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没有民法思想，“民心可用”很吃香。“民法”，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民心”，你可以说得清楚吗？“天听自我民听”，这是站在王权上来说的，并非居于民的立场而言，民之贵，在于作为权力基础，而非权力主体。所以，从古到今，我们没有见过一本“民心论”，常见的倒是“民心可用”的政策和策略，将“民心”纳入权术与兵法，搞群众运动，打人民战争。这一套，是王权主义最后的杀手锏，尤其是在晚清政局里，那些“民心可用”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东西？

　　做“民心”代表

　　“民心”微妙，朝廷不敢承担责任时，就将“民心”推向前去。同样，个人不敢承担责任时，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保护伞下。输了拿“民心”顶账，没有责任人；赢了站出来，做“民心”代表。

　　徐广缙做两广总督时，清朝已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家属自由居住。宁波、上海等四所城市，都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开放了，唯独广州未开，据说，是由于粤民抵制，官员欲开放，粤民激愤，放火烧了知府衙门。

　　有两名英人入城，遭粤民围打，一人死，一人逃。英方遂以英人被殴为由，将兵船开进省河，占据虎门炮台，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与英方签了“缓期二年”入城之约。

　　徐广缙刚来接任，英国公使文翰即来照会，要求践约入城。徐广缙赴虎门，登英轮，晓以利害，与文翰辩，旬日内，雷厉风行，筹银六十余万两，募勇十万余人，购置军械以备战。与此同时，还宣布暂停与外商贸易，并照会法、美等国商人，一旦英方放弃入城要求，即可互市如初。贸易停了近两个月，各国商人都蒙受了损失，纷纷开列清单，要求英方赔偿，使文翰“大为窘迫”。

　　徐决不许英人“入城一游”，面对圣旨，也不退缩。英兵船开进省河，好个徐广缙，居然单舸前往，登上英舰，晓谕英夷，力言众怒不可犯。省河两岸，十万义勇，严阵以待，呼声震天，英方度势，遂罢兵修好，不言入城事。天大的事情，就这么了了，皇帝兴奋之余，夸徐广缙：运筹之功，不亚于斩将搴旗。将士用命，绅民一心，更有过人之智。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处，笔实难宣。

　　守“天子南库”

　　天朝如此风光，晚清罕见。可为什么不让英人进城贸易？为什么还要英人按照乾隆以来的老规矩，跑到“十三行”去通商？

　　这样做，当然对广州的“十三行”有好处，还有它背后的粤海关。宋朝市舶司收入，要上交国家财政，康熙帝初设海关，也有四处，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改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关闭其他三处，只留粤海关一口，收入交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被称为“天子南库”。皇家垄断外贸，所以只开一口。

　　对于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帝两手抓的人，便是那位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他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家去。这方面，他善解“天意”，只要皇上念头一起，他就知意，哪还要什么“最高指示”！

　　内务府的事，都是皇家事，都由他管。粤海关监督，虽为户部属员，却由内务府派，他把粤海关管成“天子南库”，将海关收入管成了天子私房钱。专职粤海关监督一开始，雍正帝就警告过：小心保住脑袋要紧。果然，祖秉圭的脑袋出了问题，他贪墨银子，差一点脑袋落地。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

　　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翻译）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了收费名目，竟有100多项！

　　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出都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三十项，收银子1125.96两，出关规礼为三十八项，收银子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什么叫“分头”？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要抽0.054两，后来要抽到0.06两，这叫做“分头”。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这样管理海关，如搞承包。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额，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了他的“家天下”。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来包干。“规礼”之类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约取三分之二，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家人，或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约占其余三分之一。

　　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礼”有定数，可以查帐。

　　这块“规礼”收入，即便监督本人那一份，也要拿出来“报效”。

　　而报效皇上，先要通过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一百万两，“规礼”所得，多用来进京报效，其余要用来跟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用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他会笑纳。

　　决定他贪否的，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或许他就是和珅的代理人。

　　监督的油水，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主要靠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以丈量定船只大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一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

　　粤海关有多肥？比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关肥得流油，但还是不及粤海关。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人一旦进城就全完了，十三行完了，粤海关完了，遑言“天子南库”了。那些行商们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与英国人在利益上纠结很深，打起来，一损俱损，所以，英国人在广州并不真打，老是虚晃一枪，或一打就走。鸦片战争发动时，英人绕开广州，就因为与十三行的关系。

　　以“十三行”制夷

　　林则徐治粤，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抓住十三行。行商从命，就当“民心”捧着，如不从命，则为“弃民”。

　　可怜首席行商伍秉鉴，成了人质，谁要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封“夷馆”时，伍家与英夷通信，还暗中接济食品，遭林大人训斥，才疏远英夷，专与美商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浩官”。当林大人还在广州“睁眼看世界”时，伍家已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成为跨国财团。

　　伍家有钱，捐了一艘军舰，战败赔款，伍家又数以百万计的捐，可一次又一次，被朝廷连打带拉，又捧又摔，实在受不了了，伍家提出将财产的80%献给朝廷，求朝廷放过伍家，可朝廷不搭理他。为什么？因为伍家的要求，显然还有私意，即还以“王有”为“私有”，以为王权所有制下有所谓“私有财产权”，错！他忘了王权唯一，忘了只有王权才是唯一的所有权，总之，伍家是忘本了。

　　伍家忘了，王权，只有王权，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王权做后台，和珅能富甲天下？没有“天子南库”，伍家能成首富？“屈身拾起金苹果”，那是王权结的果，根本还在王权。王权所有制的集中反映是抄家，一抄家，就知道财产究竟归谁所有了。和绅被抄家，不破不立，破了和珅，立了嘉庆。琦善也被抄家，这是对卖国的问责，国家当然归王权所有，而琦善敢擅自卖国，当然要抄家了。

　　留着伍家没抄，是因为还要与英国打交道，林大人虽说“睁眼看世界”，可其实还是睁眼瞎，真要跟英国人打交道还得靠伍家，不仅因为伍家真懂英国人，更因为伍家在英国人那里有话份，对于伍家说的话，英国人多半会考虑，不会不理，利益上的纠结，是可以相互制约的，伍家是国之利器。

　　徐广缙治粤，深得林氏心法，以“十三行”制夷，对外称“民心可用”。“十三行”要垄断利润，当然反对英人入城，徐广缙要政绩，也反对英人入城，他们联手，高举“民心可用”大旗，誓死不让英夷进城。六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没有行商们掏腰包，他徐广缙能让老百姓自掏腰包自买枪械去当义勇？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余，徐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还敢不惜再战？就皇室而言，是要维持“天子南库”；就官场而言，还想食“规礼”而肥。可英人一进城，“天子南库”就破了，“规礼”也收不到了。

　　徐广缙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不让英人进城，加上他处理好了与朝廷、官场和“十三行”的关系，所以，他一发动起来，就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同仇敌忾。英人投鼠忌器，像以往那样，还是不敢与粤民开战，这就使得徐广缙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树立起一个“上之上者”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