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开栏语：

　　百年是回顾的最佳时间节点，最适合历史书写。1913年，袁世凯当政，他收割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对的却是一个超级烂摊子。民国肇始，百废待兴，这本来是一次治理变革的良机，但清末掀起风云的那些革命者和立宪派们都没有善加利用。外有列强环伺，内则陷于政党斗争，主义高悬于庙堂，民生涂炭在江湖，1913年是一个巨大的殷鉴……

　　新年新气象。1913年元旦，是中华书局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他们在《申报》刊登了一份广告，除了恭祝中华进步，还向各界赠送“彩色精印”中华民国二年月份牌。每一个向书局写信并夹寄2分邮资者，都会获得这份内有“袁大总统寄赠肖像”的礼物。

　　袁世凯是此时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虽然“袁大头”要到一年后才正式铸造在银币币面上，但他的肖像仍以各种方式在市面流传。1913年元旦，不仅是效仿西历后的新年之始，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周年吉日。

　　按照中华民国两个半月前（1912年10月16日）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等法》，中央除特任官外，共分九等，其中一二等为简任官。元旦这天，简任以上官员都前去总统府拜谒袁世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作为代表宣读了贺词。他说：“一年来，幸无陨越，皆国民同心协力所致，此后百废待举……”一些被聘请的顾问洋员，也借机表达了阿谀之词。

　　新年总有新年的欢庆气氛。一天前，袁世凯颁发了临时大总统命令，授勋末代状元张謇和后来成为汉奸的汪精卫，还任命了一批厅局级干部。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一则特赦令。说的是江西萍乡分府的革命元老胡谦，“光复有功”，但他为胞兄报仇，枪杀了江西省内政司司长钟震川。这是一起革命者内部的动乱。当时的江西都督是李烈钧，他当场下令枪毙胡谦。不知是执行枪决者枪法太差，还是手下留情，总之胡谦的“尸体”被抬回家之后，居然“施救复生”。陆军少将吴介璋等人，为此电呈袁世凯，希望对胡谦予以特赦，不要再次将其枪决。

　　特赦是总统的特权。新年伊始特赦，也颇能彰显主政者的好生之德。袁世凯为此发文称：“胡谦有功民国，且因复仇罹法，论情尚有可原。本大总统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准予特赦。以示矜恤。此令。”按照传统观念，为亲复仇背后有孝悌价值观做支撑，所谓“论情尚有可原”即据此。但这一次，特赦的更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胡谦的“革命元老”身份。

　　赠礼、贺词、宴请、嘉奖、特赦……各种的花样，像一个个浮起的炫目肥皂泡，在告别一个旧年份。新的一年，似乎充满了令人期盼的亮色。

　　但《申报》北京专电中透露的信息却一点都不令人乐观：“财政部年底开支尚缺六十万元，无法可想，曾向正金等银行商借短期借款，未经允洽。”“年末，京中商店困极，票号已倒三家，即著名之百川通亦亏三十万……”

　　京城之外，还有扬州当户暴动、南京陆军与宪兵冲突、下关江岸坍塌等负面新闻。世界并没有在革命后一夜变好，也不因新年到来而格外有了起色。

　　《申报》在一月三日刊发的社论《民国一周年前后之感想》中说，“呜呼，吾最关切最希望之民国自诞育出世以来，忽忽已一岁矣……自去年今日以来，经历三百六十余日，求其所以进步者，仅此荏苒之光阴而（尔），他无可言也。孰意此三百六十余日之中，日日希望进步，而足以筹吾人之希望者，犹待诸今年今日之后也。”

　　过去的一年再令人失望，新年终究还是充满期望。袁世凯此时仍是众望所归，民间不缺对新政的幻想；百年前的岁首，人们就是在这样悲喜交集、希望与失落并存的心态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作者为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