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光，谭洪安

　　当王廷庸第一次踏足淮北煤矿时，他还是一个25岁的年轻地质勘探队员，当时是1958年10月，淮北煤矿筹备处成立不到半年，在地方行政上属宿县专署（今宿州）下辖的濉溪县管理。

　　整整54个年头过去了，年届八十的王廷庸老人，如今已鬓如霜雪。但一米八的身板，中气浑厚的嗓音，依稀可见昔日东北大汉的风采。

　　这位4年前才完全退休的老探矿专家回忆说，当年的淮北，除了矿井和若干村落，几乎是一片白地，现在再讲起来，就像是忆苦思甜，很难想象是怎么熬过来的。

　　草创

　　在举国上下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淮北矿区招收工人12008人，各地支援干部943人，王廷庸就是这900多“新移民”中的一员。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老家在辽宁抚顺的王廷庸，很可能会成为朝鲜战场上一名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

　　解放之初，17岁的他考入黑龙江佳木斯一所军校。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和全班同学一样，写下血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还跟随大队跨过鸭绿江去实地拉练了一次。但即将出征之前，校方得知他是家中独子，按照部队规定，没有让他成行。

　　兵当不成了，王廷庸辗转来到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后改为长春地质学院，现并入吉林大学），学习地质专业，1953年5月毕业后，分配回抚顺矿务局当助理技术员。

　　1956年10月，王廷庸和300多名从抚顺、本溪、北票、双鸭山等东北主要矿区抽调集中的煤矿管理和技术人员，一道南下，第一站到的是淮南，两年后才转赴淮北。

　　那时候他刚结婚生子，每月能挣80多元，在抚顺老家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领导做思想动员时说，你们要去的南方很繁华，都是宽阔的大马路，一个市里有七座火车站。谁想到他们到地方一看，满眼荒凉，全都傻眼了。

　　好在那时候大伙都年轻，经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教育，人也老实本分，既来之则安之，从此算是扎根了。环境虽然艰苦，但相比当地人，他们这些外来援建人员，生活待遇并不低。

　　比如和王廷庸一起共五个技术人员，按当时级别是16级工资，每月68元，加上煤矿补贴5块8毛，一共73元8毛，比工资水平较高的东北少一些，却比只能拿17级工资的濉溪县县委书记，还多出几块钱。那个年头钱很值钱，一个青壮年男子，每月伙食费8元，已经能吃得很好了。

　　王廷庸初到淮北的头一个月，是地道的“多事之月”：月初，中共淮北矿委首次向安徽省委建议，早日成立淮北市；月中，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来到濉溪县卧龙湖视察；同一个月里，淮北煤矿有23个井筒开挖，因为一年多前，地质勘探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下发现了储量至少7亿吨的煤田，并打出了年产21万吨的淮北第一井——烈山斜井。

　　根据1999年出版的《淮北市志》记载，在举国上下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淮北矿区招收工人12008人，各地支援干部943人，王廷庸就是这900多“新移民”中的一员。

　　波折

　　1966年5月30日，经过5年建设的杨庄煤矿正式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原煤90万吨，正是这座大型煤矿的连年高强度开采，导致淮北市城区东南部出现大面积塌陷。

　　1960年4月，鉴于淮北煤矿初具规模，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濉溪市，城市中心选在濉溪县城西北，这就是淮北市的直接前身了。淮北煤矿筹备处则把挂了两年的“筹备”二字去掉，改名为濉溪矿务局。

　　那段时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故地重游，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这位56岁的小个子，第一次回到11年前他和战友们一举击败国民党十数万大军的双堆集战场故址，凭吊一番。

　　王廷庸在后来的回忆中并未提及这些大事，那几年，他一直跟随地测队，在淮北煤田各处埋头寻找适合开矿的地点，从烈山到沈庄、袁庄、张大庄、朱庄、相山、芦岭、杨庄等等，几乎每个新的矿井，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那个年头，矿区内还没通铁路，濉溪矿务局成立后，分配下来三辆吉普车和一辆罗马尼亚产的轿车。当然这不是普通技术员所能随便坐的，王廷庸要到矿务局开会，常常要骑自行车跑上百里地，那时买个自行车，就像今天买汽车一样，甚至更不容易。

　　王廷庸说，那会儿的矿井，都叫“简易投产”，实际上是见煤就挖，几乎全靠镐刨，运输工具也落后，很多都是人力推车。管理人员中那些工农兵老干部，对煤矿专业技术知之甚少，其中一个不懂行的矿务局长，后来居然当上了一家矿业大学的校长。而像他这样地质专业科班出身的人提出的建议，常常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全矿资源回收率必须达到75%的国家规定，通常是一纸空文，不少矿井都是半采半丢。王廷庸说，最近这些年采用机械化作业，严格管理的话，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以上了。他还说，那些年因为管理滞后，大小矿难每个月都发生，矿上死几个人不当回事，不像现在越来越注重安全问题了。

　　1966年5月30日，经过5年建设的杨庄煤矿正式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原煤90万吨，后来在1977年至1986年的10年间，这座煤矿保持了年产连续超过200万吨的纪录。正是这座大型煤矿的连年高强度开采，导致淮北市（1971年由濉溪市改名）城区东南部出现大面积塌陷，这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南湖公园整治工程。

　　杨庄煤矿投产仅仅一周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矿山的生产秩序被打乱，此后数年，逐渐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王廷庸身背“反动学术权威”和“出身大地主家庭”两项罪名，虽然没直接受批斗，也只能靠边站了，期间一度不得不回到抚顺老家，躲避风头。

　　回首

　　以前好多采矿的人太大手大脚了，大家都吃肉，没人啃骨头，煤往往不是采干净的，而是白白浪费掉了，导致现在采煤成本越来越高，好煤越来越难找。

　　经过了不堪回首的十年后，淮北各矿逐步恢复元气，1976年原煤产量突破1000万吨，进入全国重点煤炭基地行列，1977年初又在濉溪、涡阳、蒙城等地发现储量为淮北原有矿井总量三倍的临涣煤田。

　　1978年5月，双堆集又迎来了两位身份特殊的老熟人，他们是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杜聿明和黄维，三十年前那个经典战场上的败军之将。

　　也许是生活走上正轨，一切渐入佳境，记忆反而没有那么丰富复杂了，王廷庸对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退休这一段日子，只是匆匆一带而过，尽管资历深厚的他，已是淮北矿务局乃至国内同行中响当当的探矿专家。退休之前，他分别当过淮北矿务局地质测矿处副处长，以及矿务局勘探队队长，职称是高级工程师。

　　就在王廷庸退休前一年5月，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中共党内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来到淮北出席全国土地复垦学术研究会，他和与会专家重点考察了当地煤矿塌陷区土地复垦工作，并予以积极评价。煤矿开采造成的塌陷难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与淮北有同样境遇的各地矿山城市主管官员的案头。

　　精力依然十分充沛的王廷庸退而不休，他开始频频为日益活跃的私营矿主或矿业投资者出谋划策，后来干脆和矿务局退下来的几位老同事，合伙成立了矿务服务公司，帮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找矿选矿。

　　王廷庸说，我们找矿，十有八九都能看准，很多老板因此发了大财，如果我们胆子大一点，早就成富翁了。不过，他说他对自己如今的日子很满意，退休金足够丰厚（因为曾报名参加志愿军，至今他都享受国家发放的津贴），钱够花就行了。

　　对如今引起越来越多人关注和谈论的煤矿资源逐渐枯竭的问题，他感叹说，以前好多采矿的人太大手大脚了，大家都吃肉，没人啃骨头，煤往往不是采干净的，而是白白浪费掉了，导致现在采煤成本越来越高，好煤越来越难找。

　　“每次想起那些白白浪费掉的宝贵资源，心里还是感到很惋惜。”这位一辈子都在跟矿山打交道的豪爽老人，流露出一丝黯然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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