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亲人从我们身边“偷偷地溜走”

2013年07月02日 01:26  第一财经日报 

  黄夏

  如果仅凭故事梗概,我们大概很难理解《乐观者的女儿》何以获得1973年普利策小说奖——这个讲述丧亲之痛和如何从这种痛苦中走出的故事,看起来好像就是一本披挂着纯文学外表的心灵鸡汤——但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尤多拉·韦尔蒂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曾端着相机游走被经济崩溃摧垮的南方国土,世事的艰辛与人心的幽微自始便筑成其创作无法割舍的因子。这种常年浸淫于叵测命运的观察和省思反而使韦尔蒂的创作脱离大喜大悲的境地,而呈现出一种克制和内敛的距离之美。

  《乐观者的女儿》的这种距离美,即是韦尔蒂通过大量日常化的细节加以表现的。所谓“日常化”,按美国后现代文学巨擘唐·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的说法,就是那些未经刻意安排、不预作演示的生活情境的呈现,其“自然而然”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小说家苦心经营的。用这个标准来看《乐观者的女儿》,我们发现这些日常化的细节,亦恰似一些未经打磨的石子儿,被韦尔蒂这里那里地砌进了整部小说的结构之中,打个比方的话,我们剪下的其中任何一个切片,都鲜活得仿佛就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另一方面,这种对原生态生活的模拟,也使小说在环境、景物和心理描写上留下大量空白,情节多以对话方式推进,未经刻意安排、不预作演示的生活情境,又使不明了这种情境中的人物关系的读者,很难一下子进入故事之中。至少,人物间微妙的口吻、曲折的暗示、顾左右而言他的举止,都够让我们忙活一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活显出其复杂的肌理,而我们则未必能够马上认清这种复杂。韦尔蒂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打破读者沾沾自喜地俯瞰众生以图全知全能的欲望。

  比如小说开头,七十一岁的麦凯尔瓦法官做眼部手术,一向自诩“乐观者”的他,却在手术康复过程中渐渐沉默,在第二任太太费伊和女儿劳雷尔眼前莫名其妙地死掉了。韦尔蒂对死亡过程只有描述而无任何心理上的分析,因此,无论对读者还是对这两个女人,这种无言的死亡都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打击。事实上,在这两个女人服侍老法官的日子中,就已有各种迹象表明亲人间关系的神秘化和陌生化,劳雷尔就亲身体会到,给病人服药、喂饭、擦洗、念书,这些都是旁人和护士就能做的事,作为女儿的她,反而无法凸显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了。而我们虽然知道亲人的病痛与苦闷,但还是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痛苦,更无法代替他们受苦,因此,就算我们参加葬礼以预演自己的死亡,但死亡终究是哲学上的终极命题和感情上无法解开的死结,说到底,死亡是无法预知和体验的,我们只能任亲人如陌生人一样,从我们身边“偷偷地溜走”。

  无法理解丈夫从自己身边“偷偷地溜走”的费伊,在病室大吵大闹,死掐着法官不放,终于把法官更快地推上了不归路。这是从劳雷尔眼中观察到的继母费伊的形象,也是我们对她的第一印象,且这种印象随着葬礼的展开而愈加加深了:粗鄙、暴躁、贪财、神经,总之,一无是处。但正如我们在对垂死亲人的认识上的信誓旦旦必然要遭遇挫败,我们对费伊的上述印象也大可成疑。韦尔蒂写作上的高明,即是在对费伊印象的改变上,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是一路多次的小转,在这些小转中,费伊未必变成了天使,而我们发现自己却有一颗令天使不齿的心,这种见识,是韦尔蒂帮我们慢慢认识到的。

  鉴于继母形象在我们眼中一向不佳,所以当法官家的众多故人前来吊唁,大家明里暗里表达对这个继母的不满,和对劳雷尔的默默支持,使得费伊成了席上的客人而非真正的主人,我们真有一种欣慰和幸灾的快感。与此同时,众人对法官的溢美之辞层层升级,以至劳雷尔觉得父亲不是在受瞻仰而是在受审判。韦尔蒂对这一葬礼上最常见景致的描摹,实则掀开了小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和人性博弈的一角,随后她又马上掩上了这一角,但这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已然把众人的伪善暴露了出来。相形之下,费伊及其一家不加掩饰的粗俗,反而透出一丝纯朴。当众人对费伊“假装”痛哭不屑一顾时,费伊母亲如是说:“该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就得哭出来……任何事儿都要看时间和场合。事后你再想寻求同情,人家亲朋好友都回去忙自己的事儿了,那时他们可就不欣赏你的眼泪了,眼泪只会让人不舒服。”算是对这伪善的一巴掌。但韦尔蒂没让这巴掌打出声,而是让七姑八婆们继续津津有味地刻薄费伊的不堪和老法官的糊涂,数落法官最后的感情经历;当她们问及劳雷尔是否想留下来跟费伊作战,劳雷尔只简单地说“我希望从此再也不要看到她”,她没有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我希望从此再也不要因看到她而再看到你们,谢谢。

  这种克制的笔法使这本讲述生死、爱恨、亲情与回忆的小说充满了引而不发的张力,而视角上的转化同样也意味着情感上的转化。费伊看来不是一无是处,劳雷尔似乎也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至少我们看清她是一个没有父母、兄弟姊妹、丈夫、情人和子女的孤家寡人。而劳雷尔未淹死在遗物表现的记忆中,全靠一切向前(钱)看的费伊的启发。有论者从道德高度谴责费伊的“粗俗”粉碎了劳雷尔的“精致”,这自然又是品味决定道德的陈旧调调。我相信韦尔蒂并不欲借此划定两者之间的道德区别,因为总体而言,正是这个疯疯癫癫的继母,不仅以其热力搅乱了劳雷尔死气沉沉的生活,还活络了整个叙事的关节,使之不至于成为又一部无聊的疗伤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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