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周日。近日香港社会闹得不可开交的两件大事，一为香港商品交易所结业引发的风风雨雨，焦点尽在已辞去所有公职的商交所主席张震远身上；二为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在任期间滥用公帑，酬酢宴客。

　　 “监管舞弊”尚需证明

　　 这两宗接踵而至的丑闻，暴露的问题绝不限于个人操守以至管治漏洞。

　　 观乎连日来的事态发展，不少人把矛头指向早就察觉商交所财政左支右绌，却不主动吊销其经营执照的证监会。然而，就如《信报》5月22日新闻报道中所言，证监会因应商交所财政恶化，早已向后者表明“钉牌”之意，但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规定，监管当局必须给予涉事机构时间回应。换句话说，证监只是按照证券法办事，跟特殊待遇扯不上任何关系。

　　 依法行事大公无私，抑或亲疏有别因人而异，取决于证监会日后处理同类事件时，“给予涉事机构时间回应”这一准则，是否放诸所有业者而皆准；时间，的确是最佳证明。

　　 有论者认为，商交所结业有趣之处，不在于监管机构偏袒不偏袒；事实刚好相反，港府高层、城中富豪以至内地官商，无不设法置身事外，任由商交所欠租“失血”而死。何以如此，耐人寻味。

　　 针对商交所或张震远本人的评论，这几天铺天盖地。然而，从整个香港社会的利益出发，张震远、汤显明事件，对香港的深远影响又是什么？老毕尝试从比较理论性的角度，一探香港管治的最大隐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储贷危机（S&L crisis）中，把政客贪腐公之于世，从而引起公众对所谓“监管舞弊”高度关注的现任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经济及法律副教授布莱克（William K。 Black），在其著作及公开演说中，经常提及这个字眼。

　　 “监管舞弊”的重点是，商业机构或政府最高领导人，因独揽大权而建立起跟他同气连枝的利益圈子， 引致内、外监管皆形同虚设。监管舞弊的巧妙之处，不在于把监管机制连根拔起，而是机构的最高领导人（行政总裁）运用奖赏、招聘、辞退、口头赞美等或软或硬的诱因，令所有向其汇报/负责的人，自愿或身不由己地成为“网中人”，与最高领导者同流合污；通过使监管机制本身彻底腐化，这个利益网络牵涉的人越多，虚报收入夸大盈利、隐瞒亏损愚弄股东等欺诈行为，延续的时间便越长，对社会/经济的潜在祸害自然亦越深。

　　 假如这个利益网络伸展至为公司进行独立账目审计的专业人士/机构，形成最高负责人“内外一手抓”的局面，欺瞒股东事半功倍，就更加不在话下了。本世纪初揭发的安然会计丑闻，公司最高负责人到头来虽难逃法网，其核数师安达信还因此“陪葬”，跟布莱克描述的情况略有出入，但不论从账目造假、公司破产前的风光，还是素具公信力的会计大行发表不尽不实的核数报告，没有一项不与“监管舞弊”的征状符合，安然丑闻因而称得上此中显例。

　　 老毕并非说商交所以至汤显明事件涉及任何“监管舞弊”的元素，理由是要把这两宗发生于香港的丑闻，直接套进布莱克的分析框架，必须首先证明张、汤二人作为商交所最高负责人和廉署前首脑，有意识地通过牺牲公司或公众利益以求自肥；在不能证明这一点的前提下，“监管舞弊”自然亦无法成立。

　　 泰山石化的启示

　　 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信报》“香港脉搏”栏主余锦贤上周六在《张震远的业绩〉一文中，提及张2004至2008年出任行政总裁的泰山石化（1192.HK，去年6月19日起停牌，已按上市规则进入除牌程序）。据文中所言，泰山石化于张氏掌舵期间加大财务杠杆，资本开支惊人，2005年投资现金流出高达32.21亿港元，远高于公司市值。文章指出，2004年泰山石化年报显示，行政总裁“深信业务能继续急速发展”，因而“锐意推动增长”，积极收购，并聘用著名顾问机构“设计一套更能巩固未来发展的企业架构……”

　　 老毕感兴趣的是读者对该文的回应。不难想像，留言者对张震远主理泰山石化期间的表现，十居八九评价负面，又或围绕公司营运手法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

　　 老毕却认为，张氏出任泰山石化行政总裁期间，做大杠杆、找顾问粉饰架构，倘若确如年报所言，为的是令公司做大做强，纵使最终事与愿违，外界只能说他好大喜功不自量力，最多算领导无方而已，跟布莱克口中的“监管舞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倘若留言者并非胡说八道无的放矢，那么张震远要交代的事，恐怕比现在更多。

　　 论者着眼于张氏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前，品格审查是否足够，但布莱克的研究范畴，对香港不无他山之石的功效。人治之风日盛，我们还能剩下多少“香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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