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19年4月,年过50的印尼华侨富商黄奕住,结束了35年的客居生涯,回到国内,定居厦门鼓浪屿。
生于福建泉州南安县的黄奕住,十五六岁时随父母南下荷属印尼三宝垄市,以为人理发谋生,人称“剃头住”,后由小商贩积蓄资财,转而专营糖业,借一次大战后世界糖价飞涨之机,资产增至数千万荷兰盾,成为爪哇四大糖商之一,与号称“爪哇糖王”的闽南同乡黄仲涵并列。
正当壮年而事业又处于鼎盛期的黄奕住决计回国,自有其苦衷。因荷印殖民当局眼见华商势力坐大,遂以征收高额“战税”为名加以限制,印尼华人首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需缴税3500万盾,黄奕住则摊到了1500万盾。“二黄”被迫“用脚投票”,黄仲涵避走英属新加坡,数年后在那里去世(相关故事见2012年8月20日本报D8版《八闽侨商漂南洋》),但黄奕住选择了落叶归根。
1“十三行”领袖
俗称“福佬”的闽南人,喜欢举族经商且极重乡情,即使常年在异国他乡打拼,仍难忘故里,离土不离乡。远在黄奕住毅然返国的200年前,著名的广东十三行中的闽南籍行商,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回迁行动。
1720年前后(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拥有外贸专营权的“公行制度”在“一口通商”的广州建立,广州口岸非常繁盛。但清廷设立的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每艘船除了要缴三四千两银子船税外,还须纳至少6%的货物关税。洋船不堪重负,纷纷转到厦门贸易,闽籍十三行行商也随之回厦门另组公行,导致广州口岸一度萧条。
据身为十三行商人后代的中国经济史学者梁嘉彬考证,最为著名的十三行行商领袖怡和行伍秉鉴,祖籍福建安海(属今晋江),与明末清初大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同乡(相关故事见2012年8月13日本报D8版《郑氏海商震东南》)。康熙初年,即郑氏集团退守台湾期间,伍家祖辈有闽入粤,定居南海县(今广州),后成为行商。到了伍秉鉴(1769年~1843年,时为乾隆至道光年间)这一代,财力达到极盛,他和他的兄弟及儿子,长期出任行商总商之职。
声望及实力紧随怡和行伍氏家族之后的,是同文行(后称同孚行)潘振承家族,其行名中的“同”字,即源自祖籍福建同安县(属今厦门)。黄仲涵及20世纪上半叶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都是同安人。
到了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十三行行商以伍、潘、卢、叶四家势力最强,义成行叶尚林祖籍漳州诏安县,广利行卢观恒为广东新会人。换言之,四大行中,闽南籍行商占其三。
1810年,洋商自小吕宋(今菲律宾)将牛痘接种法带入广州,伍秉鉴、潘振承与卢观恒合捐数千两银子,资助行商会馆医师在商人民众中广为传种,造福深远。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围攻广州,行商向守城清军捐资200万元助战,怡和行伍家出了110万元,同孚行潘家出了26万元,其余的64万元为各商共捐。
此外较为知名的闽南籍行商,还有祖籍同安的丽泉行潘长耀家族(据说是同文行潘家的亲戚),以及祖籍诏安县的东裕行(后称东兴行)谢嘉梧家族。
回过头来再说,雍正初年那次闽南籍十三行行商集体回乡的抗议行动。1723年雍正登基,这位以严厉惩治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的官吏而闻名的皇帝,注意到朝廷十分倚重的粤海关税收竟然大幅下降,查明原因后,即勒令广东地方大员整顿海关税务,非法收入一律归公,滥征官吏全部革除。此后,各国商船又逐渐回到广州,联手与官府较劲的行商们,终于得偿所愿(相关故事见2012年2月13日本报D8版粤商系列之一《银钱堆满十三行》)。
2“五世六买办”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同意“五口通商”,厦门、福州与广州、上海、宁波一起,成为近代第一批对外贸易口岸。西方列强陆续在厦门鼓浪屿开辟租界,各国洋商也纷纷涌入面积不过130余平方公里的厦门岛内,催生了与早年十三行行商角色类似的买办家族,其中最有名者,当数“五世六买办”的叶氏家族。
原来洋商初到厦门,多会带一两个广东人充当助手(又称买卖手),他们大多数出身广东十三行。厦门港航运开通后,外国军舰、商船经常光顾,需要加煤加水或采办食用物品等,市面上便产生一种代办组织,头目即为买办。随着洋行业务发展,买卖手们就成了洋行的买办,洋行内也开始设立“办房”。
但广东籍买办在厦门人地生疏,语言隔阂,市场情况也不太熟悉,逐渐被厦门人所取代。他们或是擅长与当地官府打交道,或是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经商本领,或是懂得一些洋务的中小知识分子。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的研究,叶氏买办世家的第一代叶德水(生卒年不详),生于厦门岛内的莲坂,年轻时作为华工(俗称“卖猪仔”)到美国旧金山做苦力,期间学会了一些英语。打工契约期满后,他留在当地做小买卖攒了点钱,便回厦门经营钱庄和茶行,因善于钻营而致富,逐渐成为厦门有名的富商,建起两座大楼,还到台湾开设了分号。左宗棠入闽镇压太平军时,经厦门水师将领介绍,起用叶充当负责后勤供给的军中粮台。
战事平息后,叶德水辞官回家。适值一位归侨向汇丰银行厦门分行支领巨额现款,该行一时无法兑现,引发挤兑风波,汇丰分行大班(总经理)和手下的广东籍买办苦无对策之际,叶德水自告奋勇,出面发动银号筹集现金,施以援手。渡过难关后,感激不尽的汇丰大班即聘请他出任厦门分行第二任买办。
凭借辅助左宗棠的显赫军功,以及知名英资银行买办的特殊身份,叶德水不仅有高额薪水和优厚佣金,还有自家的生意,他的端云茶栈和源通钱庄,经营茶叶出口、银钱汇兑业务,都是厦门市面上数一数二的大商行,其钱庄的实力,足以与远近驰名的山西票号设在厦门的分号相抗衡。
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叶德水,在莲坂建起颇具规模的祠堂、祖屋,还有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德水花园。直到抗日战争期间,花园遭日寇毁坏,战后原址由政府收回,改建成自来水厂。
从汇丰退休之前,叶德水以其以往功劳为由,多次向洋老板要求,将买办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最终得到允许。此后他的儿子叶鹤秋、叶益六,孙子叶鸿翔(鹤秋之子)相继接任汇丰买办。1941年叶鸿翔退休,其子叶祥麟继任,直到中共军队占领厦门,汇丰银行业务被迫终结,叶家控制该行买办职位,前后达八九十年。
此外,叶鸿翔之孙叶采惠,在北波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也是一家洋行的买办。因此,叶家号称“五世六买办”,演绎了厦门独一无二的买办世家传奇。
3“剃头住”传奇
如今游客登上鼓浪屿,除了保存完好的汇丰银行公馆旧址外,还能看到一家由数栋典雅的西式风格小别墅组成的鼓浪屿宾馆。一般人未必知道,它是近百年前自印尼归来的黄奕住名下的物业。
鼓浪屿上还有一条“日兴街”,也是黄奕住捐资修建的,用的是他在印尼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日兴行商号的名字。
据说,当年黄奕住把印尼的生意转交其妻子及女婿打理后,与儿子黄钦书、黄浴沂一起,携款2000多万美元回到厦门,像其他诸多闽南籍印尼华侨一起,投资于厦门和鼓浪屿的市政建设及房地产。如1930年,黄奕住组建的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万元,占同年厦门全市全部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他们获利甚丰之余,也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市容市貌。
黄奕住最让老一辈厦门人感念的功绩之一,是回国第二年(1920年),即发起兴办自来水厂。厦门岛上,淡水奇缺,居民用水大都由岛外船运进来,价格昂贵。黄奕住与包括汇丰银行买办叶家在内的本地工商界头面人物及华侨一起,集资100万元(黄率先认股40万元,后来公司陆续增资至200万元),前后历经七年筹划施工,水厂终告建成,蓄水池容量可供全市20多万居民9个月用水之需。
厦门早在1907年已开通电话服务,有华侨及日资经营的电话公司各一家。到20世纪20年代初,厦门市政发展,商务活跃,原有电话设施已不敷应用。1921年4月,黄奕住出资10万元收购华侨资本的厦门德律风(英语电话一词telephone的译音)公司,增资30万元,加以改装及扩建。1923年又以23000余元买下日商在鼓浪屿租界的“川北电话公司”,锐意改进,使厦门本岛与鼓浪屿之间实现通话。
他进而购买新设备,聘请上海的工程师,开通了漳州的电话服务,并筹划厦门与泉州等地的长途电话线路建设,可惜因连年战乱、军阀割据,后来又逢抗战爆发而未果。
黄奕住另一项雄心勃勃却未能如愿的募股投资计划,是筹建漳(州)龙(岩)铁路,以利于开发闽西矿产资源。漳厦铁路1910年已正式通车,但全长仅28公里,且不能直到厦门和漳州城区,旅客需受转车转船之苦,乘坐者越来越少,导致长期经营亏损。1922年,黄奕住就有续建该铁路的打算,专门聘请荷兰工程师沿线考察。1926年3月,菲律宾华侨在厦门鼓浪屿开会发起“救乡运动”,黄在会上“提议续办漳龙铁路至龙岩,以利交通”,认为这是“救乡根本要图”,获得全体通过。但此后福建历经北伐战事、国共第一次内战及十九路军反蒋的福建事件(或称“闽变”),政局长期不稳,漳龙铁路始终只能停留在图纸之上。
黄奕住回国投资最大也是最成功的手笔,是经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等动议成立的中南银行。1921年7月,当一群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在上海的一条弄堂秘密集会,立下改造中国的宏愿之时,中南银行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家当年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预订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一个人就认股350万元,占总额七成。它还获得国民政府批准立案,与官僚资本背景为主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起,成为全国三家拥有发钞权的银行之一。
黄奕住秉承了 “福佬”不忘故土、造福乡梓的传统,但与他的前辈及同时代闽南商人相比,最显著的不同,可能是他身上家族经营的色彩相对较淡,更为推崇合资合股的现代企业投资管理理念。或许,这也是他能于50岁后回国另起炉灶,在经商生涯后期的20余年间,仍活跃于国内商业舞台上的根本。
1945年6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前两个月,77岁高龄的黄奕住病逝于上海。又过了7年,中南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30年的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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