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26年3月2日，珠江口大雾弥漫，从广州到澳门的班船，直至傍晚七点才缓缓靠泊码头，比预定时间足足晚了半天。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傅秉常，夹杂在焦躁不安的乘客中间，匆匆登岸。

　　当天一大早，两位在香港政商界极富声望的立法局议员周寿臣及罗旭和，已渡海而来，守候多时。作为港英政府默认的“中间人”，他们将与受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直接委托的傅秉常，在澳门举行一次秘密会谈。

　　此次密谈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尽快结束持续了近九个月、让双方都深感头疼的省港大罢工。

　　香江变色

　　周寿臣时任香港最具实力的华资银行——东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罗旭和则兼任香港华商总会名誉顾问。他们身后，除了焦头烂额的港英政府，还有备受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工潮苦苦煎熬的万千香港华商。

　　1925年6月下旬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最初是为了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中遭日、英势力杀害的工人和市民，稍后驻广州租界英军又射杀数十名抗议示威者，制造“沙基惨案”，更激化粤港两地民众强烈的反英情绪。

　　在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广州国民政府公开支持下，经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工运领袖积极运筹，香港各大行业工人集体罢工，连港英政府各部门大部分基层华人雇员也拒绝上班。先后有大约25万名在港华人拖家带口陆续返回广东内地（1925年香港常住居民约72.5万人），一时间香港的商务贸易乃至日常生活，几乎陷于瘫痪。

　　据香港总商会（在港洋商组成的西商会）统计，自1925年7月至1926年2月，即省港大罢工爆发到傅、周、罗三人澳门密谈前夕，原由英国轮船公司控制的广州、汕头及香港三大货运码头的航运量急剧下降，只及正常年份的两成；又如1925年8月到12月间，英国轮船驶入广州港的每月最多只有27艘，最少只有2艘，而前一年同期，每月有160到240艘英国轮船前来。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商务版上也披露了一个惨淡的数字：1925年上半年经香港出口到广州的货物总量达25000吨，下半年只有区区505吨。

　　这一切，都缘于广州国民政府及省港罢工委员会采取严厉的“对英经济绝交”及“封锁香港”政策。在港口码头和航运要冲日夜巡逻的罢工工人纠察队，甚至迫使与广州城只有数百米距离的沙面租界内的英商货物，要先用内河轮船运到香港，再转海轮行走八百英里到上海，然后由上海运返广州。存储在香港仓库的货物，则要小心抹去包装箱上与香港及英国有关的一切标记之后，同样绕道上海才能运进广州。

　　一次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的东亚贸易枢纽地位日益显著。据海关统计，当时香港每年出入口总货值达1350余万英镑，折合约15亿中国银元，罢工发生后，受到封锁的香港平均每日损失400万元，每月高达1亿2000万元。照此计算，罢工半年来（1925年底止），香港商务贸易总损失超过7亿元。

　　以英资为主的香港大公司、大洋行，固然在声势浩大的罢工中受到重创（如罢工发生的前4个月里，英资汇丰银行股票价值下跌了15%），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中小商家，因输入输出内地货物路途不畅，资金难以周转，居民购买力又疲弱，同样苦不堪言。据粗略估计，自1925年11月起到罢工结束的1926年10月，短短一年间，香港市面上申请破产的商店不下3000家。

　　此外，香港地狭人稠，地价素来昂贵，但罢工期间居民离港者多，商务萧条，居民区地价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商业区地价更跌至三分之一。

　　夹缝腾挪

　　周寿臣、罗旭和与傅秉常的澳门密谈，并不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会面。

　　早在1925年6月上旬，粤港两地即将发生反英大罢工的传言四起。广州政府三位要员——广州首任市长“太子”孙科、广州大元帅府外交总长伍朝枢（清末民初知名外交家伍廷芳之子）及傅秉常——恰好来港，周、罗二人做东，在罗旭和家中设晚宴，安排他们与港英政府辅政司（后又称布政司，地位仅次于总督）英人傅礼著进行私下沟通。周、罗二人希望能借此机会劝说孙科等，设法阻止罢工的发生。

　　但形势比人强，大罢工依然如期而至。时任港督司徒拔以作风强硬著称，本来他任期已届满，却主动要求延期，非解决此次工潮不可。他拒绝让步，立即宣布全港戒严，勒令华籍警员缴械，并对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反封锁”，阻止后者支援罢工工人，以至于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在此期间，香港商界可谓左右为难。由于海外华侨对国内爱国罢工运动十分关注，大量捐款捐物，香港华商领袖担心此举将火上浇油，遂由香港华商总会、东华三院（香港最大华人慈善组织）值理会及二十四行商会联名，向各国华侨社团拍发加急电报，声称：“当前在广州的骚乱，正在毁灭广州和香港的商业和工业，并给工人和商民同样带来灾祸，毫无疑义，这是由广州政府彻底地采用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义所造成的。”

　　香港商界亦曾试图从中斡旋。1925年9月，他们派出8位代表赴广州商讨解决罢工的办法，但双方条件差别太大，如广州方面提出补偿罢工工人工资及不能重回原职的损失，合计1400万元，而香港华商最多只愿意支付30万元，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英国政府见势不妙，急忙于1925年11月初委派性格较温和的金文泰接任港督。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金文泰，熟悉中华文化，会说广东话及官话，号称“中国通”，又曾在港英政府当过多年公务员。他认为硬碰硬不是办法，转而向华人领袖求助，除周寿臣、罗旭和外，香港华商总会主席李石泉、华商总会法律顾问罗文锦（香港第一位华人执业大律师，其家族为香港早期四大家族之一），都是新港督的座上宾。

　　经这些工商界头面人物奔走联络，自11月下旬起，粤港商界逐渐恢复来往，广东商人派代表赴港调停罢工，香港侨商恳亲团也到广州访问，受到国民政府欢迎。1926年1月下旬，广州总商会向省政府要求开放沙面租界10天，允许商人前往该处的外国银行提款，省政府予以批准，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准许沙面外资银行的华人职员复工。2月初，应香港华商代表请求，广东省政府同意开放省港交通7天，以便商家年终结账，唯一的条件是来往港商须认购面额10元的“买路钱”，美其名曰“公园名誉券”。

　　正因为大半年来弥漫于粤港之间的重重迷雾，终于有可能消散，傅秉常和周、罗二人的澳门密会，才得以进行。

　　峰回路转

　　日后成为中华民国末任驻苏联大使，并一度挂名外交部长（1949年3月，未实际到职）的傅秉常，此时刚年届而立。他10岁从广东南海县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而已经65岁的周寿臣，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时为港大校董会成员及中文学院创办人之一。“师生”二度相见，傅秉常无须拐弯抹角，很快亮出汪精卫交代的底牌：

　　广州国民政府每天要为罢工工人支付大约8000元的生活费，财政本来就不宽裕的他们再没有多余的资金了，而且超过40000名因罢工而失业者聚集在广州，也令当政者极感困扰；同时他们相信，以罢工打击香港之目的已达到，合作善后对双方都有利。

　　周寿臣和罗旭和则回应说，港英政府原则上决不同意给罢工工人以补偿费，虽然香港华商当初愿意支付30万元，但几个月过去，华商社团财产损失日增，恐怕未必有能力再筹足这个数额了。

　　傅秉常又提到，之前谈判时港英政府曾有过向广州方面贷款修铁路（广九与粤汉铁路连接段）的口头许诺，如能落实，则有利于广州安置大量失业的罢工工人，粤港的友好关系可以迅速重建。

　　当晚的三人会谈持续近三小时，直到深夜十一点多才结束。第二天（3月3日）上午，身兼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的傅秉常，拿出该委员会准备的若干“政治”条款，逐条与周、罗二人讨论，并坦言，只要“钱”的问题能谈拢，汪精卫本人愿意发挥影响力，以尽早结束这场罢工。

　　尽管到了3月4日双方分手，各自乘船返回广州和香港时，仍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至少周寿臣和罗旭和两人心情是不错的。在返港后第一时间向港英政府高官提交的会谈报告中，他们写道：我们意识到收获甚微，但或许这不是奢望，我们在澳门所播下的小小的种子，经过适当的培养或许会结出果实。

　　果然不出其所料，一个月后，即4月3日，粤港解决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一方是港英政府税务司、辅政司、华民司（负责协调港府与华人居民关系，后改为民政事务局）代表，另一方是广州国民政府的伍朝枢、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陈公博（时任工农厅长）。五天后，香港律政司抵达广州，双方开始谈判。

　　牵线搭桥的傅秉常再一次来到香港罗旭和家中，已是6月初了。此时，因与掌握军权的蒋介石闹意见，汪精卫出走欧洲，傅随之退出了广州国民政府。与他关系密切的伍朝枢（傅曾任其父伍廷芳的秘书）也被迫去职。据说广州的俄共和中共人士指责他们俩“在香港利益太多了，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罢工与抵制英货”。

　　但广州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日子也不大好过。继3月中旬“中山舰事件”引发国共互相猜疑后，5月下旬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刚刚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中央级部长，受此影响，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林伯渠）、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等人，不得不相继下岗。

　　“无官一身轻”的傅秉常对罗旭和透露，逐渐集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迟早要与共产党人分手，蒋本人应该很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罢工纠纷，而且他声称忠于孙总理统一全国的遗愿，马上要出师北伐，自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华南后方。

　　罗旭和得此“密报”，立即转告港督金文泰，敦促加紧谈判。6月21日，罗陪同香港律政司、华民司抵穗与广州官员继续磋商。又经过若干回合的讨价还价，9月18日，接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致函英国驻粤总领事，表示省港大罢工将于月底自动结束，粤港交通恢复，停止抵制英货。

　　孰得孰失

　　1926年10月1日，长达15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终于偃旗息鼓。

　　也许是双方攻守形势微妙逆转，当初香港华商提出的30万元补偿，不了了之。广州政府唯有提高粤海关进口关税来补助罢工工人，但依然迟迟无法兑现给每名失业工人发放50～150元，令其自谋职业的承诺。直到11月8日，滞留广州的3万多名罢工者每人只领到了10元钱，而政府颁令，他们在广州一直免费借住的民房，必须要缴纳房租了。

　　11月8日还发生了两件事：其一，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广州东园遭大火焚烧，里面存放的收缴来的数十万元英国货，悉数化为灰烬；其二，鉴于北伐军顺利向北推进，国民党中央决定，短期内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由广州迁往武汉。

　　几乎与此同时，调停省港大罢工有功的周寿臣，先获英王乔治五世册封为第四位华人爵士，又获港督金文泰委任为香港历来第一位议政局（后称行政局）华人议员。这位昔日詹天佑的留美同学、袁世凯的得力幕僚、盛宣怀的麾下红人，达到了他一生政商事业的巅峰。

　　编辑小启

　　两年来，新商帮版之“地域商帮”“商会百年”系列专题陆续刊载，承蒙热心读者垂青，不胜感激。自下期起，拟在现有基础上，新增“商业史家”（聚焦中国经济史学人）“在商言商”（商会会长访谈）等栏目，就中国近现代以来商帮文化、商人组织及商业精神之历史流变与现实传承话题，继续和读者交流切磋，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