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23年7月4日，苏州河北岸天后宫旁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内，气氛异常肃穆。38岁的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登台演讲，痛陈民国成立10年以来，宰割国脉、操纵政局者非官僚即武人，真可谓“官治、兵治”，呼吁上海商界开其先，各省区各界人士继其后，以“民治”为目标，挽狂澜于既倒。

　　方椒伯做过大律师，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台下听众为之群情激昂。在商界同仁热烈的附和声中，当时舆论公认为“商人政府”雏形的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一天，正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对大洋彼岸“民治、民有、民享”的联邦制心向往之的中国新式商人们，选择此时奋力一搏，似乎并非巧合。

　　商人革命

　　主持民治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方椒伯，出身上海宁波帮极富权势和盛名的望族镇海方家，是日后誉满华夏的“日化大王”和“国货大王”方液仙的堂叔。他时任宁绍轮船公司（抗战前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由宁波帮大佬虞洽卿创办）董事长，并作为浙江籍大银行家宋汉章（中国银行主要奠基人）的副手，联袂执掌上海总商会。

　　其实，上海总商会牵头筹组“商人政府”的努力，早在宋、方二人的前任聂云台、秦润卿手下，已经积极展开。

　　湖南人聂云台家世不凡，外祖父是曾国藩，父亲聂缉规历任上海道台及安徽、浙江两省巡抚，并兼营实业。他本人则为留美海归，可谓既了解中国官场内幕，又亲身体验过西方政制运作。

　　1920年8月，聂云台以恒丰纱厂（近代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最长的棉纺织厂）总经理的身份，与钱业巨子宁波人秦润卿一起，当选新一届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此前，因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态度含糊而备受谴责，前任领导班子宁波籍大买办商朱葆三、湖州籍实业家沈联芳，不得不引咎辞职。当时上海主流媒体评论说，这是“商会中旧派的失败与新派的胜利”。

　　“聂秦配”果然一改前任面对官方压力时保守、忍让的作风，多次发起集会，要求审查北京政府滥增税收、滥发公债的不当做法，监督各项税收的用途，越来越像是在野的反对派了。

　　1921年10月，在聂云台及北大教授蒋梦麟（也是留美海归）发起和支持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各省教育会代表齐聚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联席会议，发表了对外、对内宣言各一份。对外宣言否认未经国会批准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对内宣言则呼吁“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局部战争，组织国是会议”。所谓组织国是会议，也就意味着，见识过欧风美雨的中国新一代商人与知识分子们，决心直接问政、干政了。

　　第二年5月28日，国是会议正式在上海举行，共有14省28位代表到场，多数为各地商会人士，聂云台是东道主派出的三位代表之一。此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制定了一份联邦制色彩很浓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主张变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国权”与“省权”明确分开，特别强调“国权不可侵害省权”。

　　过了一个多月，聂、秦二人两年会长任期届满，向同样热心于国事的宋汉章、方椒伯交棒，于是就有了一年之后的“商人政府”试验田——民治委员会问世。

　　官逼商反

　　政局动荡，兵祸连年，财政紊乱，是聂云台、方椒伯等商会领袖痛感当权者无德无能，欲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那时候到底有多乱呢？且看以下几组统计数字：

　　政治上，从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算起，到1928年底奉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洋政府最后垮台为止，前后17年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共换了49任内阁（其中32任是正式的，其余则是各类看守内阁和过渡内阁），平均每4个月就发生一次“政坛地震”。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组织的内阁最短命，破纪录地只上了一个星期的班（1917年6月25日～7月2日），即在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中被逐下台。

　　这还不包括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历次革命政权，以及其他地方军阀自办的各种“小朝廷”。

　　军事上，17年间中国境内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战斗，有据可查者多达近580次，平均不到11天就会打一仗。其中固然有革命派与保守势力的拉锯战，更多的是各派军阀之间为扩地盘、增实力而无休无止地进行的混战。

　　财政上，从民国建立到1920年9月为止，即“聂秦配”入主上海总商会之时，中央政府公开发行的各类公债一共9种，仅3种有常关收入（国内传统关税，与进出口的海关关税相对应）、延期及停付的庚子赔款（一战中德国战败免赔，苏俄宣布放弃索赔）作为担保，其余各债本息均无着落，经常拖欠，以至于债信低落，债券价格大幅下跌。若要如期偿付本息，仅1921年财政年度，北洋政府就要掏3970万银元，但国库中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到了1922年初，内战不断、支出无度令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别的长短债务不说，仅以国内盐税收入盈余（即“盐余”）作为抵押的债款，累计对内已达7000余万元，对外也有2600余万元之多，每月光偿还到期本息，就需要约700万元。为此，时任代理国务总理的外交家颜惠庆（后来曾三度组阁）拍板再发行债券9600万元，时称“九六公债”，拆东墙补西墙，以解燃眉之急。

　　以现代政府管治常识来看，当年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即使财政和信用上未完全破产，也离那一天不太远了。难怪身处通商大埠，对政局相当敏感的商人们，要痛下决心，变“在商言商”为“在商言政”了。

　　功败垂成

　　古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由上海总商会领衔、前后酝酿两年的“商人造反”，也有点虎头蛇尾的意味。

　　一开始，商会中人心气很高。1922年5月召开国是会议后，上海总商会接连出击，先是致电北京财政部国内公债局，要求公债基金透明运作，以安人心；再而通电全国金融机关，呼吁一致拒绝为政府承募一切公债；紧接着发出裁兵通电，直指“今日群盗如毛之区，即系军队最多之地”。

　　当年年底，上海总商会分别通电各地商会和政府参众两院，提出“检查裁兵、公开财政、速制国宪”三大措施，又发起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公推宋汉章为会长，大有叫板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的架势。

　　1923年6月，直系首领曹锟发动北京政变，逼迫内阁总辞职，驱逐大总统黎元洪，自己则伺机登上总统宝座。全国商会联合会驻京办随即发出通电称：“只求地方常安，奚问政归谁属。况全国鼎沸，政客纵横，同此一丘，夫复何择？”言下之意，既然政客们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自立门户，另起炉灶。这应该就是7月4日方椒伯等人发起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试图建立“商人政府”的直接导火索。

　　但长期屈从于专制权力下的中国商人，天生的从政能力和政治魄力不足的软肋，也随着“商人政府”从理论蓝图到落实操作的过程展开，暴露无遗。

　　他们在国是会议上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从文本上看堪称专业完备，很有联邦制宪法的风格。但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现实世界里，手无寸铁的商人，有没有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实在是个问题。

　　慷慨激昂中面世的民治委员会，也有先天不足之虞。一来它的设计目标虽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民主政府”，以取代军阀政府，但其核心成员多为上海总商会会董，管理上从属于前者，缺乏广泛的全国代表性，反而引来外界对总商会意图“包办商人政府”的猜疑，就算在上海本地商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支持。二来委员会内部个人意气之争盖过了共同的政治诉求，正式成立当天实际到会的委员，都不足总数的一半，因讨论中意见分歧，居然有一些委员当场辞职不干了。

　　外界批评不断，内部心气涣散，前来开会的委员一次比一次少，只好改为茶话会，讨论内容日益流于空泛。7月16日，原定是常委选举的大日子，但心灰意冷的委员们却决议“以理财为进行之范围”，只公布了一份名实难副的《中央财政报告书》，以及一册议案意见书的汇编。

　　不久之后，因运作经费发生困难，这个曾经振奋人心的准“商人政府”，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