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 刘波

　　 几天之前，也就是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震动两国业界。

　　 经过针对中国电信(微博)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为时一年多的调查，这份52页的报告认定两家企业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提出诸多具体指控，包括指责华为行贿和违反美国移民法，认为华为未能披露它和中国军方的紧密联系，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阻止任何涉及华为、中兴的并购，并要求联邦政府调查这两家电信企业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呼吁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不要和中兴、华为做生意。

　　 可以说，报告措辞的严厉出人意料。它虽然在法律上只有建议性质，不构成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力，但其提出的具体的针对华为、中兴的指控，以及所呼吁的具体措施，可能对两家企业开拓美国市场和在美并购构成现实障碍。而在美国选举年，这样的严厉又有些在意料之中。受美国两党竞争及三权分立机制决定，美国国会近年来一直扮演了对华强硬、倾向于“挥动大棒”与保护主义的角色。由于该报告倾向性明显，在公布后，不仅遭到华为反驳，也在国际舆论中受到批评，有媒体提醒中美应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美国国会报告在舆论场上相对“失分”，原因之一是它并未列出确凿的证据事实，而且有一部分是不公开的，因而难免被推断为有对华政治立场甚至敌对情绪的考虑。今年以来，美国的很多对华举措被解读为选战需要造成的反应过激，例如奥巴马政府频繁在贸易领域对华发难，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威胁一上任就要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批评道，报告显示了美国国会的落后思维，认为电信网络还是孤立的，能为国有垄断企业所主宰，而没有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紧密联系的现实，整份报告让人觉得无非是在故意寻找理由，试图阻挠来自中国新兴企业的强有力竞争。

　　 但单纯的说理并不足以打消美国方面的成见，尤其是报告中渲染的中国“网络战”威胁，以及对华为可能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强调，还很好地迎合了美国的大众恐惧心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从9·11事件至今虽然有所淡化，但一直埋藏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随时可能被政治家召唤出来。加上可能有华为的竞争对手在背后推波助澜，至少在短期里，报告对华为构成了棘手的麻烦。而且，其他国家内部的一些力量也可能出于政治和商业动机而效仿美国。此前澳大利亚已经以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其国家宽带网络项目的投标。据媒体报道，新西兰反对党近期也要求对华为在其超高速宽带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调查，加拿大则暗示，可能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其政府通信网络项目。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到国际市场上接受洗礼，“走出去”战略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鼓励。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成绩斐然，但也收获了许多值得深刻铭记的教训，商业上的“水土不服”是一方面，但随着海外扩张进程的深化，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遭遇了政治因素导致的无形“天花板”。2005年中海油对美国能源企业优尼科提出收购要约，便遭到美国政治上的阻挠，导致中海油最终退出竞购。这起标志性事件带来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与其他企业相比，华为更好地适应了海外环境，更多地了解和适应美国相关机制，对政治气氛也始终保持着敏感性。2008年华为计划斥资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技术公司3Com，就是考虑到中海油美国折戟的前车之鉴，所以联合美国知名私募公司贝恩资本共同提出收购要约，以增强成功可能性，但最终还是倒在CFIUS的审核之下。虽然此后华为在美的多项收购都因政府介入而流产，但它仍选择沟通和释疑，2011年2月向美国政府发表公开信，指责美国方面设置的障碍不公正，要求对它的业务展开调查，但10月8日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却非常不留情面。

　　 的确，对华为来说，要赢得美国方面的信任，存在着一些“硬约束”：它不是一家上市企业，而且目前为止也未明确透露出在美上市的意图，它被指责为行事隐秘，股权结构不公开，而且其总裁任正非是军人出身。这些“硬约束”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但为突破美国政府设置的壁垒，在软性机制方面，华为可以做出一些努力，而且这些努力目前看来是可圈可点的。华为在美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本地化，据媒体报道目前在美员工的75%是美国人。它聘用了熟悉美国环境的公关人员来宣传本公司立场，树立良好形象，及时做好危机应对预案，并在美国国会等机构进行游说和劝说工作。在美国国会公布严厉调查报告后，第一时间反驳，而且摆出美国人“喜闻乐见”的企业家精神、自由竞争、创新等价值观来争取支持，这些都是成熟的应对策略。西谚有云：“在罗马人的土地上，按罗马人的规矩办。”这不是一种软弱，而是务实、聪明和自信。

　　 相比而言，如果就此推断出美国试图打压中国崛起，或者美国宣传的“普世价值”是谎言，则有过度引申之嫌。这些声音不应侵入商业领域，影响企业决策。如前所述，华为、中兴遇阻的事件具有特殊时间和政治背景，而大量在美投资的中国民企仍然享受着非常自由的市场准入。要说一些美国的力量没有借此遏制华为的考虑，也不客观，但国家之间的博弈是多维度的，有“零和”方面也有“共赢”方面，纠结于一个维度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至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报复美国的主张，则是最后不得已才要打的一张牌。华为在美国要有愈挫愈勇的准备，随着选举年的过去和美国经济的好转，转圜的机会仍很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贾尔斯·钱斯认为，华为、中兴美国受阻事件，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的一个里程碑，迫使中国企业必须增强开放度和透明性。大方向上看，这没有错，华为还需更多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从来都是一种理想状态，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于所有国家。华为、中兴遇挫只是一个例子，与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等一样，都是政治疑虑给商业领域带来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只会逐渐减少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政治大环境。对于华为等典型的中国新兴全球性企业来说，路还很长，逐渐走出这些成长的烦恼，还需要更多时间与耐心。“走出去”进程需要继续，因为中美商业上更紧密的交融，会为减少这些商业摩擦提供更好的政治基础。

　　消费税改革的路径选择

　　傅蔚冈

　　 据央视某新闻节目提供的信息，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期间，中国银联持卡人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33%，中国购买力制造了世界黄金周。与境外市场的火爆相反，国内市场则是一般。据商务部监测，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8006亿元，比2011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增长15%左右。东方证券指出，百货行业十一黄金周8天销售同比2011年7天销售仅增长15%，扣除9月30日销售，7天销售增幅仅为个位数字甚至持平，增速创近5年新低。

　　 为什么国外市场如此火爆，而境内市场却如此平淡？价格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样一件商品，这里价格1万，而国外只要6000。你说消费者该如何选择？那么，价格为何而贵？税，尤其是消费税偏高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包括专家在内的社会公众普遍表示减税是个办法，而税务总局也有改革消费税的意向。近来，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也在第五届全国企业税务管理创新大会上透露，消费税在今后将进行改革，不过改革的方向却与公众的期盼有所距离，据透露改革将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征收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增大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税率；另一面将在征收环节进行改革，或将试点在加油站对消费者征收成品油消费税，即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个人征收。

　　 为何要对消费税作如此改革？按照该官员的解释，这是宏观调控的需要，通过调高“两高一资”的税率，从而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而针对奢侈类产品的征税，则是为了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需要，就像开征消费税时所指出的，通过提高高档奢侈品的税率来扩大政府的税源，增强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能力。

　　 但是，要将消费税的改革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通过调高“两高一资”的税率，可以引导更为合理的消费。但是要让这个经济杠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第一，“两高一资”的税率合理。既不会因为税率过高而扭曲市场，无端增加企业压力，也不至于因为税率过低，企业无视成本的增加；第二，要有一个完备的公共财政体制。增加税收当然可以起到扩大政府财政能力的作用，但是财政能力增加是不是必然导致社会更加公平？这还是存有疑问。如果通过消费税所增加的税收无法以合理的公共支出所体现，那么税收也只是增加私人部门的成本，而无法起到社会公平的作用。

　　 如果以上前提存在的话，那我们再审视一下当下中国的消费税制度，通过怎样改革，我们的消费税制度才能够更加公平也更有效率？

　　 在我看来，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任何增加税收的举措都应当慎重：无论是提高“两高一资”的税率，还是扩大奢侈品的范围，都会以增加私营部门负担的方式减少内需，最终既不经济，也体现不了公平。以奢侈品消费为例，由于过高的关税和消费税，出境购物或者境外代购往往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奢侈品消费者的主要选择。据业内人士估计，2011年，中国旅客在海外购买的高档商品消费达4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

　　 让我们看一下现行消费税中对奢侈品征收的税目和税率：高尔夫球及球具税率为10%，高档手表税率为20%，游艇税率为10%，金银首饰为5%，非金银首饰为10%，化妆品为30%。仅仅从税率来看，现行的消费税就很不合理：化妆品在现代社会已经是绝大多数人群的必需品，对此类商品设定30%的税率绝对有问题；相反游艇税和高尔夫球及球具税率则是偏低。所以即便是以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对于像高尔夫球具、游艇税等等这类确实是高收入高消费人群所消费的奢侈品应当提高消费税税率，这些奢侈品的消费人群是占少数的高收入群体，而且其范围绝对是高收入人群消费的真正的奢侈品，所以课以重税不影响多数的消费者，而且也能真正达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正是因为化妆品的税率过高，使得国内一线城市的消费主体除了出境购物以外，还将视角转为“代购”等途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达120亿元。而2011年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65亿元，较上一年上涨120.83%。预计2012年海外代购的交易规模将有望达到480亿元。但是这个代购市场却因为无法提供较为完整的缴税记录而始终处在灰色地带：今年一位前空姐因为两年多的代购生意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灭顶之灾：累计偷税113万元，11年有期徒刑，50万元罚款。

　　 为了解决关税和消费税过高而导致消费外流等问题，不少专家建议在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和城市进行试点增开境内免税店。免税店当然是好事，可以将一部分民众的消费留在国内。但是仅仅通过设立免税店的方式并不够，因为消费税涉及千家万户，必须要通过一次彻底的减税，而不只是针对特定高收入群体免税——否则这也和消费税的初衷相违背。

　　 不过，此次消费税改革中有一点倒是值得肯定，即对消费税的征收环节进行改革，将试点在加油站对消费者征收成品油消费税，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个人征收，将消费税由“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也就是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最终销售环节，实现价税分离。

　　 中国目前的税收，几乎都是在价内征收，消费者在销售清单上看不到自己所缴纳的税款。价内征税的最大好处是消费者意识不到赋税的比重；但是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

　　 以成品油消费税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国汽油、柴油的产量分别是3758万吨和7647万吨。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些产品全部销售出去的前提下，国内所有炼厂要替消费者代交总计1260亿元左右的消费税。而该部分费用极大地占用了企业生产环节的资金。同时，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在企业折算增值税时，存在重复计征的现象。仍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按13%的增值税计算，石油公司半年“多”缴增值税163亿元。

　　 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在石油行业存在，几乎存在于任何一个行业。不过此次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为何只适用于成品油行业，而不是在各个行业推开？现代社会中石油号称“经济血液”，其上下游产品几乎贯穿于整个国民经济，地位当然重要，但是仅仅将该项政策针对石油，这算不算是一种特殊优待？就像有媒体所指出的，此次的征收环节价税分离改革的受益方只是“以两大集团为首的生产单位”，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