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严婷

　　即便是不熟悉金融领域的人，在看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之后，一定会记住一个国家：冰岛。

　　2008年秋天，这个人口仅32万的北欧小国，一夜之间成为最先在金融危机中倒下的国家。全世界见证了冰岛金融体系的崩溃，过于膨胀的银行业在一周内土崩瓦解，冰岛克朗兑欧元汇率狂跌40%，通胀率和利率跃升至18%，失业率从接近零攀升至近10%。

　　然而，4年之后，当南欧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之时，人们发现，这个最先遇到麻烦的国家竟然最先步入了经济复苏。相对于实体经济过于臃肿的金融业，是冰岛深陷金融危机的原因，这已成为各方共识。是什么让冰岛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答案却有诸多版本。一些经济学家和评论者认为，相对于欧元区危机国家而言，灵活的汇率政策是冰岛率先复苏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在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ólafur Ragnar Grímsson）看来，“冰岛成功复苏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遵循上世纪70年代时西方盛行的传统金融教条”。 在疗治危机的过程中，冰岛采取了让银行破产、维护福利体系、引进资本管制等措施。

　　在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格里姆松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这位有17年“总统龄”的总统于1996年当选，此后在每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中四次连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遭遇银行业危机的众多国家中，冰岛也是为数不多的拒绝让纳税人为私营银行错误行为埋单的国家。

　　IMF从冰岛学到很多

　　第一财经日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冰岛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因为它既是第一个遭遇危机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从危机中复苏的国家。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与艰苦后，你认为冰岛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格里姆松：我们并没有单一的秘诀，但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我们很早就发现，这次危机并不仅仅是一场深度金融危机，也是一场深刻而极具挑战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因此我们不得不更全面地制定政策措施，而非仅仅处理传统的经济金融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以及欧美国家的传统方法，也就是2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用的那套方法。

　　例如，我们让银行破产、维护福利体系、引进资本管制以及其他措施。如果从IMF的贡献来看，当IMF的冰岛项目在一年半之前结束时，我们为IMF官员举行了一场告别会议，我们都坦率地承认，双方的合作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或许，他们从冰岛学到的要比他们贡献的智慧更多。我相信，这次经历帮助IMF将决策与分析的重心更多转向了社会层面，以及资本管制等工具。因此，如果简单地说冰岛成功复苏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没有遵循上世纪70年代时西方盛行的传统金融教条。

　　日报：如果回顾危机前的冰岛经济和金融体系，你是否认为，拥有一个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过于庞大的金融部门是一个错误？

　　格里姆松：现在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在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就像欧洲所有国家一样，冰岛也对金融市场和其他部门实施了私有化政策。当时我们都相信，金融市场私有化和去监管化，让金融市场自由发展，最终总能获得繁荣和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将冰岛拥有了数十年的银行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当时全世界到处都是钱，每个国家都给银行很多存款，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这些银行可以迅速将业务拓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危机是一系列错误的综合原因，包括我们自身的错误——当时有关金融市场私有化和去监管化的主流观念，以及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

　　但如果看一下过去四年的复苏，很显然，恰恰是出口部门，包括渔业、能源、IT、高科技和旅游业等，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复苏。这些行业在过去三年的表现比危机前更好。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实现长期经济健康，就要把精力集中到生产和服务等出口驱动的实体部门上。

　　我们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和欧美甚至亚洲银行业类似的是，危机前冰岛银行业已经成了高科技公司，雇用工程师、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给这些来自各大院校的顶尖毕业生提供高薪和奖金，这导致很多有创意的高科技公司无法实现其市场潜力。而当冰岛的银行倒闭时，这些人才突然出现在了市场上，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就被工业、高科技、IT等行业吸纳，这些行业得以在过去三年快速增长，因为过去阻碍它们实现增长潜力的问题正在于人才短缺。所以，如果想要经济在现代化产业上更具竞争力，一个过于庞大的金融部门对经济而言就是坏消息。

　　日报：你认为冰岛应该缩小金融业规模来更好地发展实体经济？

　　格里姆松：你可以选择有一个大规模的金融业，但你要意识到，这么做的代价就是高科技、IT等创新驱动型企业因无法获得必需的人力资源而无法实现增长潜力，因为银行已经招聘了最好的毕业生。

　　银行不能倒闭是错误观念

　　日报：如果对比一下雷曼兄弟和冰岛的银行，你们让银行倒闭、清理并很好地进行了改革。但雷曼兄弟倒闭却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金融动荡。为什么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美国监管者的决定却是个错误？

　　格里姆松：这其中有多个原因。一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并没有钱来救助银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有着一个根本观点，即银行并不是我们经济的“圣殿”，私营银行是公司，就像航空、铁路、百货或时尚公司一样。当然，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破产会造成很大影响，但很快会出现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政府也会借钱给他们，但他们也会损失，世界上没有借贷是能够保证绝对收回资金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风险，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无风险的资本主义。因此，私营银行是有风险的。

　　如果我们不让银行破产，就等于对银行家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他们可以继续以冒险而不负责任的方式运营，如果成功就能富有，如果失败就会有人埋单。这是一个很坏的信号，不利于发展健康的银行业。很多公司，包括航空、铁路、IT、电信公司等，都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产业。为什么我们要在银行濒临危机的时候急着去救助？我认为这是一个本质的错误观念。欧元区之所以还有银行业问题，一定程度上美国和英国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为了救助银行把巨大的负担转嫁给了民众。

　　日报：但总要有人来承担损失。你认为谁该为此埋单？

　　格里姆松：当然，总要有人来承担。但我们也应让那些借钱给银行以及与私营银行交易的人意识到，这些是私营银行，利息的本质含义就是用于衡量你所愿意接受的风险。因此，我们不能创造出一个无风险的银行系统。如果说银行总能得到救助，那么银行业仍将是不健康的。所以冰岛的做法是，我们让银行破产，建立新的银行，努力吸取教训，这当然是一次成本巨大的经历，但我们希望从此变得更加智慧。我认为，新银行将比旧银行更稳健、更有效。

　　日报：你如何看待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在冰岛购地受阻？冰岛对中国投资持怎样的态度？

　　格里姆松：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中国在冰岛有很大投资，包括一家大型太阳能工厂，这是我们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因此，中国已经在冰岛经济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如果你想要在冰岛购地，我们长久以来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来自欧洲以外，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印度，都必须要向当局提交申请方案，由当地政府部门批准。为什么欧洲人有特权？因为这是欧洲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在我们国家，人口只有30多万，如果你想来我们国家买一片土地，就必须向政府提交材料，经过审查，方案必须清晰透明，之后还要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这与欢迎还是反对中国投资是不相关的。

　　日报：你想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怎样的信息？

　　格里姆松：近几年，我很荣幸与习近平主席有过多次会晤。我对他的愿景和乐于探讨的态度印象非常深刻。之前我与中国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有非常积极的合作。我希望在我的总统任期内继续与中国领导人发展积极合作关系。通过我与习主席的交流，我确信双方能够继续加深合作，我也期待与习主席的下一次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