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86年11月5日大清早，两位满口闽南话的古稀老人，带领一支十余人的考察车队，从昆明出发，经大理下关、保山、芒市一路西行，向中缅边境的畹町和瑞丽进发。

　　二老分别是77岁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68岁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他们所走过的，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而此次前后耗时六天、来回1850公里的特殊行程，只有一个目的：探访已逐渐湮没无闻的三千南洋华侨机工报效祖国、协力抗日的史迹。

　　1南侨奋起

　　47年前，即1939年春天，年方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陈共存，辗转来到抗战后方的昆明，打算继续升学。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已内迁至此，组成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

　　陈共存在昆明时，恰逢第一批自南洋回国参与抗日的华侨机工抵达，他前往探望，看到机工们既无寒衣，又缺少住宿被铺，以稻草席地为床，苦不堪言。他随后写信向叔父陈嘉庚汇报实情，请求设法解决。

　　生于福建同安集美村的陈嘉庚，是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一代著名侨商领袖，发起组织华侨机工回国助战，抵抗日寇入侵，堪称他传奇人生中极重要的一笔。

　　其实，抗战爆发前，因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陈嘉庚经营的商业王国已告衰微，昔日的马来亚橡胶大王，不得不面对破产清盘的厄运（详见2012年8月20日本报D8版《八闽侨商漂南洋》）。但素来热心祖国事务和同胞利益的他，在数以百万计的东南亚华侨，尤其是闽籍同乡中，仍拥有巨大的号召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第三天，即8月15日，新加坡华侨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公推时年64岁的陈嘉庚为主席。

　　第二年“双十”国庆节，南洋各地45埠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再获选为总主席，李清泉（菲律宾侨商，福建晋江人）、庄西言（印尼侨商，福建南靖人）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八百万侨胞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作后盾。

　　南洋各地华侨如此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抗战期间，南侨总会实际上成为东南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最高领导机构。

　　南侨总会成立半个月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战时陪都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自新加坡发来“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电报提案，获大会赞成通过（唯时任参政会主席汪精卫对此不以为然）。名记者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评价说：“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初，陈嘉庚收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纸电报，请他以南侨总会名义，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宋子文之弟）亲赴新加坡与陈面商此事。

　　同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新加坡机器行率先响应，号召本地机工同业“共肩民族复兴之责，以尽国民之天职”。仅仅十天之内，第一批志愿回国的机工80人（时称“八十先锋”）已整装待发。

　　2三千壮士

　　原来，1939年1月，为应抗战急需而赶修的滇缅公路西段（下关经保山、芒市到畹町，全长548公里）刚刚竣工，加上数年前改造完成的东段（昆明到下关，全长412公里），作为战时后方战略大动脉的滇缅路中国境内段已全线通车。公路是通了，但经济水平落后又连年战乱的中国，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却奇缺，情急之下，国民政府唯有向华侨求助。

　　在为勇敢共赴国难的“八十先锋”践行时，陈嘉庚感叹说：“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辛苦……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

　　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委托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开出的月薪为国币30元，而应募的华侨工程师，有月收入达200新加坡元（折合国币近700元）者。但大敌当前，同仇敌忾，踊跃应募者中，除普通司机、修理工和工程师外，富家子弟和大学生亦不在少数，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仅1939年2月至8月的半年内，南侨总会即先后招募九批机工，经越南、缅甸等地运送回国，总计近3200人，他们绝大多数原籍为闽粤两省。机工的回国旅费和日常衣物用品，每人约花费80新加坡元，合共25万多元（折合国币近90万元），均由南侨总会下属各埠机构出资承担。

　　三千南侨机工回国后，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大部分在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沿线（缅甸境内186公里）从事军事运输，也有一些奔赴广西前线，参与南宁昆仑关战役（抗战重大战役之一，1939年12月～1940年1月）的火线运输工作。

　　据《中华民国统计纪要》记载，从1939年7月到1942年7月的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很大一部分由南侨机工完成。另据当年印行的《华侨先锋》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军事物资输入量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南侨总会的另一重大义举，是倡导各埠分会，在华侨商人及民众中积极筹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日。

　　据陈嘉庚避难期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他避走印尼三年多，直至日寇投降）写成的《南侨回忆录》所述：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时，全南洋各地认捐抗日款项每月约400余万元国币，到1939年全年实际汇出的募捐款多达7000余万元，比大会上所认捐数目，有增无减；1940年的实际捐款又新增了300多万元，其中还有一笔折合国币约3000万元的巨款，因受马来亚外汇管制，不能汇回国内，不然捐赠数更为可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历时大半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先后两次赴滇缅公路看望南侨机工，期间还赴延安访问，结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延安的清新风气，以及在野党的艰苦朴素和实干精神，性格耿直的陈嘉庚印象颇佳，这也为十年后他决意响应新政权号召回归内地，埋下了伏笔。

　　3救乡运动

　　漂泊海外的华侨，尤其是乡土观念极重的闽籍侨商，心系故国，以社团组织的集体力量，积极参政，报国保家，并非自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开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福建是北洋军阀与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势力反复拉锯的战场，兵火所及，民不聊生，苛捐杂税，令民怨沸腾，以至于华侨乡里，人人自危。其中尤以直系福建省长李厚基、割据一方18年的“闽南王”陈国辉，为害最烈。

　　1920年10月17日，由后来成为南侨总会主要发起人的李清泉牵头，菲律宾闽籍华侨代表在厦门鼓浪屿集会，商讨“救乡”事宜，筹办福建自治会（因菲律宾华侨故乡大多在闽南）。第二年年底，福建自治会在菲律宾成立，提出“驱逐军阀李厚基，联络各自治团体，整肃民军民团”三项主张，这是公认的闽侨“救乡运动”的发端。

　　1922年11月，“旅菲华侨自治急进会”成立，李清泉又获推举为主任。该会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省议会及北京、上海等地福建同乡会发出通电，拒绝北军入闽，倡导闽人自治。至1925年5月，南洋闽侨救乡会在马尼拉成立，“救乡运动”浪潮遍及东南亚各地。

　　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后不久，军阀混战又起，“闽南王”陈国辉部仍横行福建，地方苦不堪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奋勇抗敌，声名威震全国，颇得菲律宾华侨仰慕。适逢该部队伤亡甚大，急需休整，李清泉遂以闽侨救乡会、菲律宾国难后援会等海外社团名义，联合厦门华侨公会，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派十九路军入闽，由军长蔡廷锴出任福建省主席。

　　蒋介石顺应民意，批准了这一请求。菲律宾中华商会迅即派新任主席许友超、闽侨救乡会副主席桂华山（均为福建晋江人）同赴香港拜会蔡廷锴，敦请其率军入闽，蔡廷锴大受感动。

　　十九路军入闽后，提出肃清匪盗、禁绝烟赌、保护华侨、恢复经济的主张，很快捕杀了军阀陈国辉，为福建人除一大害。

　　1933年秋冬之际，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联合陈铭枢、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邀请许友超加盟革命，许与李清泉等人商议后，决意拥护，并赴福州面见蔡廷锴，建议设立厦门市。同年11月25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任命许友超为厦门市市长兼思明县（原管辖厦门）县长。在整部华侨史上，海外侨领回国出任一个城市的首任市长，是破天荒的第一回。

　　许友超主政厦门的数十天里，确是克己奉公，尽心尽力，希望有所作为。可惜时不我与，1934年初，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遭南京政府大军压境，危在旦夕，许友超无奈辞职返回菲律宾，重操经商旧业。

　　4赤子功勋

　　回头再说说南侨机工。

　　1942年5月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自缅甸攻入云南畹町，试图沿滇缅公路长驱直进，终被中国军队阻击于怒江西岸。但中国抗战的西南生命线自此断绝，公路运输陷于瘫痪。

　　三个月后，除数百人陆续应盟军征召赴印度协助远征军外，滇缅路上待命的多数南侨机工，竟接到了上级的裁员通知，抗战志士转眼成了无业游民，生活一时陷入困顿，心理上亦失依托，有些甚至沦为乞丐，因流离失所、贫病交加而死去的，为数不少。

　　抗战刚刚胜利，奉陈嘉庚之命任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的庄明理（泉州籍马来亚侨商及报人），即向国民政府提出救济安置南侨机工、帮助其复员南返等八项要求。政府侨务部门表示同意，但政策迟迟未曾落实。

　　稍后，结束避难生涯的陈嘉庚自印尼重返新加坡，因不愿见到南侨机工滞留国内，被迫参与内战，随即就善后事宜与国内展开漫长交涉。经过一年多努力，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启动机工复员程序，每名在册机工核发200美元奖金，欢送南归。

　　据1986年底陈共存写成的《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中粗略统计，在3200名归国机工中，战后陆续有1000多人（含部分眷属）辗转返回南洋，另外上千人或在内地成家、或获稳定工作，或返回闽粤原籍生活，放弃南返，两者各占约三分之一，而在抗战中英勇殉国及后期死于贫病的无名英雄，不下千人。

　　1955年11月，回国定居的陈嘉庚在庄明理等人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留下来的南侨机工，当时他们大多能在新环境中安居乐业，让八十高龄的陈嘉庚颇感安慰。不到6年后，这位一代爱国侨领溘然长逝。

　　随后持续二十余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因“海外关系复杂”“国民党走狗”等罪名，身心均遭摧残，历史功绩也被抹煞。到庄明理、陈共存一行重走滇缅路时，侥幸生存的老机工估计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且都是七八十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1989年7月7日，南侨机工归国参战50周年之际，一座十二米高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滇缅公路西段的起点——昆明滇池之滨树立，碑座正面镌刻四个大字：“赤子功勋”。

　　感谢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林少川的支持，部分资料及图片取自《厦门商会百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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