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蚕食圈地？还是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完成脱困任务、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并不断内外扩张的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共识”的滥觞，拉美、东欧、前苏联地区纷纷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在全球似乎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质疑声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转身。

　　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扩张相比，民营企业的步伐似乎有些凌乱。2006年开始的沿海民营企业大规模内迁，从上游行业的兼并重组到非垄断领域的退避让利，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某种迷茫。

　　一进一退，挑战着近30年来人们似乎熟知的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争论、议论、抬杠、叫骂，“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人们确乎有些“进退失据”。

　　从“国退”到“国进”

　　一进一退，退有退的原因，进有进的道理。时移世易，关键看时机到来时能否抓住机遇

　　文｜本刊记者   滕虓

　　臃肿的雨云在北京城上空追逐，整个城市从城郊而至市区，渐次下起了暴雨。

　　刚从北戴河驱车数百里回到北京住处的刘云水半仰躺在沙发上，脸色有些倦怠，又有些百无聊赖。

　　“以前让我们进，现在让我们卖，开门是他们，关门也是他们。”做建材钢管生意的刘云水2003年与朋友合伙买下一座15万吨的煤矿，几年下来，办证、拿证、关停整顿，开工没多久，现在又不得不并入到当地的一家国有煤企。

　　抱怨、无奈，整个下午，刘云水的话并不多。面对眼下煤炭产业加快整合兼并的咄咄气势，他其实没有另外的选择。

　　从开门准入到关门退出，山西煤炭市场也正经历着一番时下舆论最流行热议的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到2008年整合前，山西煤炭产业结构中，民营煤企的产能占全省产能的六成。而根据规划，整合后到2010年，国有大型煤炭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将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在这样一番“时移世易”的变化之后，那份焦躁、抱怨、无奈并非刘云水一人独有。从煤炭、石油、航空到房地产，类似的情绪正在民营企业间蔓延。

　　“国”“民”往事

　　2004年，当时还不为内地民众熟知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咸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民营企业格林科尔的顾雏军在收购科龙、TCL等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郎咸平为其掠夺技巧配以中国古典意味的成语，如“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等。

　　郎咸平称，我国“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他表示：“哪个公司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打着‘国退民进’的招牌侵吞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言论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议，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无论如何，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在外人看来，国有企业已日渐式微，民营经济的强势地位在“国退民进”的热潮中爬上了一个高峰。

　　某种意义上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不断发展扩展、国有经济不断退让收缩的历史。但是在过去30年，民营经济并非没有出现过收缩，或如当下定义所谓“民退”。  

　　1989~1991年间，中国出现了向民营经济清算总账，即清理拖欠税费的情况。根据张厚义、明立志主编的《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1989年，个体工商户户数和从业人员呈负增长，分别为-14.2%和-15.8%，注册资本金比1988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仅为11.2%，产值同比下降了60.3个百分点，仅为8.3%。到1990年和1991年，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仍然很低，分别为6%和7%。注册资本金的增长到1991年才恢复到22.9%，比1988年还低了10个百分点，产值增长也仅恢复到14%和21%。到1991年，私营企业户数增长9.9%，从业人员增长8.2%，注册资本金增长29.5%，产值增长20.5%，大部分指标仅仅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

　　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减速更多缘于非经济因素，如当时出现了“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之类的“左”的言论。

　　事实上，到2004年时，国有企业开始实施主辅分离、人员分流下岗，同时从一些领域退出，其发展布局还远未到位，发展势头远不及这几年之迅猛。

　　2003年时，江苏省出台的国企改革规划中明确提出，地方国有大型企业要从1875户缩减到230户以内；大型商贸企业从846户调整到40户以内；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2003年要退出60%，2004年基本退出。无锡市要求企业国有资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山东省则推出20家公司赴港上市；西安市要在两年内出售500亿元国有资产；北京市、武汉市都要对国企动大手术。

　　在各项监管制度未完善到位情况下的国有资产出售、转让，为郎咸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下的“国退民进”埋下了伏笔。

　　“民进”退潮

　　2007年年中，辽宁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杰成为媒体追逐的人物。这一年，他联合了包括河北、福建、新疆、山东等地的80余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与外资石油企业谈判打包出售。

　　谈到这次民营油企的集体打包出售，张顺杰表示，作为中国人，自己并不想把企业出售给外国人，但是企业要活，员工要生存，如果民营油企生存的窘迫境况没有得到改善，打包不可避免：“我们民营油企不是后娘生的，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在张顺杰的记忆中，民营油企发展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1992年国家开放成油品市场，吸引民营资金进入流通领域，张顺杰也顺势投资成品油开发。1992~1998年，张顺杰的公司每年成品油批发量能达到40万~50万吨，而且拿的都是出厂价。尽管只是一家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员工的月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也能达到5000多元。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38号文件)，张顺杰们陷入了油荒。

　　张顺杰回忆，1998年，国家经贸委牵头，中石油、中石化曾与民营企业签订过供油协议，承诺对符合经营批发标准的民营企业提供成品油。第二年的38号文件也表示，对经过清理整顿合格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可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依法采取划拨、联营、参股、收购等方式进行重组，参股标准是国有51%、民营49%。

　　“至少中石化这么多年来对于其供油协议没有履行过，38号文件的参股、收购也没有了下文。”张顺杰说。

　　十年过去了，张顺杰公司很多员工的月工资从十年前的5000元降到了现在的几百元。他承认，这几年员工都是凭着对公司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期望留下来的。张顺杰介绍，参加整体打包出售的民营石油批发企业，资产投入都在1.5亿元以上。面对油荒，这一切都处于闲置状态。

　　到了2007年下半年，民营油企打包出售的事情慢慢冷却，没了下文。张顺杰以及其他一些民营油企的老板从欢迎媒体采访逐渐转变为拒绝。张顺杰解释，说了也没有用，一切还是照旧，反而让自己成了出头鸟。

　　以2007年能源行业的降温为信号，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集体过上了紧日子。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道紧箍咒。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但无论是各大银行的承诺、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民营银行的建立，都无法摆脱虎头蛇尾的结局。至于外资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试点，业内人士称，这多是一种换取国家政策的作秀，实际意义不大。

　　与此同时，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转型的滞后导致2007年底到2008年，沿海民营制造企业大规模内迁，以空间换取利润。

　　进入到2008年和2009年，民营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新一轮的退潮。如沪杭高速、嘉金高速、沪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股权，正在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东星航空的破产退出，钢铁行业盈利民营企业被巨亏国企兼并，房地产领域频现央企地王身影，山西煤炭整合中民营中小煤矿几乎全盘被接收等等，“国进民退”的指责大量见诸网络和报端。

　　对于民营企业的频频退出，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保育钧对《国企》明确表示：“这是改革的回潮，违背了改革的精神。”

　　“国退”回暖

　　2009年7月的一个周末，在一家日企工作的江涛与部门领导及同事一起去了附近的钱柜唱歌吃饭。双休日过后的星期一，江涛接到通知，公司解除了与他的合同。

　　裁员有所耳闻，但落到他这样资深老员工的身上，仍然感到毫无心理准备。尽管公司给了一笔较为可观的赔偿金，不过仓促下离开公司回家，还是让他感到挥之不去的落魄。

　　江涛告诉《国企》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外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裁员，他的遭遇并非个案：“现在同学中混的最好的就是当年进入国企的那一拨了，车、房早有了，金融危机下工作稳定不说，收入也不低，出来地位身份比我们更扎眼。”

　　诚如此言，对这几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国企成为比去外企更为热门的选择，支撑择业取向的深层原因就是近几年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下依然稳定的表现带来的就业效应。

　　倒退十年回到1998年，2/3以上的亏损面以及相关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成为“濒临死亡”的“过气品种”。在当时国际上一边倒的私有化浪潮和国内社会各界质疑的眼光中，“脱困”已成为国企当时最奢侈的目标。而十年后，苛刻的媒体们用“凶猛”二字来形容这几年央企的表现。同时，“圈地”、“扩张”、“狼性”、“挤压”，这些充斥着“血腥”味的措辞也被加到国企头上。

　　2006年，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业进入了《财富》全球500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其中有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元：2008年度，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1706亿美元，高出美国企业500强700亿美元。从榜单情况来看，中国500强前35名无一民营企业，同时与2008年相比，民营企业最高排名下滑了14个位次，且500强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和基础设施这些国有企业占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领域。

　　而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能频频出击国际市场，拿矿买油，成为最惹眼的国际买家。仅8月份一个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就出资数百亿美元，在全球攻城掠地。

　　对于国企发展的回暖，制度政策上的倾斜不可避免成为主导因素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侧重点，已经从小企业、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全面转向大企业、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央和各地实施主辅分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818家，涉及改制企业4572家，涉及富余人员100万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从最高时的75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4400万人，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累计2818万人，极大地缓解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冗员过多的矛盾。

　　在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之后，国有企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的内部改革也随之水涨船高，成效卓著。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对于国企改革，国外机构和媒体都是给予积极评价和认可的，我国的信用等级在国际评价中得到提升，很大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型企业治理结构改善。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谈到近几年国有企业迅疾发展的势头时对《国企》表示，国资委提出的央企要进入行业前三才能避免被淘汰的政策，促使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

　　文宗瑜曾专门撰文用“资产资本化”解释央企的走势。他认为，央企近几年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有着偶然性及侥幸。因为也就在这四五年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五倍十倍地翻升。中国A股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从998点到6300多点的连续上涨，最大受益者就是国有股东。国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级市场价格计价，使国有资产数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国有企业的井喷式发展水到渠成。

　　“进退”之争

　　真正现代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三部分有无适度的互补与支持

　　文｜本刊记者   滕虓

　　以传统承袭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缺乏历史年代的沿革，但改革开放前几乎全盘化的计划经济让民营经济的比重一度降低到0.1%。持续20多年的断代，造成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断奶式的营养不良。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国企》表示，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还缺乏稳定的营利模式。尽管在量上，民营经济保持整体上的发展，但在质上，仍有诸多瓶颈需要突破，如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品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继承人接班等等。欧美国家的私营企业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发展，通过上市后的大众持股、董事会治理、经理人制度、先发的技术创新积累，相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现实性的原始积累和幼年期综合征，企业形态已经高度成熟。

　　所以，当国有企业摆脱历史包袱，伴随2003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加快扩张时，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其自身瓶颈问题上的滞留而略逊一筹。中国30年来的技术创新，更多地集中在国有经济控制的航天、核弹、飞机设计制造、轮船设计制造、机车设计制造、发电设备设计制造、石油勘探开发、炼油、钢铁、海洋工程等领域，有些技术水平甚至可以进入世界前列。

　　此消彼长之下，进退之势初成。

　　“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争议，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国情这个前提。

　　两个“最大”的国情

　　“国”与“民”的现实总是存在于两大国情基础，即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施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国有资产从部分领域退出的政策。但是1978年至2008年间，国有资产仍然实现了约38倍的增长，当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同时有所下降。按照文宗瑜提供的数据，到2008年底，国有经济综合比重仍在68%以上。

　　目前，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轻工业制造业，约占79%；二是日常生活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娱乐、健身、零售等，约占92%。国有资本在五大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公交等；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电影、电视广播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与仅仅发展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也符合宪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规定。文宗瑜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讨论的“国进民退”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逊色

　　有趣的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国家分类的41个工业行业领域中， 2005~2007年3年间，私营工业企业(未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比，分别为25.78%、29.97%、33.69%，工业总产值比分别为57.04%、67.98%、78.55%。

　　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包括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为40%，2007年降为29.5%，下降了近10%。

　　可见，近几年来，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相比，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增速更快。不过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领域，由于自然垄断性质出现了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而同期，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为41.5%，明显差于私营企业。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集体企业增长5.9%，股份制企业增长9.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2%。国有企业的表现仅好于出口导向型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7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7.4%，集体企业增长12.4%，股份制企业增长13.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5.0；8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8.6%，集体企业增长10.9%，股份制企业增长1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8.0%

　　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7月还是8月，重工业的表现都要好于轻工业。7月份，重工业增长11.3%，轻工业增长9.2%；8月份，重工业增长13.2%，轻工业增长9.8%，分别高出2.1和3.4个百分点。重工业一直都是国有企业传统的绝对优势领域，民营经济在轻工制造业则有较大优势。综合“国”、“民”两方的整体表现，应该可以得出在重工业领域的私营企业增速也高于国有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沈明高认为，以上情况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来自内资非国有企业。这一结果，与目前“受益于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判断有明显的差异。

　　苏联东欧破题“软预算”的实践

　　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效率的高下。事实上，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企身上惯来的所谓“仔用爷钱不心疼”以及政府相应的“父爱主义”总能授人以柄。

　　面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早在转轨之前，就有一些学者认为，私有化可以成为硬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手段。在转轨框架中，私有化意味着生产单位从国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向市场经济中独立竞争企业的转变过程，独立于所有权结构。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企业行为、预算约束和竞争，往往仅仅是生产单位。

　　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弊病，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产权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其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及的根本观点就是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谈判交易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而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就是界定到自然人，即“私有”，私有企业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业，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掀起了一轮私有化浪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尤甚。

　　从历史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有两种：内部私有化或外部私有化。中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大部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一般是工人或工人与经理集体购买，经理单独购买企业的情况少。匈牙利的情况比较例外，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是外部人私有化，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外部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则主要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

　　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并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时至今日，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私有化的过程说明，尽管软预算约束与产权有关，但产权并非软预算约束的唯一决定因素。

　　即便是软预算理论的始作俑者科尔奈2001年也承认，不能简单地认为“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是公有制，私有化可能消除软预算约束”。公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较高的软预算约束程度，但它也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等国失败的原因之一。私有产权是各种硬化预算约束的形式在法人层面上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能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之后，软预算约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各种政策性补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补贴的积极性更高，国家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我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刘明兴和章奇都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即使私有化，但如果政策性负担不消除，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无法解决。单纯私有化，而其他可能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因素依然存在，软预算约束仍不可避免。

　　私有化不能确保硬化预算约束

　　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导致低效率，而私有化的产权清晰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采访中，不止一个专家向《国企》表示，产权清晰并非效率的唯一支撑条件。很多证据证明，私有化并不能确保高效率，私有化也不会自动地实现企业重组、更多的资本收益、更好的管理和更高的效率。对亏损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私有化。如果没有重组就直接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非但无法硬化预算约束，反而会造成更软的预算约束。

　　公有制并不是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其他所有制企业也存在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如委托代理、免费乘车等，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中也都存在。如果私有企业在政治上关系重大(如大规模就业、政治上敏感度高的行业)，它也会产生软预算约束，只不过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不论管理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如果管理者知道管理不善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就不会有消极管理企业的激励。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平对《国企》说，产权明晰是一个神话，不一定带来效率。彻底的产权清晰只能是单干户，贷不到款才是硬约束，但是他还要向家庭朋友借钱，仍然是软约束，依然产权不清。公司扩张就要融资，保持控制权就要借债，只要在银行里还有信用，还可以贷到款，而企业上市并不断融资，则其预算也都是软的，所有金融借贷关系都是软预算，并非所有制性质决定。劳动的分工趋势是产权淡化。

　　他告诉《国企》，所有美国的企业都是程度或大或小的软预算，比如AIG以及高盛公司。金融海啸爆发时，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也是明火执仗地进行救助。由于与政府关系暧昧，高盛被美国人称为“政府之盛”。为了获取政府资金，高盛改为银行控股公司，政府给高盛资金和担保方面极大的援助，它不仅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100亿美元，而且发行了280亿美元债券，由美国储蓄保险公司担保。高盛还从AIG得到了129亿美元的合同付款，须知就是这家AIG公司，在消费了美国十年医疗改革7000亿到1万亿美元资金后面临破产，靠政府救助摆脱困境，进而连带为高盛提供了资金。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大部分西方国家由政府出资救市，这种大规模救助行为就可以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进行解释。可见软预算约束理论的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政企关系的范畴，普遍适用于计划经济、转轨经济和市场经济。软预算约束更多地被看做缺乏动态承诺一致性问题。

　　如何将国企软预算向硬预算转化？以渐进的方式，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重组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重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如减轻原有债务负担、增加资本金、进行股权置换、以硬利润约束的方式获得新的资金、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由软预算约束向硬预算约束的逐渐转变。

　　但重组并不必然意味着私有化。重组需要新的财产权，但并不一定是私人所有权，新的财产权也包括对管理层和工人的激励和阻碍因素，以及由企业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控制的新的企业体系。从整体上看，私有化只是资本存量的重组，而不是资本增量的变化。如果净投资是正值，重组却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增加。因此，不论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为重组提供额外资金都是重组的关键问题。

　　真正的现代经济不分国有民有

　　2009年7月6日，我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宣布入股蒙牛，此事也被并入“国进民退”的讨论之中。

　　中国民营协会的保育钧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表示，中粮入股，但是不管蒙牛的经营，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之间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也以《中粮入股蒙牛：非典型国进民退》为题发表文章：“与石油、航空、钢铁、煤炭和金融等行政性垄断行业不同，食品和饮料行业基本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对中粮入股蒙牛这一案例也要从纯商业的角度去解读。在市场竞争之下，业绩是唯一的考量，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和退的可能，这也是正常的优胜劣汰。因此，这一次，我们不应大而化之地谴责国进民退，而更应关注蒙牛是如何走向了‘民退’的边缘以及背后有什么利益玄机。”这也是海量的相关报道中少数予以正面评价的文章。

　　陈平教授告诉《国企》，国有企业老总和私营老总可以成为哥们，国有企业完全可以买民营企业股份，等民营企业复苏后，国有企业再退出。地方政府也想做大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不能简单以所有制定好坏，“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蒙牛接受中粮入股这样“傍大款”的行为并非首例。如万通与天津泰达的合作，冯仑就毫不掩饰地将其定义为“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今年5月，浙江省绍兴市将市里能联系到的国有企业名单下发到各县市区的政府部门和重点民营企业。此前，绍兴市政府多次与国资系统部门联系，力促“国”“民”对接。

　　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也看准了绑定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借央企之力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这一模式。

　　2002年开始，连续七年GDP增速居全国第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即是借力“煤老大”神华集团。而神华也是在内蒙古的煤海中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能源巨头。2009年1月和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分别出台了《关于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意见》和《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意味“内蒙古模式”的下一阶段目标是“傍”着神华发展地方民营企业，让更多的当地居民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国人记忆中依稀还有印象的“上汽奇瑞”，就是民营公司依托国企借力打力的一个杰作。几年后奇瑞公司成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汽车制造商。

　　对此，陈平评价说，很多“国进民退”其实是“国”帮助“民”。一些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国企有资金、有项目，可以集团军作战，而民企有市场优势，船小好掉头，类似于轻骑兵，如果将两种优势嫁接到一起，将是市场与资金的美妙结合。

　　与国企联手，或多或少体现出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的一些无奈，但这种公私联营的混合性质倒也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形式更多元化的一种选择。

　　文宗瑜告诉《国企》，当前欧美国家存在三种资本，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私有资本，公司类型也相应有公众公司、公营公司和私营公司。陈平也表示，真正现代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非营利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慈善团体等，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大部是出自非营利的大学，而非市场竞争中生存艰难的私营企业)。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三部分经济有无适度的互补与支持，“改革前的中国与前苏联，是国有部分太大，而菲律宾肯定是国有部分太小。”

　　混合经济即要求当事者放下所有制要求的身段，秉持“黑猫白猫”论，勿轻易以高下论处。

　　从国情看“国”与“民”

　　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与欧美日本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评价，远比中国自己迷信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要高，这不该反思一下吗？

　　文｜本刊记者   滕虓

　　从措辞来说，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表述，但仅仅凭“进”与“退”就对现象做一褒贬的定性评价则显得过于轻率。在采访中，就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对于中国的国企改革，国外的研究比我们客观深刻，比我们自己一些学者专家的评价更高。

　　我们当然不可就此牵强附会地走向钟摆的另一面。我们需要的是理性、辩证、客观地尊重现实和事实。就所谓“国退民进”的话题，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希望他们的观点能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进退”之下的“国”“民”关系。 

　　最大经验是邓小平的猫论

　　《国企》：1997年到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开始时，社会舆论还在讨论“国退民进”，而今天舆论的锋头又转到了“国进民退”，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文宗瑜：1997年到2004年，国有企业正处于从大面积亏损到扭亏的阶段。2002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主辅分离改革和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在辅业分离这一块肯定是国退民进。国家在央企推行辅业分离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后，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营利能力大大提高了。相应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这段时间，央企所在的石油石化、电力等基础上游行业领域获得优先发展。

　　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使得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现出“国进民退”。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是一种策略，国家从战略发展的考虑上并没有提出“国进民退”，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

　　陈平：苏东瓦解之后，“华盛顿共识”下的历史终结论出笼，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以后者的失败和前者的胜利而告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又让人重新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经济危机的警告，而推翻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起的反凯恩斯运动，重新对大垄断私有企业进行救治和国有化。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鲁格曼发起对过去三十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反思运动。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华盛顿共识的留念之中，才会有国进民退之争，却不追问全球经济危机要靠政府救市的原因。

　　中国鸦片战争后，几代知识分子检讨失败的原因和改革的方向，最大的错误在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总是简单地相信某种制度万能。简单一个产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俄罗斯迷信西方休克疗法，十年间的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内战和大饥荒。

　　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大经验是邓小平的猫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模式，同样凯恩斯也学社会主义的方法挽救资本主义。

　　笼统提“国进民退”的批评，其思想根源是过去30年来，中国高校经济学无批判无研究地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接受自由化、私有化，接受反凯恩斯政策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有害论。

　　两大国情下看“国进民退”

　　《国企》：虽然现在舆论都在热议“国进民退”，但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2年到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这是否可以说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

　　文宗瑜：关于国有份额比重，不能光看工业产值，国有经济成分还存在于很多服务行业，这些领域的产值也应该统计到国有经济份额中。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具有“两大”国情。其一，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国有资产数额最大”的国家；其二，中国国有经济比重依然在68%以上。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讨论的“国进民退”就不是一个问题。

　　《国企》：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国有企业体现的强势地位是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有观点认为，欧美国家经营了三四百年的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彼岸，这种模式下必然是欧美国家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否与我国宪法精神相违背呢？

　　文宗瑜：欧美国家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也有国家的宏观调控。无论市场经济怎么发展，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政府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不同。金融危机下，大家都在强化政府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单纯向欧美模式靠拢，是借鉴他们优秀的东西，同时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探索。

　　陈平：市场经济+法制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神话，能否熬过这场危机有待历史检验。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财政政策，美欧就寸步难行，因为议会成为行业及地方势力的博弈场和交易场。每个议员为了自己当选连任，竞相把政府项目拉入自己的选区，保护夕阳产业，而非开拓新兴行业。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经济主导，是几十年战争流血的经验。苏联一个私有化，就把70年的工业产业瓦解了。金融危机东欧国家比东亚国家还脆弱，因为国有银行全卖给外资。

　　现实条件下的“国”“民”分工

　　《国企》：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控制了七大基础行业，有观点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凡是民间愿意干的领域，政府都不该介入，而政府经营的企业也应该坚持公益为主要导向，而非像以保值增值为主要经营导向，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文宗瑜：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仍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国有企业有60年的历史，而中国私营企业历史也就20来年的时间。现在很多领域，你让民营企业进，他也没有能力进入和立足。你不能拿中国的民营企业去和那些跨国公司比较，后者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事实上，央企既追求利润也承担了社会责任。不管愿不愿意做，国家还是要强制他们来做一些没有利润、没有收益的事情。政府一直在调控国有企业，要求他们关注社会效益。青藏铁路谁修的？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永远收不回，还是国有企业来做。

　　陈平：国防工业，除了美国外，世界上大多是国营。英国铁路私有化失败，又重新国有化，通信、电力、石油、矿山、金融等领域可以国有私有共存竞争，但政府必须监管，价格国家管制，完全国有或完全民营，不一定是好方法。

　　《国企》：在一些上游基础行业，比如能源行业，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领域，民营企业进入后遭遇到不少困难并导致不断退出，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文宗瑜：从实际情况来说，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规模太大了，民营资本一进入就有可能被吃掉。这里面体现的主要不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我国上游行业目前基本都是国有企业绝对控制的，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在国有比重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在离危及国家安全的标准还差的很远。

　　《国企》：这两年来，国企不断进入到一些竞争性的行业领域，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这些举动受到很多指责，国企的进入是否就会破坏这些领域的市场性呢？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压效应么？

　　文宗瑜：从改革的方向来说，国有资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进入到充分竞争领域，并且逐渐退出。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充分竞争领域发展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粮，它并不是垄断的。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有自己的绩效考核压力，这些指标和压力来自于企业的本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房地产行业能带来高额利润，国有企业就会选择进入房地产，同样，如果入股蒙牛能带来好的收益，它也会入股蒙牛。

　　国有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压效应，而是国有企业自身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这种不计成本的拿地行为。

　　陈平：现在做产业风险太大，不仅对民营企业，对国企也一样。而地产是地方政府保护的垄断行业，有垄断利润。对国企来说，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房地产的高额利润来支撑主营产业的投资。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如果这个企业只经营房地产，有暴利就要收暴利税，如果是多种经营就要减免部分税。要知道，如果联想不做地产，它早就死掉了。

　　大企业倾向是国际游戏规则

　　《国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4万亿元刺激投资计划是否都存在提振国有企业的倾向？

　　陈平：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倾向大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国有中小企业也难于受惠。各国大银行都一样，只愿贷 给大企业，不愿贷给小企业，因为交易成本低，风险也低。

　　假如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大批倒闭，经济上且表现出更高增速，应当功在地方政府。

　　《国企》：国有企业不管盈亏总能获得各种资金的注入支持，比如去年在投资国际衍生品交易失败产生巨亏后，国资委对东航的注资。而同时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则遭遇破产，这是否也是一种国进民退的表现？

　　文宗瑜：这里涉及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占有2/7市场份额的东航一旦破产倒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国家一般不会轻易让大型企业破产，不仅仅中国给东航注资，美国也给国内的大企业注资。

　　陈平：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花旗银行要接受美联储和财政部注资，高管人事和薪水就得受政府干预。东星公司要不破产，可以自己找投资人，让出自己的部分股份。自己找不到，就看地方政府能否做媒了。这是操作问题，不是什么国进民退的意识形态问题。

　　软预算并非国企独有

　　《国企》：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些行业正在进行的兼并重组应该是先进生产力兼并落后生产力，即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兼并效率相比较低的国有企业，而非现在山西煤炭整合、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中体现的以大吃小的现象，您怎么看？

　　陈平：先进落后，什么标准？是否日照是后建的企业就技术先进，但是市场扩张过度，导致资金链断裂。要具体分析山东钢铁兼并日照是成功还是失败，让市场来检验。要是失败，山东地方政府应当有人承担责任。成功就总结经验。还是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产权的性质来定决策。

　　《国企》：软预算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民营企业的产权清晰是否能规避软预算，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率？

　　文宗瑜：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较低。但是我国民营企业还无法替代国有企业的位置。就效率而言，不仅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的大企业、老企业，不管国有民营都有效率的问题。

　　民营企业也不能规避效率的问题。效率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联，一个是员工的素质，一个是企业的制度和文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清晰。但是民营企业有几大劣势。一是员工整体素质低；二是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企业文化不成熟；三是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没有一种稳定的营利模式。

　　陈平：软预算是国企效率不高的病根，这是匈牙利自由派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伪命题。在现代经济中，只要有创新，需要外界的信用支持，本质就是软约束。只有个体户，贷不到款，在银行缺乏信用，才是硬约束。但如果向家庭朋友借钱，那他仍然是“软约束”，仍然“产权不清”。西方经济学家在东欧前苏联推行科尔奈的理论，以为给国企断奶就会立即提高国企效率，导致大批可以存活的企业也破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中国的改革让无法存活的国企有步骤地分流关闭，对有市场的企业更新技术、提供支持，事实证明改革后的中国骨干大型企业足以和跨国公司竞争。

　　美国在危机时永远建议自己的竞争者，例如韩国与俄国实践这种理论，让对手的银行倒闭，大企业被美国廉价兼并。但是自己出了危机，一定实行凯恩斯政策，放宽信贷，大量注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难得为发展中国家讲话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对我说：要学美国人做的做，别照美国人说的做。美国真实的成功经验，一是林肯发明的土地赠予大学，二是老罗斯福的反垄断法，三是小罗斯福的凯恩斯政策，都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政策，不是什么里根革命的给富人减税减规和科尔奈可说不可做的“预算硬约束”。

　　保育均：“国进民退”是改革回潮

　　进入到2008年，民营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新一轮的退潮。东星航空的破产退出，钢铁行业盈利民营企业被巨亏国企兼并，房地产领域频现央企地王身影，国企主导山西煤炭整合，于是“国进民退”的指责纷纷见诸报端

　　文｜本刊记者   滕虓

　　十六大以来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个结合的方针，把两者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照理说民营经济应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2003年开始，民营企业碰到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实际上调控的就是民营经济，权利配置资源，而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调控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调控中，民营企业纷纷倒闭。

　　“国退民进”已成事实

　　2003年，国家开始调研并出台了“非公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是放宽准入，让民营经济进入各垄断领域，平等竞争，融资也可以得到保证。但是这些政策基本没有得到落实。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文件，国资委起草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就是国有企业要控股七大行业，把煤炭也给算了进去，这实际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把国务院的文件给否了。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打压了民营经济。之前允许进入的领域，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进去，而且还被赶了出来。其次，融资更加困难。第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了，基本不退还给民营企业了。大宗原料商品价格上涨，新《劳动法》颁布，导致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民营企业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到了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随即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经济。但是4万亿元并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不仅没有带动，而且产生了挤出效应。

　　国企定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有企业以所谓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结构调整为由进行兼并重组。兼并重组的原则应该是先进生产力兼并重组落后生产力，不应该理解成以大兼并小，把概念偷换了，这就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基本原因。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定位是什么？应该是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领域、自然垄断行业、高新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以中央企业来说，70%以上炒地搞房地产，在中央部委企业的利润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房地产。现在各地炒地的地王是国有企业，难道房地产也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么？他们拿着国有资本去炒股炒地皮，如果炒亏了，怎么办？国有资本应该是受到严格管制的，特别是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一定要规制它，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处理。

　　尽管没有法律禁止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炒房，但是党内有相关文件规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都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规定。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存在政企未分开、产权未明晰等这些问题。我国国有经济占主体，体现在哪里？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我国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有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要国有独资，国有独资在其中的比重很小很小，绝大部分都应该是股份制企业。

　　民企可以进入上游

　　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在哪里？第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片面理解公有制为主体，片面理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第二是既得利益的障碍，民营企业进来之后，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国有企业建一个钢厂没有五年搞不起来，民营企业两年就能搞出来，成本方面也比国有企业低。建设同等规模的钢铁厂，民营企业的成本只有国有企业的40%，因此就侵犯到了国有企业的利益，于是故意把门槛提高，不让民营企业进入。

　　所有制不能决定企业的效率，还有企业管理、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后者只有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产权明晰是基础。产权不明晰，创新就没有动力。

　　民营企业也可以做石油、进入能源行业领域。民营企业在勘探出油这方面的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在很多行业领域的上游，民营企业完全有实力进入。过去不让进入，现在又设置高门槛阻拦，用资质来压民营企业。你让民营企业进入之后，他们的资质就一点点积累出来了。

　　民营企业功不可没

　　国有企业这些年的发展得到了很多的政策支持。比如股票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就是为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的。中国股市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有企业原来吃财政，后来吃银行，现在吃股民。国企在股市不断上市融资、还有银行贷款支持，还占有大量自然资源，以前还不交资源税。国有企业靠什么赚钱？靠垄断、靠不停地涨价、靠占有国家大量资源、靠土地增值，赚了钱最后也没有拿出来回馈社会。

　　现在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经济增长的快，这就是效率不高的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98年后，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减退的员工都是依靠民营企业来消化，民营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功不可没。

　　近几年民营企业也犯了一些错误，这要看什么情况。比如一些民营企业不自量力，盲目扩张，这就是犯了以前国有企业曾经犯过的错误。但这与“国进民退”是两个问题。

　　目前，国有企业的人才素质确实比民营企业高，但是在现在这个体制之下，他的人才素质发挥的作用有限。冗员太多，层层报批导致效率太低。冗员太多无法减退，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就比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解决了75%的社会就业人口，现在国有企业全部员工也就3000多万，就占了那么多的资源。

　　“国”“民”互助是趋势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党组织，有工会，这是为了加强管理的需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是一件好事，一大进步，不是民营企业国企化，不是“国进民退”。这是民营企业和旧的资本家不同的地方。国有企业内部的整体素质是高于民营企业的，但是囿于体质因素，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时间不长，以后发展了也不会仅仅是私人独资的企业。私人独资的企业会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将股份化，股份将会逐步分散，同时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现在很多企业，比如温州正泰公司股份就很分散，老板持股比例不高。

　　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但是不管蒙牛的经营，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之间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恋爱”的结果。

　　(保育均为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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