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经略南海的商界思路

　　雪珥

　　从黄河灌溉文明成长起来的传统中国，对海洋有着与生俱来的轻蔑和恐惧。这是天朝对蛮夷的轻蔑，是稳定对流动的恐惧。本报专栏作者雪珥在他的著作《大国海盗》中，曾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与海为敌”的天性。出于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不久前，他亲自从澳洲来到海南，走访那里的企业家和渔民，试图找出一条让中国走向海洋的道路。

　　一条引发争议的“航母”

　　显然，很难相信这艘渔业“航母”的实际意义会仅仅限于渔业。虽然这艘船本身并非军事舰只。

　　当贺建斌的“航空母舰”终于开进海南时，他似乎并没有想到，自己将因此而被外界当成中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印尼《雅加达环球报》、越南《青年报》、《日本时报》、《菲律宾星报》等，纷纷将目光聚焦到这位此前从未显山露水的中国企业家身上。

　　贺建斌本人甚至都不知道这其中的大多数报道，当我将搜集到的报道递给他时，他显然感觉相当意外。

　　这位40多岁的中国企业家，20多年来以海南为基地，经营着他的工商王国，兴旺、稳定且十分低调。这次一下子在国际上强烈曝光，只因为他旗下的“海南宝沙渔业有限公司”，引进了这艘“航空母舰”——世界最大的渔业加工船。

　　2012年的4月3日，这艘巨大的“渔船”——足足有10层楼高——驶进海南秀英港，令见惯了各种船只的海南人也叹为观止。船头，漆着巨大的中英文船名：“海南宝沙001号”。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教授Carlyle A. Thayer，用相当批判的眼光看待这艘悬挂起了中国国旗的巨型“渔船”。在一篇题为《南中国海浮动工厂处女秀》的文章中，这位教授透露说，“海南宝沙001号”是全世界最大的渔业加工船，全球仅有4艘，这是一座“浮动的工厂”，能在南海停留长达9个月的时间，可为500艘渔船提供“母舰”服务。

　　这艘总投资额为15亿元人民币的船，原是芬兰为前苏联定制的巨轮，船上共有4间工厂、14条生产线，每天可加工2100吨海产品，可供600余名工人同时生产生活，生活设施十分完善，包括一座设施先进的医院，设有外科、骨科、内科甚至妇产科。

　　贺建斌也为这艘“航母”配置了整整一支舰队：一艘2万吨级的油轮“海南宝沙021号”、两艘万吨级的冷藏运输船“海南宝沙011号”、“海南宝沙012号”，及三艘3000吨至5000吨的补给保障船。这些船，加上它们足以提供服务支撑的300~500艘百吨级的渔船，可以组成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渔业舰队，在南海深水海域长期作业。

　　显然，很难相信这艘渔业“航母”的实际意义会仅仅限于渔业。Thayer教授虽然肯定地说，这艘船本身并非军事舰只，但他也说，其舰上装备的先进通讯设施，将能为中国相关机构迅速提供相关海域的情报，比如，其雷达就能迅速鉴别出该海域的各种船只。

　　但谈起这艘让别人不安的船，贺建斌却表示，它仅仅是一项渔业“生意”。海南当地媒体的报道，也仅仅围绕着这艘“航母”将促进海南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突破。

　　被解散的“舰队”

　　出于种种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这支舰队在成形之后又夭折了。

　　海南的确是谈不上海洋强省的。他们的渔船普遍吨位很小，不足30吨的小船居然占到了总渔船数的85%，续航能力差、生产设备简陋、保鲜加工设备缺失，根本不适于深海捕捞作业，这导致海南渔业生产堆挤在近海海域，加速了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枯竭和环境污染。

　　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中国的南海渔业，还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渔情信息缺乏，渔民在未能掌握渔情变动规律的情况下盲目生产，渔获量无法保障，甚至出现严重亏损；

　　二是渔船保鲜能力差，大多数渔船是带冰作业，自己不具备制冰保鲜能力，因此必须在短时间内取得较高渔获量才能有较好的收益，否则容易亏损。如前往中沙、西沙群岛作业的三亚灯光围网渔船，大多数船吨位在100~200总吨，渔获容纳量仅有25~50 吨，渔获在海上保鲜天数一般不能超过7 天，否则无法保证渔获新鲜度；

　　三是渔船装载能力差，直接影响到最高上岸渔获量。要在南海渔业中获利，渔船的吨位应不低于150 总吨，灯光围网作业的渔船吨位至少应达200 总吨，生产效益较佳的渔船吨位应介于300~500 总吨；

　　四是回港销售路途遥远，不仅消耗大量的燃油，更耗费时间，导致渔获新鲜度降低；

　　五是捕捞网具有待改良。

　　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淘汰小吨位渔船，换装大船，同时借鉴远洋捕捞船队的做法，建立专业加工船、补给船、运输船的配套，提高海上续航作业能力。

　　装备上的短板，导致南海渔业在近海和外海的开发上严重失衡，望洋兴叹。仅在三沙的南海深处，渔业资源的潜在捕获量约为500万吨，每年的可持续捕获量在200万吨，已知栖息鱼类有500种以上，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有30多种，适合大范围开发。但是，目前海南每年的捕获量仅为8万吨左右，仅仅开发了4%，其解决之道只能是“造大船，闯深海”，促进渔业产业升级。

　　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统计和规划预测，到2015年，海南海洋生产总值(GDP)要达到1098亿元，其中，水产品总量要达到220万吨，渔业总产值500亿元，水产品出口量达25万吨，渔业创汇10亿美元。如果没有渔业产业的升级，这样的目标难以企及。

　　按照贺建斌的构想，他的渔业“航母舰队”的到来，将有望极大地提升南海外海渔业，在大洋深处建立据点，现场收购、现场加工，甚至直接进入国际流通市场。然而，当我踏访海南之时，这艘曾在这里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巨轮，却杳无踪迹了——出于种种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这支舰队在成形之后又夭折了。贺建斌的一些朋友将他形容为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他却比较淡定：这么一番折腾，至少证明风车并不是不可挑战的，或许该等待另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走另外一条更为恰当的道路。

　　以渔示存的大洋“牧场”

　　通过渔业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彰示主权的存在，推进海洋产业的发展。

　　对于南海渔业，贺建斌提出了“放牧大洋”的构想——既不仅仅是捕捞，也不仅仅是养殖，而是将南海当作中国的海上牧场，全盘经营。

　　显然，要经营这样一个蓝色“牧场”，“防狼”是基本前提。身为企业家的贺建斌，因此撂了一句很讲政治的话——“撒主权网、捕爱国鱼”。这位军人家庭出生的企业家，坦承自己的这笔巨大投资，与南海渔民的海上作业一样，既是生存的方式和一种生意，也是保卫南海的实际行动，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攸关。

　　渔业“航母”的加入，可以令中国在纷争不断的南海，增加一个有力的砝码。如果渔业航母能够成行，至少在理论上，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有了三种“航母”：军事上的（辽宁号），渔业上的（海南宝沙001号）、以及油气开采上的（“海洋石油981”号深水石油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3000米，最大钻井深度10000米）。

　　正因为渔业“航母”直接牵动着海权维护，与南海相关的各声索国，对这支渔业“航母舰队”的看法，就相当复杂了。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贺建斌，也被一些外媒想当然地戴上了“红帽子”，成了国有企业的掌门人，甚至“中国高级渔业官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客座高级研究员Michael Richardson在《日本时报》上撰文，题为《中国的炮舰政策》，直指中国的“大型船队捕鱼活动”很有可能“将成为其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势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越南《青年报》则援引澳大利亚国防学院Carlyle A. Thayer教授的观点，认为这将导致中国破坏性地开采南海的渔业资源。有意思的是，Thayer教授在自己公布的为某匿名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中，还提出“海南宝沙001号”如果投产，意味着中国将违反《联合国[微博]海洋法公约》……

　　对于这些反响，贺建斌起初根本就没去留意。这位企业家问道：“美国能在海上到处建军事基地，我们如今加快建设渔业基地，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提出了“以渔示存”四个字，即通过渔业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彰示主权的存在，推进海洋产业的发展。

　　与建立渔业“航母舰队”同步的，应该在西沙、南沙、中沙、东沙，以及东海、黄海，都建立永久性的海上渔业服务基地，为渔船和相关作业船队提供后勤补给。距离大陆1000公里的南沙，甚至超出了大多数直升飞机的巡航半径，没有基地的支撑，将很难立足。只有“舰队”和“基地”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提升续航作业能力，在南海扎下根去，建设海上“牧场”。在贺建斌的计划中，不仅在自己国土范围内要建立渔业基地，还应该走出国门，在中国渔业相关海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租地建立渔业基地，据说这一工作的前期谈判还比较顺利。

　　建立渔业基地，也是解决海上“三农”问题（“渔业、渔民、渔村”）的关键一步。按照贺建斌的说法：“只有有效地降低渔业作业成本，才能将渔业产品的定价权从港口转移到海上作业现场，增加渔民的议价能力，保护渔民的利益。”

　　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杠杆，包括金融工具，去推进南海“牧场”的建设，是这位企业家提供的主要思路。他提出，除了大资本参与南海的渔业舰队、渔业基地建设之外，在涉及千家万户的渔业硬件提升上，也引进金融工具，推进渔船、渔具、渔机等更新换代，有效弥补渔业的投入不足，增强对这种投入的风险分摊和控制，甚至，有望解决因风险较高而被主流保险行业长期回避的渔民保险——这将彻底解决渔民下南海的后顾之忧。

　　武装渔民？

　　开展对渔民生存、生产和国防技能的培训，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贺建斌引起国际媒体关注，不仅仅是其耗费巨资、推出渔业“航母舰队”的堂·吉诃德式行为，还在于其在接受相关采访时说的一段“狠话”。

　　他在接受国内一家媒体采访时说：

　　“越南似乎要在南海打一场‘人民战争’。自越战结束后，越南就全民皆兵，加上在海上谋生存的民族，其彪悍程度原就远比陆上民族要强得多。我们中国军队是不打老百姓的，我们的军舰是不打渔船的，而越南不是。越南的渔船上有冲锋枪、机枪，我们的渔民连把刀都没有。如今越南人在南海经常抢劫我们的渔船，把我们价值一两百万元的大渔网抢走，割成小网，分给他们的渔民。

　　“我们应把渔民民兵化。现在允许在南海捕捞的船只有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台的船只。光海南一地的渔船就有2.3万多条，成熟的船老大22.5万人。在南海只要有5000条中国渔船，10万民兵化的渔民，那么整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军力，加在一起都没有能力应付中国。我们在每年5月到8月的休渔期可以开展对渔民生存、生产和国防技能的培训，打造海上预备役力量，由这些民兵来解决南海的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人民解放军应该是后盾，而不是先锋。这不光是为国家减轻负担，因为如果把军队当成先锋，就上了美国政府的套了。”

　　这段讲话，迅速引起了外媒的浓厚兴趣。

　　2012年7月18日的《华盛顿时报》对此全文引述，题目是《中国内幕：武装渔民》。

　　7月30日的《日本时报》发表文章《中国的炮舰政策》，认为“国营的海南宝沙渔业公司董事长贺建斌，曾敦促中国政府将渔民培养成民兵，作为推进中国主权要求的先头部队。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炮舰外交。”

　　9月1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会武装渔民保护核心利益吗？》的文章，全文引述了“大型国有企业宝沙渔业公司”董事长贺建斌的讲话，认为“对中国渔民的武装”是中国除了维护钓鱼岛外“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升级行动”，“官方和公众尚未明显认可贺建斌这个气势汹汹的武装呼吁。”

　　复杂身份的渔民

　　如今，中国的渔民在南沙作业，不仅要与天斗、与海斗，还要与人斗。

　　对于这个“气势汹汹的武装呼吁”，我在海南琼海市的潭门镇采访时，不少渔民都纷纷叫好。他们认为，对于“气势汹汹”的某些国家，中国就该如此应对。

　　中国渔民的确深受别国“气势汹汹”之苦。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中国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其中大多数是潭门渔民。

　　在潭门镇政府大楼前的宣传栏内，公布了2000年以来，潭门渔民在南海作业时遭遇的“气势汹汹”事件。他们总共被周边国家无理追赶、抓扣、抢劫、武装袭击117起，其中被枪杀5人，枪伤8人，被无理袭击和抓扣共714人。

　　也就是在国际媒体关注贺建斌的同时，南海局势风起云涌， 2012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数篇有关南海的评论，主题词则从“学会自我约束”，演变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对于潭门的渔民来说，他们的确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数百年来，他们的作业海域，就是南沙群岛。与别处的渔民相比，潭门渔民的海上作业方式，主要是 “下氧”（潜水捕鱼），因此必须靠近岛礁，也因此对于以礁盘为据点的海权归属，有着极其切身的体验。

　　在报道贺建斌的“气势汹汹”的言论时，新加坡《海峡时报》坦陈，对于潭门渔民来说，南海海权的争端，是残酷的、血腥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在我的采访中，潭门镇南海渔业支部书记戴于岛、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说，能到南沙作业的，都是相对较大的百吨船，当然投资也大；来回南沙约900海里，单程要三天三夜，一个航次出去，总共作业约2~3个月，油料消耗在20万~40多万元；渔民们捕捉到的渔获，往往都先在礁盘上暂养，等补给船收购，同时从补给船上购买淡水、油料及生活用品。但是，如今南沙诸岛，大多成了“敌占岛礁”，渔民们的作业难度、成本和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戴于岛感慨，当年中国渔民都还是民兵、渔船出海都配备武装的时候，没人敢欺负，而如今，中国的渔民在南沙作业，不仅要与天斗、与海斗，还要与人斗。

　　在潭门镇渔民协会简陋的办公室墙上，张挂着巨大的南沙地图及《南沙海域岛礁驻军及部分敌占岛礁情况一览表》。整个南沙，中国驻军仅仅8个岛（含中国台湾驻守的太平岛），越南则占着27个、菲律宾9个、马来西亚5个。在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渔业是保卫祖国海域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戴于岛说，要维护南沙的主权，必须实现三个“存在”：行政存在、军事存在、渔业存在。

　　对于贺建斌武装渔民的提议，戴于岛、丁之乐等非常赞同。他们强调说，包括1974年、1988年的两次西沙战役，都有潭门渔民组建的海上民兵，配合解放军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

　　潭门渔民对武装维权充满激情。60岁的李林波（Li Linbo，音译）对新加坡《海峡时报》说：“我们的祖先在南海打渔几百年了，这是我们的‘祖宗海’，如果我们不去保卫它，谁会呢？”

　　对于外国专家说的南沙渔业资源保护，戴于岛指出，破坏渔业资源的，并非中国渔民，而是“侵渔”的越南人等，他们根本就不“捕”鱼，而是炸鱼。据了解，炸鱼方式会导致被炸的鱼群中大多数鱼都沉入海底，只有少部分浮出水面被捞获。这种做法，不仅竭泽而渔，而且浪费极大。

　　“散居债券”

　　可以把南海做成“主权拼图”。具体地说，就是把南海的岛屿和海域使用权证分发给国内外企业。

　　其实，贺建斌在接受媒体的访谈中，除了武装渔民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提议，只是不如武装渔民更适合被媒体炒作，而被忽视。

　　贺在访谈中说：“我们可以把南海做成‘主权拼图’。具体地说，就是把南海的岛屿和海域使用权证分发给国内外企业，比如中石化、中海油，各类矿产企业、渔业企业和个体渔民；我们的政府也可以把争议岛屿的使用权卖给个人。将海面上的使用权一 一认证后，南海就会变成人民的财产。”

　　在涉及这位“中国高级渔业官员”的各种外媒报道中，似乎只有《纽约时报》注意到了他的这个说法：

　　“贺建斌还建议，中国政府可以把向国有石油、矿产和渔业企业颁发开发许可，由此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实际上，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呼吁对越南近海的大片区域进行开采招标，引来了河内方面的猛烈抨击。”

　　“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或许正是贺建斌提议的要害之处。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贺建斌更具体地提出，除了面向国内销售南海海域的使用权证之外，还应当发行开发南海的“散居债券”(diaspora bond)，吸引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资本。他毫不讳言，这个设想来自他多年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

　　“散居债券”是主权国家面向其旅居、侨居海外的移民社群(diaspora)筹集资金而发行的债券。这种债券，除了具备金融工具的一切特点之外，利率相对较低，作为侨民对祖国给予的“爱国折扣”。以色列在1951年最早推行“散居债券”，并持续至今，印度也曾推出了相似的产品，都相当成功。在不久前的金融危机中，希腊在美国发行了30亿美元的“散居债券”。

　　除了投资利益和爱国热情之外，对于一些国际信用不佳的国家，比如希腊，发行这种债券相对别的融资方式更为容易，因为侨民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用和前景往往有着比市场更强一些的信心。

　　世界银行[微博]花费了相当的精力，积极推行“散居债券”，通过“移民和侨汇”促进国家发展。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散居债券工作小组”，为有兴趣发行“散居债券”融资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世行的官网指出：“对其祖籍国而言，散居侨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资本、技术和知识来源。通过散居侨民债券和汇款担保的债券，可以撬动移民的储蓄和财富，用于资助实施发展项目。”

　　在贺建斌看来，发行南海“散居债券”，不仅可以给南海的开发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且能够凝聚起海内外华人对南海威权的力量。他坚信，在维护南海海权、开发南海资源的“牧场”建设中，除了爱国激情之外，资本工具能够提供更为持久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组建渔业航母舰队、建设渔业补给基地，这是技术资源；武装渔民，提高渔民的自卫能力，这是人力资源；推行“主权拼图”，落实海域使用权证，发行散居债券，这是资本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投入，能否成为收复和巩固南海海权的商界路径呢？在如今复杂的局势下，一个企业家要整合这些资源，凭一己之力又能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