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经》杂志

　　只有更密切地联系民众，才能更有效地代表。

　　文｜刘伟伟、曹艺敏

　　一年一度的“两会”按照“惯例”再度成为新闻热点，加之适逢换届，很多媒体人都试图从今年的“两会”中解读出一些新东西。但是，与电视里热闹的“两会”报道形成反差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有多少在关注“两会”呢？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其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让民众与代表们加强联系、增进信任？“两会”不仅仅是媒体盛宴，更是民众通过代表们发声的绝佳平台。只有更密切地联系民众，才能更有效地代表。有关人大制度的改革，已有大量建言。在这里，我们仅探讨一个问题，即：在联系选民方面，人大代表，还可以再做点什么？

　　看一则旧闻：2008年2月27日，昆明首次向社会公布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438名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刊登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昆明日报》很快被一抢而空，一时“洛阳纸贵”。对于这一现象，有评论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系列关乎民生的新问题亟待解决。而文化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使民众的民主观念日益增强，通过有效渠道进行利益诉求的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完善民意表达渠道的举措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既是民主社会的必需，也是彰显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不仅是人大代表充分履职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

　　 已有的探索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工作开始复苏。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进入了全面恢复和不断发展阶段。这些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面恢复，人大代表工作制度也日益完善。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从1985年开始，通过改进代表集中统一视察的办法，逐步实行分散的、经常的视察和有组织的集中视察相结合，以利于代表深入了解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制发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证，使代表的视察活动逐步经常化、制度化；同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并提出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代表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方式和做法，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也制发了人大代表视察证，使代表的视察活动逐步经常化、制度化。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代表法》，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权力、义务、工作方式，对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包括组成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对本级或下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约见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负责人、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国家和社会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保障、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提高人大代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各地人大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工作的各方面都作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探索，不断拓宽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沟通渠道。1984年6月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设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选民接待日”。2000年4月，沈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选举单位及人民群众的意见》，使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有了自己的明确联系对象——下一级的人大代表和基层单位，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纵横结合、上下贯通的社情民意信息沟通网络。2000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人大通过设立人大街道工委、推行代表公示制、代表述职制度，加强代表与社区居民的联系。2005年4月25日，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组建了人大代表工作站，进一步完善代表活动的组织网络，为人大代表更好地联系社区民众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沟通平台。2010年4月，上海市人大组织开展了“人大代表进社区”活动， 700余名市人大代表通过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了7800余名居（村）委会干部和居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收集意见和建议多达1100多条。

　　 并非充分体现的代表性

　　尽管各地各级人大在代表联系群众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还是非常局限。一方面，能够做到经常地深入选区和选民或采取各种方式选民保持联系的代表只是较少一部分。在2005年烟台市的一项调查中，有90%的市和87%的县人大代表表示自己能够主动联系群众，但只有22.5%的市和24%的县人大代表主动联系群众达到5次以上。另一方面，能与代表经常、直接联系的选民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选民只是偶尔联系或没有联系。甘肃社科院法学所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访问者中，回答与人大代表 “经常联系”的选民只占9.4%；“有联系”的占25.5%；“一般”的占30%；“没有联系”的占到35.1%。

　　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沟通不足，无疑会影响代表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表达社情民意，进而使人大制度有可能产生功能上的缺位。2005年烟台市的调查显示，换届以来，每年市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人均只有0.3件，县级代表人均不足0.4件，领衔提出议案、建议的市县两级代表比例只有20%左右，参与联名提议案、建议的代表也不足一半。另外，法律赋予代表的质询权、罢免权的行使内容基本处于静止状态。这些可能是个案，但也反映了部分实情。导致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不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由于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不强，选出来的代表与选区选民的利益关联度也并不高，因此，代表联系选民的意识和愿望不是非常强烈。个别地方甚至认为代表联系选民是自寻烦恼。在浙江宁海县，一位“好事”的网民，十多次在当地的“文峰论坛”上，要求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公布县人大代表的工作电话与工作地址。结果，遭到了拒绝。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华飞回应说。“如果把人大代表的电话公布出来，代表们不是不堪烦恼？人大代表的工作单位，不成了一个个信访局？”

　　其次，选民对代表缺乏了解。我国人口众多，即使是区、县、乡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基层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一般也要达到几千人选一个代表。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加以选举前后的宣传力度不够，更由于多数代表的作用发挥不够，使得相当一部分选民对选举什么样的人当自己的代表缺乏参与热情，对选举结果也不大关心。在2005年浙江《人民政权报》和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组织的“百姓心中的人大制度”专题调查活动中，有一个值得警醒的数据——40.9%的被访者不认识所在选区的人民代表。这就造成代表联系选民的方式非常有限。

　　第三，兼职制约了代表履行职责的时间和空间。我国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的。据统计，各级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程度大约只占5%左右；在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比例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超过了50%，省级人大常委会约在20%-50%，设区的市、自治州大约在2%-50%，区级一般不超过50%。沿海某省某市的一个调查显示，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只是按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开展了几次，绝大多数代表小组没能积极主动开展活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压力大，经济利益是每个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不少工农和企业家代表由于忙于生产劳动和企业经营，基本不参加代表集体活动，被群众称为“荣誉代表”；而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代表由于忙于开会和应付繁重的事务，较少参加代表活动，被选民或选举单位称为“特殊代表”。此外，有的代表自感“人微言轻”，会上很少发言，会后很少提出意见，有的甚至一届五年代表当下来，没有提出一条建议，成为“挂名代表”。

　　第四，代表联系选民缺乏保障机制。具体表现在：时间保障缺乏：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的，他们忙于本职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联系选民。组织保障不力：有些基层单位缺乏为代表服务的机构、场地，不能为代表接待选民提供服务。经费保障不到位：很难给代表补贴联系选民所需的交通、通信、办公等费用。关于这一点，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的手机号码和QQ号被媒体曝光后，胡小燕的手机就天天被打爆。“话费3月份是1700元，4月降到700元，到了5月是600元，最多的一天，邮箱里有2088封邮件。我没办法了，直接去找了董事长。他是佛山市人大代表，能理解我的处境，同意话费实报实销。”对此胡小燕坦言，“不是我不接农民工电话，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第五，代表联系选民取得实效难。选民反映的问题既广泛又具体，面对这些问题，武汉市人大代表张开芬总结了自己的六大苦恼，其中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多次，得不到解决，心里有压力，万分苦恼”，“有些问题反映上去后，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门负责，像踢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很令人头疼??”尤其是有些问题本级国家机关应该也可以解决的，但办理不及时不得力。这些困难和苦恼不可避免地会挫伤部分代表联系选民的积极性甚至使其产生畏难情绪。

　　第六，间接选举制导致代表与选民联系松散。《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从民主的实现形式来讲，事实上既证明不了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科学，也证明不了间接选举比直接选举更合理。直接或间接选举都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优势也有劣势。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直接选举的代表，与选区和选民的联系要紧密一些，接受原选区和选民的监督也直接一些；间接选举的代表，与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联系要松散一些，间接选举代表在五年的任期内，很少到原选举单位参加视察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情况并不鲜见。

　　最后，对代表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我国《选举法》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但实际上，我国向来重视人大代表的选举而忽视人大代表的罢免。不管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国家都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给予了全方位的保障。而罢免人大代表，既没有切实的政治投入，又缺乏方便的保障程序，因此，不免出现代表当选容易罢免难的情形。所以，人大代表一经当选，一般很少再受到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选区极少组织对其进行监督活动。代表不履行职责，或明显不称职，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会被罢免。

　　 国外的“代表”如何“联系群众”

　　国外的议员普遍与选民之间有着直接的、广泛的、频繁的、深入的联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联系选民的意识更强、态度更积极主动。以下是一位法国众议员的竞选宣言，从中可以看出该议员对联系选民的重视：“我关注了你们的困难，关注你们的个人或私人焦虑，以及市政当局的问题。我的办公时间总共有882天，拆阅了将近2万封信。??过去四年中，你们将大约7600件个人事务委托给你们选区的众议员。没有一件被置之不理。??每年我都要访问170个社区。我致力于为我的选区提供帮助。在过去的立法任期中，我的法律事务处满足了1万份援助请求。我致力于成为你们在中央政府面前的捍卫者??念及我收到的诸多请求和要求，我可以这么说：我的日常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两年中，我的办事处一共处理了2.1万份维护瓦兹选区的文件。每当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向我寻求有效帮助时，我总是立马毫不犹豫地答应。”

　　议员们之所以重视联系选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直接选举。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议员由各州国会选区选民直接选出，任期两年；参议院议员选举，起初为各州议会选举产生，1913年第16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改为选民直选产生，参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1/3。由于实行公民直接选举，选民投不投支持自己的票就成为最关键的事，而这又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让选民了解自己。

　　其二，竞选制。美国议员的选举过程归结起来包括提名、竞选和投票三个阶段：一是提名。提名是问鼎国会议员的第一关口。在一些某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州，赢得政党的提名，就意味者赢得了选举。二是竞选。整个竞选的过程，就是通过媒体、巡回演讲以及其他手段宣传自己的政见，与选民沟通、接触，甚至有时刻意迎合选民的过程。三是经过严格的投票和计票程序决出胜败。

　　其三，专职与职业化。在美国，初期的国会议员并不是全职，而是带有业余、兼职的性质，待遇比较低，平均任期较短，议员的连任率也低，更换频繁。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国会的工作负荷日益加重，国会的会期也不断延长。随着国会自身从弱到强，不断成熟、壮大，重要性和影响日益扩大，议员的各种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加上议员可以连选连任，国会议员逐渐成为一种被人追求的职业和事业，议员逐渐转化为一种专职工作。越来越多的议员追求连任，资深规则逐渐确立。连任的愿望强迫议员更加重视和选区、选民保持联系，更加重视选民的意见和要求，更加重视自己在选民中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形象。

　　其四，执政党的要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章》规定，人民行动党议员每周必须有一个晚上在自己的选区支部接待群众上访，听取民众反映他们在工作、生活、家庭中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向有关部门呼吁、协调和申诉。 除此之外，人民行动党议员还有访问选区内的选民制度。访问的次数由国会议员决定，国会议员要确保在大选之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一个单位至少2次。

　　第二，联系选民的方式更便捷，具体包括如下一些形式：

　　其一，公开议员联系方式。新加坡的议员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议员无隐私”。打开新加坡国会的网站，你能在里面找到全国所有议员的主要联系方式，包括住址、电子邮件，办公电话和一些其它方面的信息，诸如信仰、出生地、个人完成履历等。按照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该国总理和一些政府部门的高官都要从议员中产生，而他们与其他议员一样，都要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这大大方便了民众对议员的了解，并且为议员与民众互相接近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其二，设立议员接待日。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接待日是《党章》规定的，是公开的。接待日周期性、规范性的特点，决定它不能是一种由议员主导的随意性活动，而是民众非常熟悉的、议员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接待日民众无事可以不来，但议员必须按时到场。由于议员接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所以接待日活动就全部安排在晚上。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求助的选民少则几十位、多则上百位，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最多曾接待选民5万人左右。人民行动党规定，这些党员在活动中都必须佩带党徽，凸显接待日活动的党组织色彩，强化着党在民众心中的印象。

　　其三，走访选区制度。除接待选民之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还必须在两年的任期内，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入户走访选区内的全部选民，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选区是十分辛苦的事：一种是采用撒网的方式，在半天时间里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

　　其四，在选区设立办公室。当选的国会参、众议员一般都会在首都华盛顿、自己所在州的州府、自己所在的选区分别设立自己的办公室，作为自己联系选民的一种桥梁和纽带。相应地，当选的州参、众议员也都有自己在省会和选区的办公室，及时与选民取得联系。每年，这些议员都会回到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们见面，对当地和美国的重大问题发表演讲，现场回答选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其五，利用互联网与民众进行快捷沟通。在德国，几乎每位联邦议员都有自己的个人网页，内容从工作、家庭到个人业余爱好无所不包。一些议员的个人主页设置了相应的民众评论功能，并对民众提问给出明确的答复时间。

　　第三，各类保障更充分。具体而言，包括：

　　其一，领取议员津贴。在法国，议员津贴的支付方式是根据1958年12月13日组织法法令确定的。议员津贴按月发放，分成基本津贴和职务津贴两个部分。加上住房补助，总计月收入为29964.09法郎（合42084.3961人民币元），据统计，2009年法国人人均月收入合人民币也就28000到32000元之间。议员津贴作为专项津贴不得再领取其他国家公薪，但各类退职金、抚恤金、奖金、荣誉军团俸金等可以照领，在议员达到法定年龄并有足够的职权年限后，就能够领到一笔议员退休金。

　　其二，享有其他补贴和优惠。在法国，议员除了领取议员津贴之外，还可以领取额外的“打字津贴”、“合作津贴”等，其数额接近基本津贴。此外，议员还享有多种优惠。在议会宫内，议员拥有单人办公间，可以免费使用电话。议员们享有方便旅行的优待：议员持有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所属线路免费旅行的乘车证，可以若干次免费乘坐往来于巴黎与议员选区之间的飞机。

　　其三，党员志愿者为议员联系选民提供服务。在新加坡，一些人民行动党的社区领袖和普通党员每周为议员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在接待日，他们主要负责来客登记，进行一对一的交谈，为求助者登记、录入、摘要、分类和提出处理建议等，并将所反映的问题登记在表格中，然后把表格转给议员，最后由议员一一面谈。接待日工作结束后，他们还要与议员共同总结，并商讨下一步工作安排。参加接待的服务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党员，他们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其四，为选民解决问题途径更多样。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的接待日活动中，来寻求帮助的选民所提的问题并非议员都能解决，很多情况下议员只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给出处理意见、建议或转交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有时议员也要求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选民的投诉。政府有关部门会十分重视议员的来信，尽量解决求助的问题。一些大的、困难的问题，或有关部门没有很好解决答复的问题，为了使议员有机会向有关部门提出，政府专门安排了议员与该部门工作人员进餐的场所。不管投诉的问题能否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投诉者一个答复或一个合理的解释。新加坡是法治社会，所有事情都必须严格依法办理，议员无权直接拍板解决问题。他们所能做的是协助民众选择正确的途径清楚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通过不停地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发信件，督促其尽快解决问题。对于那些不合政策规定的事项，他们就会将信息反馈到领导层，以便人民行动党重新检讨政策本身。

　　 联系选民，我们可以借鉴什么？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和基本国情的不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国外的政治制度，但是，国外议员联系选民中的以上做法，对完善我国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借鉴意义。

　　第一，国外议员联系选民的有些做法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可以完整借鉴。

　　其一，对党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提出具体要求。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加强党员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密切联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然而，在我们的《党章》和一些党内规章中只对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而对党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却鲜有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以党内规章的形式对党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方式、内容、时间和频次做出具体的要求，并建立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

　　其二，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党员人大代表制度。目前，我们的党员志愿者活动大多停留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层面，没有体现执政党的政治要求。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员志愿为党员议员服务的做法，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党员人大代表制度，不仅可以为党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而且对于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党员的群众、执政意识，乃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新加坡在拓宽议员为选民解决问题的途径上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完整借鉴。

　　第二，国外议员联系选民的有些做法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可以大部分借鉴。

　　其一，在选区设立代表接待日。目前，我国已有很多地方已经在探索建立代表接待日制度，而且取得了许多经验，应该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逐步推广。但要完全向新加坡那样，每个议员每周都接待一次，可能一时还难以做到。间接选举的代表可以每半年安排一天到其选举单位接待下级人代会的代表；直接选举的代表可以每季度安排一天到其选区接待选民。

　　其二，建立基层代表走访选区制度。由于我国人口众多，间接选举的代表实行走访制度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议员走访社区做法，规定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走访选区选民的方式、内容和数量，建立基层代表走访社区制度。

　　其三，对代表实施适当的交通和通讯补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国的标准对代表实施补贴和优惠。但对人大代表给予适当的交通和通讯补贴还是很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国外议员联系选民的有些做法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可以适当借鉴。

　　其一，逐步提高专职代表的比例。中国的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的。兼职的优点则是避免了人大代表政客化趋向的产生，使人大代表可以根据自己熟悉的工作领域中搜寻公共话题，提出代表人民利益的议案和书面意见，其缺陷是无法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提供充足的时间保证，甚至导致少数代表把参加人大会议视为一种荣誉性的政治活动。另外，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也不支持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因此，我们可以有计划地逐步提高各级人大代表中专职代表的比例。

　　其二，适度公开代表联系方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人大代表还很难做到“无隐私”。但建立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及时联系通道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直接选举的代表，可以通过发放联系卡的方式在其选区内公开其联系方式；对间接选举的代表，可以在其下级人大代表范围内公开其联系方式。

　　其三，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对专职代表给予公务待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代表建立个人网页。

　　第四，国外议员联系选民的有些做法目前还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但对我们完善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其一，探索扩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此，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将长期在我国实行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可以逐步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比如，可以先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地市级、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全国的地级市。

　　其二，逐步增强选举的竞争性。目前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搞竞选制，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逐步增强选举的竞争性。如在选举的提名环节，增加候选人表明参选意向的环节，杜绝“被”参选的现象；规范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的程序，扩展候选人介绍内容，延长候选人介绍、宣传的时间，丰富候选人宣传的手段；完善正式候选人的确定程序，当提名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最高差额比例时，把预选作为确定正式候选人唯一途径等。

　　其三，分级设立代表工作站。限于经济条件和代表兼职制的现状，美国施行的议员在选区设立办公室的做法同样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但我们可以通过分级设立代表工作站的方式，加强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即在县级层面建立全国人大代表工作站，在街道、乡镇级层面建立省级人大代表工作站，在居委会村级层面建立县级人大代表工作站；进一步规范代表工作站的运行制度，建立各层级代表工作站的纵向沟通机制，同时加大财政对代表工作站的投入力度，为代表工作站发挥好作用提供保障。

　　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创设的，同样，国外的议会制度也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政治制度虽不同，但在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具体的技术上，可以相互学习。就联系选民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有效的做法，同时推广本土已有的成功实践经验。条条大路通罗马，归根结底，就是要保证代表真正能“密切联系群众”。因为，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人民，是人民，授权了代表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希望这项制度贯彻好、落实好，并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