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尽管同样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压榨，但亚洲诸国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义的。明治维新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处在并不亚于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两大战略都围绕着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

　　大梦谁先觉？

　　吊诡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早于中国形成，首先得益于其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锁国，这令日本国内的族群文化拥有了相当高的“同质性”。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而将他们及家属都搬迁到江户（东京），这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各藩之间的融合。同样锁国，中国却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难以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依旧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大袋“马铃薯”，袋口一松就散落了。

　　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天皇世系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权旁落，仅被当做傀儡，但天皇的“万世一系”成为民族主义最好的象征物和凝聚力所在。

　　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方面，无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创伤深度，中国都绝对超过日本，但却直到甲午战争被东亚小兄弟打趴下后，才开始形成民族主义。

　　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而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常住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国需可爱”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歌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与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陈独秀说：“爱国者[微博]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