机制变革

　　随着国家发改委启动《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河南似乎在这场“争夺中央”的较量中，暂时领先。

　　但在湖北的频频舆论造势之下，“中三角”的概念开始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且湖北方面的消息称，据信其已进入中央高层视野，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推广。

　　而武汉似乎也正迎来自己期盼的城市定位。在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武汉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不过，有专家提出，中部地区如果沿着这条依靠争取中央政策支持而实现崛起的发展路径往前走，那到头来仍只不过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而这与中央对中部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沿海发展模式的期待，显然存在差距。

　　“长期来看，国家区域发展政策肯定趋于均衡化，虽然差异化的优惠政策仍会存在——比如西藏、新疆，但大的区域政策应逐步趋向一致。”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认为，在这种区域政策均衡的情况下，中部地区自然会有其相应的地位。在他看来，中部崛起最终需要依靠自身体制机制变革而非中央给优惠政策。因为，中部崛起归根结底，需要产业支撑；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无论是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还是培育本土产业主体，打造良好的政商环境——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都是前提。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区位优势。

　　湖北在这方面教训尤其多。此前，因天发石油龚家龙案、东星航空兰世立案、银泰武商股权争夺战等一系列丑闻，湖北被视为“政商环境险恶”；“开门招商、闭门宰客”的恶名令投资者望而却步。而改革开放以来，湖北至今没有一家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一片凋零；传统的工业重镇武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竟然只有区区1600家，甚至远不及郑州的2500家。

　　“武汉的码头文化中，开拓大气的成分不够，做事比较追求短期利益、投机成分较重。” 彭智敏将这归结为文化因素，“企业家、官员都来自民间，民间文化如此，也就难以做到‘政通人和’。”

　　“从民众到领导，都必须接受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从办事方式到合作理念，都需要向沿海地区学习。”彭智敏说，从发展理念到工作效率，都需要有大的提升，“武汉需要一次社会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