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先帝画圈

　　自曾国藩兴兵以来，中国就隐然已成二分之局。一分依旧，还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晚清衰败之局；一分维新，乃以富国强兵运动造就的汉家复兴之局。

　　曾氏一手挽救衰败，一手推动复兴，左、李继之，而成复兴之局，晚清之衰，亦因之忽而一振。然此二分之局，看似一体，实则有异，运用之妙亦在心知其异而能左右之。

　　能左右者，莫过于曾氏与慈禧。孰轻孰重？他们是各有一本账的。慈禧坐在衰败之局里，屁股决定脑袋，当然要维持她的衰局，而其维持之道，无非来抽复兴的血，注入衰败之躯。曾氏于江南造就汉家复兴之局，且欲以此渐进而拓展至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挽回衰败之局。

　　然而，曾氏布局，高举先帝旗帜，以先帝为先知，以国防为先帝遗志。金息侯《四朝佚闻》谈起咸丰帝，其言帝与太平军相始终，颇有几分天命的意味。最奇者，以帝生于基福堂，堂内悬有洪范五福扁额，故监侍多称洪福堂若预为洪氏先兆者，已奇矣。帝方即位，洪即起事金田，咸丰改元，洪亦建号太平天国。及文宗崩而洪亦旋殁，遂复江南。

　　天生洪氏，若故与文宗为难。然非文宗之才识亦不克平乱，其时外患内忧交迫而至，洪军连占至十数省，英法联兵，南北并忧。文宗用人不疑，当机立断，屡濒绝灭，卒挽危亡。帝临终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帝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

　　闻者愕然，帝实有先见也。若天假帝年，中兴立致，后患何自起哉！曾氏以上《陈圣德疏》，为帝所特知，谕祁寯藻云“敢言必能负重”，后遂倚以平乱，无所谓掷折加罪云云。

　　咸丰末年，曾氏密奏统筹平乱及长围江宁之策，帝别取舆图，于江宁四围画一朱圈，又连江浙皖赣等省，加一大圈，复于鲁豫等省，画一圈，川黔等省，画一圈，陕甘等省，画一圈，然后就全图四边，再勾一大圈，包全国矣。交肃顺密寄曾氏，肃请明示，帝日“彼必能解之”。

　　曾氏得图，召集亲信，密议于室，曰：“江宁之圈，意在长围，不俟言矣。江皖之圈，防外援而绝内窜，亦属要计。鲁、川各圈，意必分贼势。惟全国大圈，不知何意。”曾氏以此奏复，奉朱批称是，敕云：“大圈，指国防也。”

　　曾氏遂以江宁属国荃，江浙属李、左，统筹鲁、豫、川、陕。此后，平捻用鲁豫之圈，剿回用陕甘之圈，而石达开被擒，实用川黔之圈，不数年，遂收全效，亦奇矣哉！

　　帝言“国防”，曾以“先平内乱，姑缓之”嘱托，待内乱收定，曾氏乃统筹国防，左、李皆急功，无远志，廿载经营，徒付一掷，此非曾氏能预料，而先帝在天之灵不能冥也。

　　君臣圆满

　　金息侯为满人，他说“圈图事，文文忠公曾与吾父言之”。“文文忠公”者，即文祥也，乃满人中有国家思想者，曾上《密陈大计疏》，以民主制为“理之所在，势所必至”，遂请开议院，行宪政，立国体，这在中国，还是头一次。

　　其言先帝与曾氏相知，惜乎先哲已逝，新局难开，而怀不时之思。

　　其言先帝与曾氏，乃顺着曾氏本人的调子，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先帝，但先帝划的圆圈，却须由曾氏变现，先帝所思，亦惟他能诠。这样定位，可以说是给足了朝廷的面子，而且给得不露形迹。先帝划了几个圈，其实，那都是心中的疑团，寄给曾氏，是要向他寻求答案，同时，也是对曾氏的一份考卷。

　　曾氏捧卷，领了他的一班高参，来参这帝王学的禅，就像面对“河图洛书”那样，去体贴君臣之间的“圆”，领悟那圆里的“愿”。圆圈里面是空的，但先帝在其中许了愿。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对于帝王愿景，要毕恭毕敬，奉为“最高指示”，“参天地”一样的“参”，如时下流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反复讨论，全面落实”。

　　曾氏等人，终于交出一份令先帝满意的答卷——他的战略部署，将那几个小圆圈，一一填满，先帝看了，信心满满，底气很足，面对忧问，敢说“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可曾氏留下最大的圈没填，没填就对了，说明他没有野心，那个大一统的圈，本来就该帝王填，曾氏若填了，先帝岂能安眠？先帝填下“国防”二字，欲以“国防”托付曾氏。

　　金息侯说，地图就在他手里，上有朱笔“付曾国藩”四小字，乃先帝手批。他是眼见清朝倒下而无能为力的满人，回头来反省历史，已知清朝于文宗和文正时，便有一个中兴之局——文宗定局，文正布局，可惜了这个好局，竟然被慈禧那个拆女给拆了。

　　所以，他说“晚清穆、德二宗，皆以扼于那拉后，国卒以斩”。二帝“材皆中下”，光绪帝“愿奢而才不足以副之”，同治帝则“更无论矣”。作为清末进士，金氏本有希望成为末代状元，因为在卷子里写了一些山河破碎、痛哭流涕之类的话，据说，触了慈禧喜庆的霉头，而被拿下。

　　抚今追昔，难免怀旧，割舍不下，斯有神话。神化先帝，想念曾氏，江山也要伟人扶，谁来做大清朝的救世主？后来，他追随溥仪，成为近臣，可溥仪搞满洲国，又将他甩了。

　　晚年，他反思历史，对于曾氏，还留了美好回忆，但他拾掇碎片，拼凑历史，不为考据，而为怀旧心理，所以，难免掺用想象的粘合剂，由此可略见清末人士片段的心灵史。

　　“健忘”的国权

　　曾氏办国防，出于国权思想，而非王权主义。现在这么一说很容易，当时要分王权、国权，谈何容易！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言曾氏父子有国家意识，而旧日官僚，皆以忠于朝廷或效忠皇上为言，罕言国家，是因为帝王家天下，讳于君之外言国．而以大一统自居。

　　明末梨洲、船山诸儒，因救亡，而知王权与国权有别，故稍申君与国之辨，然清网一密，文字狱起，国家意识匿矣。晚清，曾氏起湘军，非为一姓效忠而战，国家意识因之而萌，虽以潜龙勿用，未行于世，但以之自守，而未入朝廷“同治”之局，无以“奴才”自居，故其筹办国防，尤能于汉人收复国权念念不忘，其所以不拥兵自居为帝王，乃因其有国家思想，而无帝王思想。

　　其子曾纪泽，甚得乃翁心法，议论已转向国家本位． 不复囿于“圣清”、“我皇上”等陈词，而以“吾华”代之。观劼刚复友人书，即以“吾华永无自强之日”言之，其《中国先睡后醒论》所言三事，一为中国绝对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各国亦宜平等保护华侨，二为中国对于各属地边境有绝对之治权及宗主权，三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此三事，均以国权立言，而未以王权立言，国家意识昭然。再观其《伦敦再致李傅相函》，谓“西藏与蒙古同，乃中国之属地，非属国也”，对于“属地”，拥有治权，对于“属国”，则有宗主权，它们都属于国家主权，然而在王权里鼾睡的国人，有几人能区分？

　　对此，被曾纪泽作为中国“醒”来标志的恭亲王和李鸿章，也未必真清醒。中法、中日战事缘起，都在这两个概念上起争执，争清楚了，或可妥协，如《中俄伊犁条约》，争不清楚就打，打赢了，签个无赔偿和约，如《中法天津条约》，打输了呢？就得割地赔款，如《中日马关条约》。赔归赔，可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将国家赔了个底朝天去。战争起因很多，有人说李健忘，应该算一个。王伯恭《蜷庐随笔》中，记光绪甲申朝鲜政变始末，其中第十四节云：“中国人之健忘，有极可笑叹，而贻祸君国，几召灭亡，尤可骇痛。”所谓“中国人”，乃从国民性上泛言之，而其所举事例，则专指李鸿章。

　　中日战事，虽不能说因李健忘引起，但其健忘，的确助长了战事。甲申朝鲜之乱，本来中日有约，同时撤防，如须出兵，应彼此知照，共同进兵，不得单边行动，背约用兵。可李每次向朝鲜出兵，都忘了还有这个约定，都没通知日本。第一次出兵，是因为袁世凯电告朝鲜暗降俄罗斯，请李速派海军往问其罪。李电告丁汝昌，命其率舰前往，而丁之舰队还在长崎，其士兵正与日警相争，未能奉令即往，故出兵未成。韩人风闻，即遣使奉表来京，辩无其事，从此，韩人与袁氏相诘，复遣使来华，以求撤袁。而李又忘了与朝鲜有“互派通商委员，如有不合，彼此知照立即撤回”之约，仍以朝鲜之事托付袁氏。至甲午夏，袁氏又电告朝鲜内乱，请速派兵往平，李仍忘前约，再次单边发兵，中日两国遂起战事。

　　李鸿章失足于朝鲜，说到底，还是未能分清属国和属地，李之健忘，根源在此。李之于朝鲜，以之签约，则为属国，其欲监理，则为属地，还不懂得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如何行使宗主国的权力。在天下观里，属地与属国的关系，事实上是以远近来分的，离得远，朝廷任其自治，便是属国；能派人去治理，便是属地，二者是没有从法权上来区分的。因此，朝鲜自治时，还是属国，一旦兵临朝鲜，且以袁氏监理，则欲使其成为属地，而原定之约，就会被李有意无意的忘记，所谓“健忘”，也是事出有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