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西冷

　　许多分析家都认为，菲律宾的政治是“赌场政治”。在任何一个经营有方的赌场，赌桌都会被操纵得从统计上有利于赌场老板。为了吸引顾客，老板必须让顾客不时赢一把，甚至是大赢，然而在当周末或者当年末，庄家总是赚钱。而菲律宾政治的赌场老板，就是一系列的地方寡头和世袭家族。

　　地方寡头统治的渊源

　　地方寡头和家族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菲律宾的近代历史。作为现代国家的“菲律宾”，主要是殖民统治的产物（菲律宾的国名，取自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被纳入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前，今天叫作菲律宾的地方只是一系列群岛的地理集合。大大小小的王国、部落、族群分散各处，互不统领，语言分化。

　　殖民统治强行赋予了该地区某种统一性，但西班牙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只能沿袭既有的格局，利用家族派系，甚至不得不培植、扶持。至1946年菲律宾独立，家族体系已成为这个基础薄弱的新生国家实现统治的基础。

　　全国性选举是美国征服者于1907年引入的。这一创举的直接背景，是1896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在接替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完成对本土民族主义势力的镇压之后，新来的美国殖民者意识到，稳定的殖民统治有赖于创造出一个菲律宾政治领导者阶层，这个阶层要有浓厚兴趣与新的征服者通力合作。于是，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立法机构。

　　自然而然的，所引进的选举制是美国制度的翻版。而在20世纪头10年里，美国的选举制度尚未经过中产阶级进步主义运动的洗礼，堪称所有工业大国中最腐败的，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职业官僚机构的致命缺陷，也一样复制到了菲律宾。后来美国弥补了这一政治缺陷，而菲律宾却永远没有机会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机器。

　　这套政治机制之外，高关税的美国还向菲律宾开放了本国的市场，以糖为主的农产品迅速进入美国市场，成为正在兴起的菲律宾殖民政治体系的真正黏合剂。在美国统治时期，地方糖业大亨迅速崛起，其他地方寡头也乘势而起。美国的维稳工程格外成功——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没有发生严重民族主义运动的殖民地。

　　二战以后，美国在清除日本殖民势力后重建了这套体系。地方寡头的统治得到巩固，而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表达，则受到有效抑制。这个阶级在50年代开始壮大，但还势单力薄。60年代初起，他们试图改革这套体系，所循的路线很像半世纪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前辈。但这些努力终归失败，在此期间，恰逢美国移民法做了大幅修改，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菲律宾人受到鼓励，远赴加州。一个本来在政治上最有希望完成菲律宾社会的现代改造的阶层，就这样流失了。

　　于是，选举式的国会体制成为稳固甚至扩充地方寡头家族权力的有力武器。寡头们通过国会，对地方职位、国家财政、高级司法职务加以控制。他们从来不忌惮“选举”和“法治”，因为就是他们的家族代表在马尼拉制定和操纵着法律。

　　但是地方寡头民主制在它自身内包含了败落的种子。大约60年代末，这些种子明显发芽了。对国家和私人资源无节制、寄生性的巧取豪夺，使菲律宾倒向长期滑落的轨道。它从50年代东南亚地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跌成了80年代最萧条、最贫穷的社会。这个国家5%的人口大概拿到了总收入的一半。

　　问题的症结是总统宝座，它始终有潜力搅乱地方寡头民主制。这个寡头集团的团结，有赖于菲律宾国会，是它为所有你争我夺的地方豪族提供了大致平等的出头之地。然而一人独占的总统位子是不可分割的。老练的老寡头们预见到了可能的麻烦，从美国借来了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法律条文——于是这个官位就可以静静地在这个排外小集团里流通。

　　马科斯的独裁统治

　　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可以说是被浪费的机会窗口。

　　60年代起，战后独立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普遍陷入政治衰微。政治学家亨廷顿目睹这一情景，曾提出了优先强化权威政治、缓行政治参与的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案。而在真实世界，人们看到的是遍及第三世界的军政权和一党政权的蔓延。这股浪潮最终也席卷了菲律宾 。

　　当1972年马科斯的合法总统任期将满时，他建立了自己的独裁政府。他或许有机会整顿地方寡头集团的统治，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然而，这终究是幻影。马科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寡头民主在菲律宾的恶性泛滥，但他没有成为菲律宾的朴正熙，带领菲律宾走向发展之路。

　　相反，马科斯沦为一个更大的寄生者。他蜕变成变相的地方豪强，依靠恩庇关系、裙带、私人军队和警察来维持掠夺性的统治。他尤其擅长经营与华盛顿的关系。他两次为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提供大笔私人捐赠，据说，总数高达两百万美元。作为回报，华盛顿对他的残暴独裁统治视若无睹。1972至1986年间，马科斯家族及其亲信密友，依赖美国的支撑，有条不紊地掏空了本就不强大的菲律宾经济。

　　进入80年代，东南亚的冷战高潮阶段结束了，白宫中那些更冷静的政策顾问意识到，马科斯独裁政权必须滚蛋。于是，中情局积极介入了反对该政权的民众运动。经过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反对派领导人阿基诺夫人接掌总统宝座，立即多方面恢复了马科斯之前的地方寡头民主制。

　　1986年也正当东亚经济奇迹的巅峰期，但拜马科斯多年统治之福，50年代仍是该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菲律宾事实上却破产了。然而，正因为这一破产，它的经济不曾经历泡沫，而且自那以后，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头的后冷战的、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统，所以它蒙受金融危机之苦最轻微。这一寡头制的、然而又是竞争性的政治体制，看上去相当稳定。

　　简而言之，菲律宾的选举没有给广大社会集团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积极政策后果，相反，它成了地方寡头、家族政治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掩护。东南亚研究的国际权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认为，在先行建立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之前，就引进选举是问题的根源。安德森写道：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认为，在普及大众选举制度之后，建立这样的政府难乎其难。

　　令人绝望的慢性贫困

　　除了政治困境，菲律宾还面临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难题：青年人才严重流失。

　　这种人才外流是马科斯长期统治带给菲律宾的副产品之一。马科斯统治期间，国内的中产阶级深感失望，“用脚投票”，出国于是成为中产阶级民众的替代选择。据统计，整个马科斯时期，超过一百万菲律宾人（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及其受过教育的子女）移居美国，且大多数是永久移民。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资产阶级的这种失血，短期来看是削弱了寡头集团的一个强劲政治对手，长远看来却使它丧失了一个重要政治盟友。

　　人才外流成为马科斯时代之后，菲律宾政治又重新步入地方寡头控制的主要社会原因。因为一个对于有品质的民主自由政体利害攸关的群体，差不多已经流失殆尽 。

　　近年来，菲律宾的大学适龄青年的大学比例达到38%，但是大多数学校，只是低劣的文凭加工厂。同时，菲律宾还缺乏有效的、以工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本地就业的不足，促使那些文凭加工厂的毕业生大量移居世界各地，做女佣、护士、酒吧招待、妓女、私人司机等。他们寄回家的钱，成为菲律宾外汇收入的最大单项收入。而许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父母，则尽量避免国民教育体系，送子女到当地的国际中学念书，进而再送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读大学。这些年轻人有的永不回国。而回来的人，也很少愿意在教育系统里谋职。

　　教育政策之所以有这些缺陷，也和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特征有关：多年以来，工业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来自该区域之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投资客都在寻找低薪、听话和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后三国还寻求离岸平台，它能提供进入美欧市场的低关税通道。对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很少有动力在业务的直接需要之外，去费力进行职业培训。“他们发展起来的制造工厂同国内经济与社会只有微弱的关联，往往运作得有几分像飞地。”

　　毫无奇怪，在东亚经济奇迹岁月的多数时间里，菲律宾被看作是一个可悲的例外。它在别国纷纷大踏步前进之时，却陷入了慢性贫困。

　　民主在菲律宾

　　菲律宾的选举制度早在二十世纪伊始就建立起来了。它堪称亚洲最早的一批民主国家之一。然而，在菲律宾民主之前，人们常常必须加上限定词，比如“失败的”、“虚假的”、“水土不服的”。菲律宾一直苦于只能拥有一个异常虚弱的政府。决定着大多数公共资源分配的政治体系，完全掌握在为数约200多的地方寡头和家族手中。每一家，都有划定的政治王国和地盘。

　　看起来，民主在菲律宾所起到的主要功能，是对广大民众的安抚和驯化。用安德森的话说，菲律宾的案例，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选举制有一种效果，即倾向于把活跃的、经常的政治参与限制在执业政客的圈子，他们热衷于维护他们那制度化的寡头垄断。繁多的“自由选举”对菲律宾的苦难无济于事。而自由选举的缺失，对苏哈托时代尾声的印尼却是一场灾难。

　　旁观民主在各个国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似乎只能说，关于民主的适用性，没有简单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