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生涯
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半,其中18年被囚禁在开普敦海岸线外戒备森严的罗本岛。在那些岁月里,曼德拉与其他黑人政治犯一起在采石场上劳动。他每天与那些主要是阿非利卡白人的看守和典狱长接触,慢慢读懂他们的人性和脆弱,甚至还向他们提供法律咨询。看守们也开始尊敬曼德拉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
曼德拉后来说,面对面地与阿非利卡白人交流有助于他后来懂得如何与政府谈判。与曼德拉一起合著自传的美国作家理查德·斯坦格尔说:“曼德拉意识到他和阿非利卡白人看守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南非过去经历的一个缩影。如果他能够与看守取得某种妥协,那么他或许就能够将整个南非带向期许之地。”
尽管许多黑人觉得白人应该“被赶到海里”,曼德拉却坚信,只有全体南非人学会一起生活,整个国家才能成功。他的反抗代表了所有受压迫的种族,不仅有非洲黑人,还有印度人、通婚生育的“有色人种”以及华人。“非国大”的最终目标是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
1985年,南非时任总统彼得·威廉·波塔就告诉议会,政府正在考虑释放曼德拉,条件是他放弃一切暴力形式,并将活动范围限定在他的家乡古努镇。曼德拉拒绝了这一要求,并通过他的女儿在约翰内斯堡索维托黑人贫民区的一次集会上将他的话大声念了出来:
当政府还在禁止民间组织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有可能因为不带通行证而被捕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要请求他们允许我住在城市里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需要他们在我的通行证上敲章才能找工作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我在南非的每一项公民权都得不到尊重,我得到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谈判。囚犯无权签订任何合约。
获释以及谈判
1982年,曼德拉被从条件恶劣的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的波尔斯穆尔监狱。1988年,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于是被送往医院。出院后他被送进开普敦郊外的监狱。在国内、国际的持续压力之下,波塔总统于1989年与曼德拉开始秘密谈判。当年9月,继任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继续谈判。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将被释放,所有对“非国大”、“泛非洲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的禁令也将一并撤销。
1990年2月11日,度过了27年半铁窗生涯的曼德拉走出了监狱。在妻子温妮的陪同下,他坐上汽车,前往60公里之外的开普敦。沿途是上万名欢呼的支持者,卫星将他走出监狱的画面传送给了全球的观众。
曼德拉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对5万人发表讲话。他向“数百万我的同胞、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为我的释放而不懈呐喊的人们”表达了他真挚、温暖的谢意。
获释之后,曼德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不遗余力地要实现他和其他人早在40年前设定的目标。1991年,“非国大”自被禁之日后首次在南非国内召开全国大会,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而他一生的朋友和同事——一直在海外流亡的奥利弗·坦博——成为“非国大”委员长。
曼德拉率领“非国大”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1993年11月,双方就临时宪法达成一致。这一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曼德拉在1960年代所憧憬的民主:议会制度、《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曼德拉说,这些“总能激发起我的钦慕之情”。
1993年,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表彰所有反对种族歧视、为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们,其中也包括曼德拉的“非国大”同伴和全体南非人民。
曼德拉总统
曼德拉说,监狱给了他“思考时间”。他意识到“思考是处理问题的最重要武器”,而人可以把自己对敌人的怒火转化为同情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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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后来决定出任总统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他在政治上承诺,新政府会吸纳那些一直反对他的人。他争取的始终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非某个集团——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部落、政治精英——的利益。尽管人们呼吁曼德拉竞选连任,他却决定将自己的总统任期限为一届。这既加深了人们对他的爱,也提升了宪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1994年“非国大”以压倒优势赢得南非首次无种族歧视的选举。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来参加典礼,这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葬礼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曼德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
今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和国内外所有庆祝的人一起将荣耀和希望赋予新生的自由。这异常的人类惨剧太过长久,但正是这样的经历哺育出了一个值得全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社会。作为普通的南非人,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务必要造就一个真实的南非,以此来坚定我们对人类正义的信念,增强我们对人类高贵灵魂的信心,维系我们让所有人过上荣耀生活的希望。要实现这一切,我们既要诉诸自己的努力,也要依靠将各自代表派到这里的世界人民的帮助。
曼德拉作为总统的首个任务便是应对南非黑人的贫困和悲惨的生活状况——上百万黑人居住在没有基本生活设施的临时定居点、或用废料搭起来的棚屋内。他任命南非共产党员乔·斯洛沃为内务部长。斯洛沃在5年内建造了100多万幢廉价房。同时,曼德拉启动了“重建发展项目”,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下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项目被曼德拉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用一个更为市场化的政策取代。
曼德拉还在担任总统时就已将日常的政府工作委托给姆贝基,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民族和解和民族重建的浩大工程里。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人们都懂得了诚信的重要性,也懂得了不应因对方观点与己相左而侮辱对方。但是,这些素质却在继任者的治理下丧失了。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掌权的头几年代表了南非民主的“黄金时代”。曼德拉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的宗旨是:侵害人权的施暴者可以获得赦免,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自己的全部罪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与施暴者达成和解。
一旦施暴者坦白了真相,“委员会”就没有权力向法院起诉他们的罪行,也无法追回他们通过种族歧视获得财富。这样的结果使得许多人觉得正义并没有实现,曼德拉的手腕不够强硬。
经济政策
南非罗德斯大学的弗雷德·亨德里克斯教授认为,曼德拉追求的和解是以经济为代价的:“如果你强调和解,却不对资源实行再分配,这种和解的基础是很脆弱的,因为能够修复过去的破坏和野蛮行径的机制根本就不存在。那些破坏和野蛮还存在于现有的制度里。”
虽然曼德拉和他的“非国大”在政治上推翻了白人的统治,但在亨德里克斯教授看来,他们并没有开展真正的根本变革,因为“非国大”拿不出他们关于经济平等那套说辞的“政策实物”。“对曼德拉来说,妥协成了道德原则。这些原则过分屈服于白人的特权。和解成了妥协,妥协成为他执政的基础。”亨德里克斯教授认为,虽然南非取得了政治上的种族平等,但曼德拉和他的“非国大”却无力迈出一下步。“曼德拉无法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因为他没有一个对经济利益实施分配的发展远景。”
早在1994年,“非国大”就制定计划,在经济上补偿黑人曾经遭受的不公。曼德拉的继任者们通过《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规定公司股权分配,试图取得更多的种族间经济平等。自2003年起,法律要求企业必须考虑工作申请者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尽管这一政策主要适用于企业,但在官僚系统内,“非国大”却以牺牲合格政治人才为代价提拔对本组织的死忠,这一做法饱受批评。
2008年,南非华人经过一番争取,也被列为“黑人”范畴,得享《法案》的照顾。
放弃国有化
关于是否要实行矿产资源(主要是黄金、白银和钻石)国有化,“非国大”内部近些年来有激烈的争论。根据“非国大”1955年颁布的指导纲领《自由宪章》,“土壤之下的矿物财富、银行和垄断行业的所有权须为南非全体人民所有。”
这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但在亨德里克斯教授看来,《自由宪章》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施政蓝图:“《宪章》要求的是土地的再分配而不是国有化;《宪章》规定矿产、银行和垄断行业必须国有化,这是因为当时的这些行业由一个种族垄断,如果不采取国有化,哪怕政治权力分散了,单一种族的统治也会永远存在。”
亨德里克斯教授认为,“非国大”遵循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从立党之初至今未变,不过那并不是那种“把白人赶到海里”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非国大”代表的民族主义要让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自由和人生的理想。《自由宪章》设想的国有化发生在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非国大’自创建至今,从未主张对南非的经济结构做出革命性的改变,”亨德里克斯教授说,“在我的记忆中,‘非国大’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正如亨德里克斯教授所说的:“国有化仅仅是‘非国大’的官方立场。”虽然曼德拉出狱后的第一次演讲也引用了《自由宪章》里的一句话——“人民应该占据南非经济的制高点”,但在几个月之后,“曼德拉便决定放弃国有化道路”。
当时白人把资本紧紧抓在手里,“非国大”在国有化问题上是否有其他选择呢?亨德里克斯教授认为没有。“当时根本就没有余地让曼德拉实施资本主义。其实那是一个分水岭,如果‘非国大’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个公平分享的承诺,而是有一个清晰的经济远景,那么当时本可以为以后财富和土地真正的再分配打下基础。”
许多人说曼德拉是个很务实的人,如果他当初坚持实行激进的财富再分配和国有化措施,南非可能陷入混乱和血海之中。
“非国大”自1994年成为执政党以来,一直保持着与南非共产党和南非总工会的伙伴关系。尽管它们之间内部的分歧也会引发党内的辩论,但“非国大”长期的经济政策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南非共产党有一套“为国家的民主革命”而奋斗的说辞,但她的经济、社会主张对“非国大”的自由市场信念影响微乎其微。曼德拉在瑞佛尼亚审判时说的有关“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话,至今听来仍清晰明朗:
“非国大”的首要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要让非洲人民赢得统一和完全的政治权利。但另一方面,(南非)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要消除资本主义,以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它。共产党诉求的重点是阶级区别,而“非国大”寻求的是各阶级之间的和谐。这是两者间至关重要的区别。
虽然信仰市场经济,政府的目标是提升经济质量,但“非国大”在为贫困人群提供住房、生活用水、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救济金等方面成绩斐然。阻碍这一目标的既有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后遗症,也有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却又无力激发穷人的创业精神,因为穷人有了可以依赖的救济。南非的黑人中产阶级自1994年后不断壮大,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比种族隔离时期还要大,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的指标)为0.7,位于世界前列。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25%。还是有好消息,根据南非统计局的报告,得益于1994年以来国家一直在增加福利开支,南非的赤贫人口已经下降。
退休和遗产
2004年6月,曼德拉退休,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东开普省的古努镇。这之后曼德拉的公开露面大多限于他所创立的公益组织“曼德拉基金会”的活动。他将10亿兰特(1人民币约合1.6兰特)捐给该基金会以及另外两个有他名字的公益组织:曼德拉儿童基金会、曼德拉-罗兹基金会。
尽管曼德拉去各个国家为世界和平奔走,但在国内,他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治理高发的艾滋病感染问题。2005年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去世。当时的南非对艾滋病还有诸多禁忌,但曼德拉还是公开宣称他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并呼吁南非人对待这一疾病“就像对待普通疾病”一样。
曼德拉在他89岁生日那天成立了由全世界政要组成的“长者会”,会员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联合国[微博]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为如何“处理世界的棘手问题”提供专家意见。
2009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为了纪念曼德拉的生日,宣布每年的7月18为“曼德拉国际日”。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为个人创立节日。
有证据表明,曼德拉打造透明政府和司法独立的遗产受到侵蚀。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2013年5月接受南非《邮政卫报》的采访时,对南非当前的形势做出了以下评论:“以国家公务员职位换取人们支持的做法很自然。但这么做存在偏袒,也无法任人唯贤,后果是削弱了这个政权。”
无论现在的南非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有一点毋庸置疑:曼德拉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从早期面对部落酋长和福特哈尔校方权威时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到为了理解种族隔离的法律而特意成为律师与之较量,再到做出战略性的决定采用军事战术反抗顽固不化的不义政权,到最终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人道待遇而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曼德拉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
曼德拉凭借着高超的智慧越过了那些本会在其他国家导致战乱的历史沟壑。他有强烈的自尊,这种自尊来源于他年轻时和黑人同胞们一起遭受的伤害。他们的尊严激励了曼德拉的斗争精神。
(作者是在南非生活的英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