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

　　赵晓 李慧忠

　　 不久之前，高和资本联手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2012年中国民间资本调研报告》，数百家媒体的集中报道再度让民间资本成为社会的关注点。笔者有幸全程参与此次调研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当前的民间资本现状，便是“镣铐舞者”。

　　 中国民间资本聚集区，最典型的有四个区域：鄂尔多斯、温州、山西和陕北。四个地区由于不同的民间资本特性，经历了这场危机的洗礼后，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境况。鄂尔多斯和温州属于民间资本积累性地区，尤其是鄂尔多斯，属于典型的资金内循环模式，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后难以支撑虚高的房价，房价基本被拦腰斩断；山西和陕北属于民间资本外流型地区，本地的房地产投资需求相对较少，所以受到的市场冲击也相对有限。

　　 2011年4月，笔者去鄂尔多斯调研时，恰逢鄂尔多斯的植树节，稀缺的降水使得树苗的成活率不到一半，但经济并没有大的问题，仍呈现热火朝天的造城场景；今年7月份再去鄂尔多斯，由于雨水充沛，当地广袤的草原是近十年来最繁茂的，但经济却是近十年最低迷的。同一座城市，去年热火朝天、随处可见的造城热潮，今年再次漫步在鄂尔多斯的大街，却发现70%的房地产项目都处于停工状态。同一条大街，去年随处可见的路虎等高档越野，今年依然可见，只不过车的主人已几经易手，几百万的车只能抵账几十万。同一家酒店，去年的入住率高达120%，需要提前几天预订。今年再去，与酒店前台人员攀谈得知，酒店的入住率只有20%左右。去年笔者曾针对鄂尔多斯撰文说煤炭业是财富的发动机，房地产是存钱罐，而中间的链条便是民间高利贷，现在这个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由于今年煤炭市场的恶化，发动机熄火了，而房地产呢？当前的鄂尔多斯楼市除了房屋“抵债式”销售，基本无市场成交。政府的钱、企业的钱、银行的钱、老百姓的钱，绝大多数的钱都被固化到永远不开灯的房子上了。当地的民间借贷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民间资本纷纷回流银行体系。今年1-5月鄂尔多斯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546.7亿元，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了34.8%。这也代表了当前中国民间资本的两种心态：第一、“颠儿了”，移民海外；第二、“熊了”，回流银行存款。

　　 温州民间资本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受伤的不仅是实体经济，更是民间信用体系。在对温州企业主访谈过程中，对于经济恢复期的预判多数企业主惊人地一致：温州实体经济恢复至少需要5年，民间信用关系恢复至少需要10年。紧随民间信用崩盘的势必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陡增。2011年温州法院民间借贷类案件收案12044件，标的近54亿元。而2012年1至4月份，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标的38.5亿元，民间借贷案同比上升近89%。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明显回落了，去年8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5.4%，今年4月份已回落至21.58%。各地的民间借贷往往与房地产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温州也不例外。温州的房地产市场也遭遇到重创，以温州公认的豪宅项目鹿城广场为例，2011年二手房价格最高峰达8万/㎡，而现在拦腰斩断下跌至2010年的开盘价4万/㎡也不宜出手，甚至有喊出3.8万/㎡的案例。再如温州下辖的瑞安县，2011年的房价曾“破4（万）冲5（万）”，号称全国房价最高的县，如今房价普遍下跌了1万/㎡以上。

　　 山西民间资本的日子相对好一些，但也是如履薄冰，更多的是在行业洗牌和政策洗牌的夹缝中生存。山西是最早的煤炭整合省份，煤炭企业主也相对更成熟一些。截至2011年，煤炭企业已经整合至130家。整合完成后，70%的煤炭资源将集中于中央以及地方大型国有煤炭企业，30%的煤炭资源属于大型私营煤企。由于煤炭企业被整合，部分套现的煤炭企业主有喜有悲，喜的是躲过了2012年煤炭业的低迷期，悲的是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煤炭收入，攥在手里的钱有限了，使其变得格外谨慎。根据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2012年3月对山西省民间融资状况的专项调查，截至2012年3月，山西省企业参与民间融资余额约为180.39亿元，较2011年9月下降了约60亿元。这些民间资金主要活跃于吕梁、忻州和临汾，约占民间融资总量的60%。民间融资的避险意识也明显提高，借贷方式更趋规范：一是采用正式合同和借据的占比达到86.96%；二是采用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的占比接近50%；三是民间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均做出明确的约定。受全国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山西太原房价出现明显的分化，刚需支持的普通住宅市场相对稳定。根据太原市房管局数据，2011年太原商品住房均价6000元/平方米左右，剔除价格跌幅较大的高端项目星河湾后，价格下降3.4%。而高端豪宅大幅萎缩，太原星河湾项目人气惨淡。

　　 陕北民间资本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与其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紧密关系。而房地产市场没有出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地政府较为谨慎，与鄂尔多斯相比，城市建设方面并没有进行大尺度的“造城”计划。此外，陕北的土地资源有限，用地指标的稀缺使其不具备大规模建设的条件；第二、陕北个别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并没有严格执行房地产预售制度。许多开发商在没有取得预售证的情况下，纷纷采取所谓的“订购”方式，绕开预售制。在开发之初就把房子卖出去了。但陕北也并非完全的安然无恙，民间资金本身就具有流动性和逐利性。在调研中，据当地人介绍，大量的陕北民间借贷资金流入了鄂尔多斯市场。

　　 如果把鄂尔多斯、温州这场民间资本危机潮与4万亿相联系，或许有人觉得不相搭，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却是出奇地相似。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往往使民间资本不知所措，因为民间资金很大程度上是对银行资金的一种补充。房价的涨跌只是表象，根源却在于金融市场是否实现了真正的市场化。

　　（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慧忠系高和资本金融分析师）

　　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王凌

　　 “新的世界史、现代史会怎么说”，这一句问话也可以换成：究竟“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

　　 按照一向的说法，中国现代史，是始于20世纪（比如1919年）。在一般学子看来，这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

　　 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国人一般的认识，则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两部代表作，《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作。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不是拿1840年，而是以1800年划界，其代表作为《剑桥中国史》。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发生什么重大变革似的。

　　 不过，英文里并没有所谓“现代史”与“近代史”的区别，都叫“modern“，或“modern history”，如此而已。

　　 所以，若高某人现在提出，中国在18世纪就已经在进行“现代化”了，这岂不是有点“匪夷所思”、“惊世骇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18世纪，就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18世纪，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而且它并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二，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先生曾经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我则把它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此外，18世纪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先声”的，在中国还有：创新政治理念（乾隆皇帝的三民主义）、土地的全域性开垦、追求高产、开展多种经营、福利国家、议改土地制度、干预租佃关系、划分社会阶层、发展工业，当然不应忘记政府在劝农方面的突出表现等等。

　　 当日国家（政府）修举的大工程，除大运河（它是康熙以来的重点工程）之外，计有：兴修畿辅水利，以及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九十三河；其它若干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亦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如广东围基、安徽陂塘）；政府开矿；修筑海塘工程（特别是浙江海塘）、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各省郡县州邑修举养济院、兴办义学；破除迷信（笃信师巫），有病求医；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砝码，制定画一之戥；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绘制地图等等。

　　 不止于此，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像似”罢了。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在18世纪已经存在。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18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这也许是“新清史”给我们的启发吧；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其实，在1980年代，美国学者魏斐德就说，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参见他的《洪业》）；黄仁宇也说，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500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300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认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这300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尽管如此，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

　　 说起来，近年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改变了观察的视角，不再把生产方式当做最重要的问题，而看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最近旅欧学者朱嘉明的大作《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远流，2011），更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货币金融入手，与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取向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的跨朝代的巨视目光，实际上也在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

　　 前些时候，在凤凰视频座谈小书《乾隆十三年》，有与会者批评说：那乾隆朝到底有没有“现代化”，中国18世纪的现代化是不是失败了？

　　 讨论会的提问如果太繁复冗长，就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现在可以回答说，其实，中国在18世纪表面上看是失败了，19世纪（1840年以后），20世纪，很长时间都不止是一个失败，而是一败再败（因此我曾劝一些清史所的同学离开“近代史”，因为面对这些失败，在思想上很难翻过身来）。但是眼光再长一点来看呢？如果一直看到21世纪，看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岂不可以说已经成功？

　　 从几百年前直到今天，这岂不是一个历史？只不过时间漫长了一点，那又何足怪哉？

　　 我们的老朋友黄仁宇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虽未敢这样，但也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

　　 当然，我以为对“现代化”这个词，也用不着神乎其神。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怎能就想捡便宜，吃现成饭呢？

　　 当然，若想前进，就一定要认清“自我”，认清当下的“立脚基石”，这也是黄仁宇先生在生前屡屡告诫我们的。

　　民国的自由金融秩序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苏小和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当进出口贸易自由流动，当生产和交换呈现出显著发展的态势，当企业和企业家的利润明显增长，其发展的内在理由，一定是受到了自由金融信贷的有力支持。一个基本的市场事实是，自从通商口岸时代来临，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民间钱庄的发展，一直处在外国银行和晚清政府管制的双重挤压之中。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国银行纷纷缩减规模，甚至撤离中国市场，而晚清政府垮塌，新的大政府主义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局面为真正中国民族的自由金融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1912年到1920年，非政府性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1912年整个银行的资本金为36亿元，到1920年则达到了52亿元。 仅仅在1918年到1919年，国内由民间新创办的商业银行，就达到96家，虽然有一部分银行依然和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存储国家的资金与借款。更多的民间商业银行主要致力于真正的自由信贷竞争，从而催生出民国时代真正的市场金融秩序。

　　 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就是著名的上海银行，1915年由张謇创立，合伙人中有为数不少的知名企业家，当初的银行自有资本金不过10万元，但到了1919年，银行资本金已经达到100万元，存款规模更是达到500万元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也是创办于1915年，它的前身是纯粹民间商业性质的浙江省银行，如果恰逢市场活跃期，发展也是蔚为壮观。中国银行倒是一直受制于政府关系，但它们在杭州的分行，却在这个时候主动放弃了有关国家资金的存储业务，改由真正的市场化竞争。盐业银行同样起步于1915年，四明银行也是在这一年开张，而1916年天津的中孚银行也参与到了市场的运营之中。至于老牌的浙江兴业银行，它的起步最早，开始于1906年，一直受到洋行的挤压，1915年金融市场越来越活跃，它们从杭州迁址于上海，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华中地区和华北各省设立了十几家分行，银行的存款规模因此迅速攀升。1913年，它们的存款规模不过260万元，而1918年，就达到了1000万元，已经是当时最大的市场性商业银行之一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正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对经济的拉动是直接有效的。一方面，这些民办的银行具有敏感的市场一线信息，它们在不断做大存款规模的同时，参与到了切实有效的企业投资之中，而且这样的投资事实上是当时当地惟一可以大面积实施的投融资方式。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发展到民国初年，并不具有投融资的丰富性，比如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在中国尚未开始。通商口岸的租界之内，的确有一家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机构，但这里仅仅开设外国证券的交易项目。当国内的民间商业银行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定会催生出证券业的发展。1920年就是一个值得中国证券行业纪念的时间，这一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这是民国接下来一段时间大量的类似的交易所普遍开展起来的先声。仅仅一年之后，上海产生出140个交易所，规模和从业人员可谓浪潮滚滚。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的大面积发展，它们和传统钱庄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关于民国初期的钱庄，至今仍然是一个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优美话题，人们怀念那个年代金融的市场化和民间化，怀念中国人的金融智慧，以及散布在人们心头的诚信商业精神。事实的确是这样，新兴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开始主动向传统的钱庄学习，对民间进行直接的借贷，而传统钱庄则向商业银行学习，如何通过市场化和规模化的发展，吸引到更加庞大的存款规模。和钱庄相比，商业银行在借贷方面的顾虑要多很多，如此它们建立了严格的担保制度，通过不动产或者商品库存作抵押的方式，来降低风险，确保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性 。而钱庄的发展长期以来只是局限在熟人社会之中，并没有将其经营的边界扩大到整个市场范围之中去，这直接导致了钱庄虽然历经数年，但发展速度远远不如新兴商业银行的局面。

　　 现在，双方的真正的市场化竞争开始了。结果是非常有趣味的，钱庄的市场竞争力似乎好于商业银行，这是很多国外的金融史学家难以理解的市场现象。虽然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巨大，但真正被企业和企业家欢迎的，依然是钱庄。有人解释，这其中一定有钱庄的投机活动，但企业的逻辑，事实上就是要在市场里发现投资的机会，这正好说明了钱庄的市场优势。1920年的上海，钱庄发展到71家，总共控制着770万元的资金规模。钱庄数量的增长率是130%，资金数量的增长率是500%，1920年每家钱庄的平均资本是11万元。

　　 有人研究了钱庄资本的几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众所周知的买办的投资。晚清时代，以及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国向来富有的买办阶层，通常都是将他们的资金存入外国银行，大战开始之后，为了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他们普遍将资金转入到了国内的钱庄之中。其二是一部分高利贷者、鸦片商人和染料商人的资金也流入到钱庄之中。纺织印染行业一直是民国初年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它们一方面受益于整个棉纺织业的发展，一方面学习了外国进口化学印染的技术，同时在早期，民间钱庄也在金融的层面有力支持过这样的行业。他们的人数非常庞大，经济活动稳定，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口碑很好，因此，他们从过去的钱庄的客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钱庄的股东，就是理所当然的市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