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1861年5月21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了一次引人瞩目的审判。

　　被告是一位美国人，现年30岁，名叫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他被捆绑着押送到法庭，而且押送他的是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从他被囚禁的英国军舰CHESAPEAKE号，到美国领事馆，正好要经过外滩。无论是洋人还是华人，都没有见过如此“游街”，观者如潮，整个外滩都沸腾了。

　　法庭上，出乎控方和法官意料的是，被告华尔首先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该法庭对他没有管辖权。这位一口美国口音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宣称，自己并非美国公民，而是“中华帝国的臣民”。

　　此言一出，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

　　武装拘捕

　　华尔被指控的罪名，是非法卷入中国内战，破坏中立；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英美军事人员擅离职守，投奔中国。

　　　这是一场非常另类的审判，控方并非美国政府，而是英国军方，他们派出了一名海军上尉出庭控诉。

　　对于华尔宣称自己是中国公民，英军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

　　就在这时，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

　　面对这个只会说英语的大清臣民，美国领事只好宣布当场释放。但华尔一走出美国领事馆，英军士兵再度将他逮捕，捆绑起来，又一次在万众瞩目下，招摇地穿过热闹的外滩大街，押回英国军舰。

　　大清官员能用文件将这位“中国臣民”从法庭上救下，却无法将他从全副武装的英军手里抢回。

　　这位特殊的囚犯，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何伯亲自带队、冒着生命危险抓获的。

　　就在两天前（1861年5月19日）, 何伯本人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松江，捉拿逃兵。

　　那里正是大清国雇佣军“洋枪队”的驻地，而华尔则是“洋枪队”的缔造者。“洋枪队”的士兵以英国人居多，多是现役官兵，被华尔用重金诱惑，当了逃兵，给大清国充当雇佣兵挣钱。

　　这群兵油子，手里端着大清国重金购买的最先进武器，兜里揣着中国银子，根本就不在乎司令。面对前来拘捕他们的陆战队，“洋枪队”的士兵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举枪架炮，准备动用武力为自己“维权”。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华尔站出来消弭了冲突，下令部下们放下武器，大开松江城门，迎接英军进城。同时，他也下令“洋枪队”中所有英国和美国籍的士兵列队，接受何伯的亲自鉴定。

　　何伯毫不客气，指挥英军顺利地逮捕了29名英国逃兵，顺手也帮美国政府抓了2名美国逃兵。华尔虽非军人，但毕竟是教唆犯，也被一同捆绑而去。英军满载而归，俘虏们都被扭送到黄浦江畔的英国军舰上，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审讯。而群龙无首的“洋枪队”群情汹汹，一片混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猎头风波

　　华尔的“洋枪队”，其实才组建几个月,甚至算不上大清国的雇佣军，而是上海当地商人们的雇佣军。“洋枪队”的股东，是苏松太道吴煦及以杨坊为首的当地富商们，他们赋予这支雇佣军的任务就是保卫上海、抵抗太平军。

　　他们找到了华尔。

　　华尔于1831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少年时就喜爱冒险，中学未毕业开始浪迹天涯，在远洋船上工作，并在墨西哥、法国等地参加雇佣军。他的船长们认为他十分“胆大妄为”。1857年，26岁的华尔来到中国，在一艘蒸汽轮Antelope号上担任大副，随后去了墨西哥。直到1860年再度来到中国，在中国缉私艇“孔夫子”号上继续担任大副，自此就再也没有回过美国。

　　组建“洋枪队”，其实是上海的官绅们想拉着洋人抱团取暖、一起“过冬”：太平军打过来了，官军望风披靡，偌大的花花世界，只能指望洋人们的雇佣军。建立“洋枪队”，幕后其实并没有——至少最初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阴谋，“帝国主义”们并不想与太平军这一中国反抗者为难。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那个躲在石头城宫殿中大享艳福的“耶稣弟弟”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兄弟”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

　　可是，华尔组建的“洋枪队”，有着上海富商们鼎力支撑，资金充沛，烧得起钱。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律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便都热血沸腾，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远东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华尔的旗帜下。华尔的猎头工作实在太成功了，英语世界中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Shanghaied”。

　　士兵“跳槽”如此严峻，这激怒了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此前，何伯已经多次访问过南京，拜会了洪天王，获得了太平天国不主动攻击上海的承诺。但华尔这支“洋枪队”，由一大帮子英美军官和菲律宾战士组成，不断地攻击太平军。英国军方十分担心，这会激怒那位耶稣的弟弟，进而影响到上海的维稳大局。

　　显然，大英军官的思想教育工作成果并不好，逃兵们并不甘心放弃“洋枪队”的高薪。软的不行，就必须来硬的。于是，何伯亲自带队开往松江抓逃兵，顺带也逮捕了华尔。

　　营救华尔

　　在领事法庭上，华尔摇身一变，成了大清臣民。这当然是他的中国朋友们的杰作。要在大清官场，以如此短的时间办好华尔的入籍证明，显示了极高的效率。毕竟，中国官方和商人们已经在“洋枪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果华尔被判有罪，就有可能会转到美国国内服刑，“洋枪队”可能瓦解。而一旦失去了“洋枪队”，上海除了区区900人的英军和1000人的法军外，将无兵防守。

　　英国人继续关押这位美国裔的中国公民。舰队司令何伯与华尔私下谈判，要求华尔停止军事冒险、解散队伍并永不再招募英军逃兵，只要答应，就能立即释放他。但华尔只保证不再招募英军逃兵。两人大吵一架，华尔被继续监禁。

　　何伯有个绰号，叫“好斗的吉米”，但这次，他的处境并不妙。美国已经放手，如果中国政府出面要人，他根本就没有理由继续拘押华尔；而释放华尔的话，他解散“洋枪队”的努力将彻底失败。他唯一的选择是，在中国政府开口前，派遣英军立即占领松江，强行遣散“洋枪队”，甚至不惜武力镇压。他需要的不仅是保持中立，更要防止“洋枪队”那帮只为银子作战的冒险家大爷们，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跳槽投奔太平军，酿出更大的麻烦——情报显示，太平军也开始悄悄地争取这支雇佣军，而“洋枪队”后来果然集体跳槽“投敌”。

　　杨坊通过谍报，得悉了何伯的计划，立即向松江发出了警报。“洋枪队”迅速将松江城防移交给清军，全部人马则扼守城外一个战略据点，抢修碉堡，拓宽护城河，增设拒马等防守工具，甚至还架起了大炮，严阵以待。

　　两天后，800名英军在离该据点两英里处登陆，发现“洋枪队”已经准备鱼死网破。这次没有华尔在此约束这些雇佣军，他们完全会与英军决一死战。英军不敢造次，没放一枪一弹，撤回了上海。

　　在英国军舰上，华尔并没有被关进禁闭室，而是软禁在一个相当舒适的舱室里，每天还有一个小时的会客时间。吴煦和杨坊派了两个美国人天天来探他，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用手势、记号、点头和少量耳语一点点沟通，华尔终于恍然大悟：随后的三天都将是月黑之夜，涨潮时分，将有条小舢板划经华尔舱房一侧，只要华尔能跳下水，舢板上的人就能将他救出。

　　这对华尔并不很难：他的囚室窗户相当宽敞，而且没有任何窗条，加上已经初夏，天气闷热，平时都开着窗。

　　第二天晚上，当军舰上钟敲四响时，一个身影跃入了水中。接应的舢板上闪了两下手电光，华尔这位优秀的游泳者，在涨潮的帮助下，很快就上了舢板。英国军舰立即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跳海”和“犯人逃跑”的呼喊声四起，英军还向水中胡乱地开了几枪。营救者相当细心，他们足足动用了30多条舢板，在军舰边上团团转，搞得英军眼花缭乱，掩护着华尔迅速脱险，在浦东上岸躲藏。

　　何伯派出了大队人马沿江搜索，华尔在杨坊一个朋友家猫了一天一夜，待风声过后，躲在一艘满载新鲜白菜的小帆船里悄悄回到了松江。

　　回到松江后，华尔立即给何伯送了封信，却并非挑衅，而是希望两人能在英军旗舰上举行一次平等的“男人对男人”的会谈。何伯也只好作罢，一场差点酿成军事冲突的“猎头”风波，总算平息了。

　　英美翻脸

　　19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在上演着血腥的内战：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和美国南北内战（1861~1865年）。

　　在中国内战中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美国人华尔，此时不得不分神考虑“伟大祖国”的召唤。因为英国方面支持美国南方邦联，英美两国持续紧张，第二次英美战争一触即发，而华尔是在远东地区唯一能抗衡英军的美国人。

　　这期间，一艘名为“特伦特号”的英国邮轮，差点点燃了英美之间的战火。1861年11月7日，特伦特号驶离哈瓦那，船上载着两名特殊客人：美国南方邦联的代表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利德尔，他们计划前往欧洲定购武器和战舰。而这时，北方军队正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第二天，北军军舰“圣亚辛托号”拦截了特伦特号，逮捕了南方使节，并将其带往波士顿拘禁。消息传到英国，伦敦为之群情激愤，议员和将军们纷纷要求政府向美国施加压力：一是必须立即释放南方使节，二是必须向英国政府道歉和赔偿，否则，将对美国宣战。此时，英国政府掌舵者正是激进的扩张主义者巴麦尊勋爵，同时期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他主导的。

　　英国立即进行了战争准备，一支满载8000人的庞大舰队进驻加拿大，同时对美国实行严格的军事禁运，硝石、火药和其他所有军用品都在禁运之列。

　　英美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在远东，美国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因此将希望寄托在精锐“洋枪队”的统帅华尔身上。

　　华尔自然是一诺无言。美国进行了精心的计划，一旦英美战争爆发，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人，将在华尔的统一指挥下，以“洋枪队”为主要武装力量，向上海、长崎等地的英国舰队发动袭击。

　　华尔的“洋枪队”，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无论在粮饷弹药还是人员补充方面，尽得主场优势，令英国人相当忌惮。当时的上海，不仅笼罩在太平军战争的恐惧中，还时刻担心英美这两家堂兄弟大打出手。

　　英美的史料对这一计划中的冲突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在中国的史料里却很难找到其痕迹。以吴煦、杨坊与华尔关系之密切，应当不可能不知道华尔暗中计划对英作战，或许，大清国面对着英、美这两个谁都惹不起的主儿，明智地保持了“中立”，难得糊涂一番。何况，此时的英国人正伙同法国人在华北大打出手（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把咸丰皇帝都逼出了京城，有美国牛仔能出面教训下傲慢的英国人，毕竟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面对英国的挑衅，林肯总统最后选择了退让。他顶住了鹰派的巨大压力，命令美国驻英大使亚当斯向英国政府道歉，表示圣亚辛托号是自行其是，并没有得到政府训令，同时，他下令无条件释放了两位南方使节，完全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

　　一场足以改变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危机，被林肯总统的柔软身段化解。但是，华尔的“美国心”却依然十分强劲。1862年9月21日，华尔在浙江慈溪阵亡后，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专程向林肯总统发去了报告，并向总统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在临终之前，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叛逆的南军之用。

　　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嗣后争论

　　华尔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

　　华尔之后，其继任者白齐文、戈登，以及更晚时候在北洋舰队和中国其他军政机构服务的众多洋干部，除了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的赫德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这样的协调能力，加上在战场显赫的胜利纪录，令华尔在美国和中国都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但美国方面因为内战正酣，这一在远东彰显“美国精神”的“英雄”，长期都被忽视了，令后世的美国史家们愤愤不平。

　　华尔创立的“洋枪队”开创了中外军事合作的先河，最终成为大清国的一支“特种兵”和“开放部队”，而“洋枪队”雇佣和训练的中国士兵，也令西方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人。

　　在对华尔的“洋枪队”的管理之中，清王朝也体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态度。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平天国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能够仅仅依靠给政策，就不费朝廷一两军饷、一粒军米而建立起这样一支先进的“洋团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还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华尔被安葬在松江县城，清政府专门为他修了一座庙。即便在民国初年的乱局中，华尔的墓及庙都保存得相当完好。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进占上海重镇松江时，一位名叫伯克的美国老人，冒险站在松江的城门洞里，迎接日军。他只是想拜托这群新的占领者一件要事：务必保护华尔的墓及庙。带队的日军大佐很痛快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且表示：“华尔是个大英雄，我们日本人也崇敬他。”

　　逃难的看坟人和庙祝很快地回到了岗位，但半个月不到，他们就被日本人杀害。日军在华尔的墓地和祭庙里，到处都刷上了“大东亚共荣”，以及反抗英美、号召将白种人赶出亚洲的标语，这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1940年），一位正在中国收集资料撰写华尔传记的美国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在上海遭到了日军殴打，所有采访手稿被毁，人也被日军打伤。这位记者日后在其写的华尔传记《西方来的战神》中，这样说道：

　　“如果华尔晚生几十年，他一定会在蒋介石将军的麾下，率领部队狠狠地教训这些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