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年代西雅图来信

2013年04月13日 03:05  中国经营报 微博

  雪珥

  一封来自“海外敌对势力”的请柬,送到了出访的大清帝国政治考察团的手里,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真的为难了?确切地说,这甚至不是请柬,居然是一份禀帖——以下级自居,语气极其谦卑。

  这份禀帖,来自康有为旗下的保皇会,既有大道理——“请主持立宪,并请归政。尤注重于平满汉之界,以销革命气焰”,也有小请求——邀请考察团前往演讲。

  这一天晚上,1906年3月2日(农历二月初七),千余人聚集在美国西雅图某地,聆听演讲,其中华人有六七百、西人有四五百。

  考察团团长载泽、副团长李盛铎,均未出席,而派了考察团的重要成员、曾担任驻新加坡公使的左秉隆代往演讲。考察团另一副团长尚其亨,倒也到场压阵。

  不共戴天的政敌,因着政改这个共同话题,似乎又成了同志。左秉隆的演讲很成功,“华商极感动,有泣者”。

  这个晚上,西雅图夜未眠。

  统战

  这段统战故事——无论是谁对谁的统战——记载在1906年3月22日的《时报》上,题为《泽尚李三大臣行程日记》。而遍查载泽等人的日记和奏折及当时的美国报纸,都没有提及这次活动。是媒体大摆乌龙?还是考察团对此颇为忌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康梁”与朝廷之间,正在摸索一种新的关系。

  主动示好的,是康有为这方。在宪政考察团出行之后,康有为于1906年1月20日致函美国侨领、保皇党的骨干谭张孝:“端、戴将到各埠,宜以厚礼迎待……”

  而就在同一封信里,康有为还将光绪被慈禧囚禁的消息,当作革命党散布的谣言,予以澄清。

  帝后不和的说法,本来就是康梁在戊戌逃亡后率先伪造的,如今又说母子君臣极为融洽,其实就是康有为在为自己找台阶——当年能在海外打开市场,靠的就是伪造的光绪衣带诏,在神化光绪的同时妖魔化慈禧。如今突然要和体制去合作,不找个转圜的余地,无法向市场交代,也无法说服自己的同志。

  无论如何,康有为对官方的态度变化,相当巨大。

  就在1899~1900年,康党还致力于武装斗争、武装勤王,甚至真的派遣刺客潜回中国,试图暗杀慈禧、荣禄、李鸿章及刘学洵(广东赌王,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密友)。但是,除了一枪击中刘学洵之外,别无所获。

  一手拿刀,一手拿笔,康党在立宪方面,的确是发出了先声。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探索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在1901年,梁发表《立宪法议》,倡导君主立宪,从实践角度开始摸索。到了1902年,康有为公开建言“立宪法”,但却将之和“诛荣禄、罢内监”联在一起,立宪成了保皇党的政争利器。

  随着官方在政改态度上的逐渐软化,康梁也开始不断软化,反对党的色彩越来越淡,倒似乎越来越像体制外的智囊团——只是,官方却未必领情。1904 年6 月21 日,慈禧七十大寿庆典,官方宣布大赦政治犯,部分解除党禁,这是政治上的巨大开放。但是,“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

  此时,在官方眼中,康梁孙三人中,最为痛恨的是康有为,这应该与其主导的对慈禧个人品德进行的一系列抹黑、乃至派出刺客图谋刺杀慈禧有关。而官方认为尚无大害的,倒是口口声声号召种族革命的孙文,官方甚至和孙文方面进行秘密谈判,出资让革命党除去康有为。至于梁启超,其在官方中的印象,介于康、孙二者之间,一方面不同于康的“罪大恶极”,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孙的影响弱小,梁不仅是康党的骨干,也与康之间有极大的分歧。对政府而言,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海外“敌对势力”中,不仅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保皇党内部的康梁之间、革命党内部的孙黄之间,也各有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激烈程度,未必亚于他们与官方之间的冲突。在推行政改的设想中,消弭革命势力,正是考虑的焦点——尽管孙文本人没什么力量,但其倡导的革命却如一把野火,真的燎原的话,谁也无法浇灭。

  政改还没正式推行,官方就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当革命党试图用暴力阻止宪政考察团出行后,革命党在海内外舆论上,迅速成为负面的主角:

  “彼党(革命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机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所唾骂者屡矣……”

  而康梁却主动向官方靠拢,革命党对此极为愤怒:

  “前满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梁启超曾为端方办差,康有为亦与彼辈通信。又以所有交结京员,所费无算,凡在满洲朝廷者,已交口同声,称康梁为忠臣义士。”

  开明专制

  政改对官方、保皇党、革命党三者关系,开始重新洗牌。而作为当时最富盛名的宪政专家,梁启超以私人身份受到了官方的秘密欢迎,甚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政改的顶层设计之中——宪政考察团秘密邀请他捉刀代笔,撰写宪政考察报告。

  这是一个极有大清特色的举动:一名“海外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却实际上承担起了这个政权实行政改的初始设计,梁启超那笔端带有魔力的“毒笔”(poison pen),开始向帝国的高层灌输宪政的理念,此时距离戊戌变法还不到8年。

  在撰写了大量的捉刀文章后,梁启超在1906年以自己的名义,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将他与体制的秘密合作推向了高潮。

  在这篇长文中,梁启超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推行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推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在他看来,专制国家并不可怕,关键是看这种专制是开明的、还是野蛮的。

  具体到中国,他首先排除了革命选项,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下,如果用暴利手段实现共和,则必然导致社会动荡,随后催生强权人物,开始新一轮专制独裁——即便这个新强权者利用选票上台,“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何况,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下,人民缺乏民主传统和自治能力,突然改行共和,必将“各营其私”,“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同样,实现君主立宪的诸多条件,如国民素质的提高等,短期之内也无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开明专制。

  尽管梁氏在他的“顶层设计”中常有徘徊,但考诸日后的历史发展,梁启超对革命的悲观,至少证明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在坚持大清皇帝领导不动摇的情况下,搞政改,这终于为帝国政府与诸多海外敌对势力提供了和解与握手的机会,谁统战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究竟能支撑多久呢?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snowsword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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