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

　　故乡鹞子、世界惟一

　　在我的故乡南通，都把风筝称为“鹞子”，“放风筝”称作“放鹞子”。

　　以我走南闯北的经历及读书的阅识，故乡的风筝堪称风格独异，很可能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惟一的。但是，被冠以“华夏风筝之都”美誉的是山东潍坊。在电视里多次看过“潍坊风筝节”的电视新闻，那里的风筝确实很美，大都是一些花鸟虫兽的品种：斑斓的彩蝶、锦绣的长龙、造型精致的飞机火车。南通风筝与潍坊风筝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流派，它远没有那么精致，更没有那么斑斓的美丽。它似乎是简单而粗糙的，材料并没有特别的讲究，龙骨就是那些普通的毛竹剁剁、锯锯、削削而成，鹞面通常也是普通的白帆布。年代久远的鹞子甚至会有许多补丁，黑一块白一块花一块，就像穷人家的百衲布。但它的个头儿却特别大，小则五、六十公分，大者两米多。最为独特的是每只鹞子上都配备有大大小小的葫芦与哨子，大鹞子上甚至有二、三百只。

　　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如果将潍坊风筝比作大观园里的林妹妹，故乡鹞子就是五台山的花和尚；如果将潍坊风筝比作轻启朱唇，吟着“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俏佳人，故乡鹞子则好比是一个亮着黝黑胳膊、高唱“大江东去”的扬子江边赤脚卷裤腿的纤夫。潍坊风筝是江南丝竹，故乡鹞子是黄钟大吕。

　　当然，故乡的风筝也有蝴蝶、蜻蜓、蜈蚣、龙凤造型的，但这些都是小品种，仅仅是大人们随意扎给小孩子们玩玩的。故乡人从不在这些小品种上下功夫。故乡的大人们玩的是六角鹞、七星鹞、九九铃、十九九铃，这几个才是主流品种。而且，玩鹞子的大人们多半也不是官绅、仕商与读书人，而是实实在在有几亩薄地种着、有几间草房子住着、家有丑妻的庄稼汉。如果讲成份，家中拥有大风筝的多半是一些中农或富裕中农，饭能吃得饱，酒也有得喝，于是就放鹞子寻开心。也有一些贫穷人家的子弟，他们自己家往往没有鹞子，大凡别人家要放鹞子了，他们是一定要去帮忙凑热闹，不仅开心，还有酒喝，有肉吃。故乡的鹞子是浩浩荡荡的扬子江岸主体农民的风筝。

　　在以上几个品种中，六角鹞是基本品种，长度一般在一米至二米之间。其它的品种都是六角的变形与组合。常见的七星鹞就是七个六角组成的，上下各两个，中间是三个。九九铃由十一个小六角形组合而成，上下各三个，中间一行五个。十九九铃则由十九个小六角形组成，五行，一般呈3、4、5、4、3排列。当然九九铃和十九九铃都要比六角鹞子大得多。我童年时见过西街头河北的焕侯家有一只九九铃，其直径约有二米多。听说最大的十九九铃的直径有三米多，这样大的鹞子无疑是风筝世界中的航空母舰了。不过我也仅仅是听说，从未见过。

　　鹞子的上部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七、八行大小不一的小哨子，数十只乃至上百只不等。绝大部分哨子都是竹制的圆柱体，大的竹哨直径约有七、八个厘米，高度也有五、六厘米。小的竹哨直径和高度仅只有一、两个厘米，小哨子的壁薄如蝉翼，哨嘴子也是竹制的。更有一种白果哨子，其外壳就是白果壳儿，那当然是更小了。听人说过还有一种龙眼壳儿做成的哨子，但是我没有见过，我的故乡不产龙眼。

　　鹞子的中下部则分布着大小不一的葫芦，大的有脸盆般大小，硕大无比。这样大的葫芦也只能用在二、三米长的九九铃或是十九九铃上，中小鹞子是拖不动的。如果是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六角鹞，常用的葫芦大小与排球差不多。任何一只鹞子上的最大的葫芦总是被放置在距底边约五分之二的中线处，周边众星拱月般地分布着几只中小型葫芦。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哨子与葫芦组成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合唱团，最上面的几行白果哨子就好像是童声部，大大小小的竹哨好像是高声部，而那只巨无霸葫芦是低声部，它周边的葫芦则组成了中声部。也可比作是一个乐队，大葫芦就是一只大提琴。它当然不是一般的小风能吹得响的，不过在高空中，总有一阵阵长风吹不断，大葫芦就能发出一阵阵雄浑的声响，有时似洪钟，有时如沉雷。

　　鹞子的尾巴是用黄麻编织的辫子，上面粗而扁，逐渐地向梢部细下去，长度有十多米、二十多米的。鹞子刚刚飞上天，它就好像是天神女娲的辫子。

　　放鹞子的场面

　　每年仲夏，麦收后夏播前，总有难得的几天空档。农夫们有着丰收的喜悦，又有经过小半年辛劳后想休息、娱乐一下的愿望，田野里的麦子已收割而一片空旷，更由于仲夏季节从东南沿海吹来的季风也比较大，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正是放鹞子的好季节。

　　外祖母家的邻居焕侯住在桥对岸。焕侯的外貌和性格都十分剽悍，三十出头的年岁，身材稍高，大脸庞子肉嘟嘟，紫膛色儿，娶了一个一样肥硕的妻，有一个还在吃奶的胖儿子。夫妻俩种几亩薄地，焕侯间或给快船卢老板当纤夫，与卢老板的几个儿子以及那班当过纤夫、轿夫的农民们全都称兄道弟。焕侯的日子过得就算是乡间上好的，手上有几个活钱花，缸里有粮食，圈里有两头猪，场里有十几只鸡，房前屋后四季菜蔬绿油葱葱，两口子如胶似膝，小日子过得潇潇洒洒。

　　一天下午，听说焕侯要放鹞子了，引得半条街的小孩子们全都去看热闹。我赶去的时候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焕侯家正聚了一屋子的后生家在喝酒，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四季发财，六六大顺，一个个都已喝得红光满面，热汗淋漓，农家自酿的老白酒都已喝空了好几个小坛子。一直喝到太阳西斜到杨树顶上的时分，只见焕侯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空酒碗一摔，大手一摆：“走，出发！”

　　这一大群人就抬起了挂在壁上的鹞子，扛着一大箩筐的鹞绳，奔向田野。一个个都着草鞋、打赤膊、穿平脚老头裤；全都是紫膛脸儿，喷着酒气，喊着号子，唱着傩戏，汗叽叽、油亮亮的身体在夕阳下闪着古铜色的光芒，仿佛那身体也是金属的。在我童年的眼中，他们一个个都似水泊梁山上下来的绿林好汉、天罡地煞，那个大胡子的就是霹雳火秦明；乱髭毛的就是赤发鬼刘唐；焕侯是大光头，就像花和尚鲁智深，而他的那位抱着孩子、全然不顾地在夕阳下露着银光闪闪大白奶子给孩子喂着奶的小娘子，怎么看也像是十字坡上的孙二娘——

　　好汉们在田野里一溜儿排开去，拇指般粗的鹞绳一溜儿撒下去，一直撒到二、三百米开外。然后在10米左右的地方，分配上一个力气最大的汉子拽着绳子坐头把交椅，30米处又站一个，50米、100米——依次排列开去，而在最前面则分配四个力气大的，两两面对举着鹞子。等一切的准备就绪，站在队伍一侧的指挥官焕侯把铜哨子一吹，大喊一声：“一、二、三，起！”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前面的四个人面对面地举着底部的两个鹞角，猛地往下一拽，再猛地往空中一窜，拽着鹞绳的人们就立刻风驰雷掣般地拼命往前狂奔，急如奔火，势若长龙，转瞬间，排头的第一个人大喊一声：“我脱手啦！”第二个人立即应声狂奔；第二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脱手啦！”第三个人就应声狂奔——如此依次，那管脚下坑坑洼洼，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啸，一只鞋子掉了，把另一只鞋也干脆扔掉，草帽子掉了，头也不回，前面小沟小坎，一声大喊就跨跃了过去，前面小河，抬腿就淌过去了。甚至有汉子奔跑中那老头短裤都掉了下来，露出裆下黑呼呼的东东和光溜溜的屁股，围观的男人和孩子们一阵哄笑，妇女们齐声骂“要死了，不要脸的下作鬼”，也不掩过脸去，分明笑得越发浪了，汉子却不管不顾地往前奔去，不敢停下来提裤子——鹞子就这样很快地升上了天空，越来越高，直奔云霄而去。直至最后，五、六百米长的鹞绳都放完了，一个直径两米多的鹞子就只剩下了一张烧饼般大小的脸挂在空中，上端的鹞绳融在白云里，隐约不见，而那根巨大的长尾巴也只是一根在空中飘荡的云丝。

　　最后的那个人力气大，块头儿也大。他稳了稳神，双手拽着鹞绳，将绳尾儿在自己的腰上绕了几圈，在两、三个人的保护下，借着鹞子的牵引力，顺势儿缓缓地往回走，最终将绳头儿拴在了焕侯家门前的那棵脸盆般粗的老杨树的根部。

　　放鹞的人们这时才停当了，一屁股坐在田野里，喘着粗气，喝着焕侯老婆递过来的大碗茶，抽着烟，掉裤子的男人早就重新将裤子系好，光脚的男人擦拭被麦茬子扎出血来的伤口。有的站着仰着头久久地凝视着空中的鹞子；有的坐在地里侧耳倾听着空中的音乐；也有人干脆就倒在地里四脚摊开躺着，借着酒劲和刚才狂奔的十分出力，一小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发出震耳的鼾声，也放出一串串的响屁。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皎洁的夜空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有了几十只鹞子，东南西北，远的近的，大的小的，争相斗艳般地发出隆隆的声音。

　　焕侯指着天上的鹞子说，这只是薛家埭的，那只是马家桥的。内行人还能分得清近处几只鹞子发出的声音有什么细微差别，鹞子的主人能听得出自家鹞子的声音，甚至能分辨得清哪一阵响声是由哪几只葫芦发出来的。

　　夏夜，躺在宽敞的庭院里，仰望着广角的天空上星星点点分布的鹞子，数一数有多少只，当然总是数不清的，热烈地议论着它们的大小、高低、远近，倾听云霄间流泻出雄壮的旋律。

　　庭院里清风徐来，蚊声嗡嗡，想象鹞子们在高空中浸润着皎洁的月色，沐浴着万里长风，俯瞰着人间大地，偷窥着天宫的琼楼玉宇，心想自己也变成一只鹞子就好了。

　　想着、看着，就睡着了。

　　露水浸衣，朦胧中听见外祖母喊道：“大候，进屋去睡吧！”

　　“放鹞子”成为永远的回忆

　　农家放鹞子的时间一般都在傍晚，日落树梢、晚霞满天的时分；第二天日出树梢，朝霞满天时分收回。因为鹞子上的布面与龙骨之间虽都用粗麻线连接，也用浆糊粘合，哨嘴子与哨身是用松香粘合的，但松香和浆糊都经不起强烈的日照。那时也没有什么“万能胶”。

　　解放初期，直至合作化以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所以才有“放鹞子”这样太平盛世的传统景致。这一景致也可能存在上千年了，1956年后逐渐地消失了，至今基本上已经灭绝。

　　消失的最初原因是贫穷。合作化后人心化不到一起，大跃进后“五风”刮起，地不好好种，很多年都处于吃不饱饭的状态，哪来的情绪和气力去放鹞子啊！后来又因为阶级斗争越演越烈，人心有了隔阂，又哪来的心劲去放鹞子呢？再后来，农村里普及了电，田野里、河边、路边，到处都是电线杆，放鹞子的地理条件没有了。小沟小河可以跃过淌过，可人们总没有法子从十几米高的电线上飞过去，这个鹞子也就永远放不成了。

　　改革开放后，家乡有了一个艺术节，其中有一个挺招风的大节目就是“放鹞子”。负责“招商引资”的一群官员们带着一群洋人或是港人们，跑到百里外没有电线杆的海边荒滩上，用大卡车拉着鹞子放到天上去，场面自然也是大的，但再大也大不过满天星斗、百鹞争鸣的夜景。

　　在灭绝二十年后，故乡的鹞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以新生，在国内和国际的风筝节上屡获大奖和金奖。

　　我为之高兴和自豪，却更多的是遗憾。

　　首先是风筝的制作越发精良了，也在鹞面上描龙绣凤，画花画鸟的了，每一只拿出去参赛的风筝都成了精美的艺术品，却不再有原汁原味的粗糙。

　　其次，那只是政府在逗着洋人及港澳台的侨胞们在玩，土生土长的农民们已经不再玩了。他们玩不起了，他们也没条件玩了，他们也不会玩了。

　　过去，风筝的制作工艺，平衡试验、哨子制造、甚至葫芦的种植都是相当普及的，每一个村落，几十户人家中就必有会制作风筝的人，必有爱放鹞子的人，可是现在没有了。只有政府豢养的少数几个老匠人带着少数几个徒弟掌握制作技术，普通农民早就不会了。

　　“放鹞子”，这一故乡千百年来最精彩的群众性的体育娱乐节目从普通农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就像我们这么多年来失去的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不亦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