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崛起，特别是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发展、中央政府关于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决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经济区的建成，香港不断出现“香港边缘化”的论调。香港经济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定位和发展前景，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 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彭清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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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先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全球金融海啸的重大冲击，发展历程极不平凡。彭主任，请您谈谈整体上应怎样看待香港经济？

　　彭：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2003年年中，这一期间，香港在回归之前累积的经济泡沫破裂，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和漫长的调整；第二个阶段从2003年下半年至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前，香港经济连续保持近5年的强劲复苏；第三阶段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香港妥善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的冲击，取得初步成效。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伤害。当时香港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国际投机势力多番狙击港元联系汇率制度，在汇市、股市和股指期货市场进行跨市操控，牟取暴利。以当时最大的华资投资银行百富勤为代表的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个别小银行出现挤提。恒生指数从16673点的历史高位一路暴跌至6660点，银行同业隔夜拆息一度急升至300厘。香港的楼价从1997年10月开始暴跌，持续调整近6年，累计下跌达70%，“负资产”个案最高时达10.6万宗，困扰香港社会近8年。外资大规模撤离，特别是日资在港经营的百货公司、证券公司出现倒闭潮，一些日资银行也相继撤离香港。由于财富“缩水”、投资失利、债务偏高等原因，部分华资大财团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财务困难，老牌的胡仙家族财团甚至破产。从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一季度，香港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长达68个月的通货紧缩，失业率迭创历史新高，最高时达到8.7%。

　　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在外部需求拉动下，香港经济曾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恢复性增长，但随着全球IT泡沫的破灭，这次复苏迅速结束。2001～2003年上半年，受外围周期性衰退和内部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夹击，香港经济在2001年下半年再次陷入衰退，而“非典”疫情的冲击，如同雪上加霜，将香港经济推入谷底。

　　2003年下半年，以CEPA签署及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为转折点，香港经济开始复苏。直至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前，保持了近5年的强劲增长，这为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这次金融海啸的破坏力远远超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同时陷入衰退，内地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冲击。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亦难幸免。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4个季度，香港的GDP比上年同期依次收缩2.6%、7.8%、3.6%和2.4%。但与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香港在这次危机中明显“硬朗”了很多。香港的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没有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既没有出现资金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的情况，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需要政府注资搭救。相反，资金持续流入，香港金融体系尤其银行体系成为国际资金的避难所。香港的股市、楼市迅速回升，目前的价格水平已恢复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前的水平，失业率保持在5.3%以下，“负资产”个案大幅减少。香港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结束了连续4个季度的收缩，开始回稳。普遍认为，香港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2009年第四季度已恢复正增长。如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逆转，2010年香港经济应可实现全年正增长。

　　综观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作为高度开放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小型城市经济体，香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短期的经济表现主要取决于外围经济形势。但从长远来看，有两点最重要：一是背靠祖国，在继续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寻求自身更大的发展。事实上，过去30年，内地因素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二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香港过去两次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国家的迅速发展，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只要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自身定位，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香港不仅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原有的优势，而且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彭主任，您于2003年底担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2009年5月又出任中联办主任。从您在港工作的经验看，在回归祖国的十多年中，香港经济发生了怎样的积极变化？

　　彭：香港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的表现明显好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集中反映了回归十几年来香港经济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香港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特区政府对联系汇率制度进行改善和加强，修补对易受投机势力攻击的漏洞，推出一系列优化措施，使联系汇率制度的运作更具弹性。香港的银行业经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后，本地银行的集中度增强，家族式中小银行数量大幅减少。香港的监管机构通过加强和改善监管制度和措施，使金融机构的透明度提高，财务状况更加稳健。

　　第二，香港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得到改变。回归之前，港英当局推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房价”政策，加之受当时实质负利率和每年卖地限额等因素的影响，楼价飞涨，社会财富越来越向房地产业集中，整体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多。亚洲金融危机刺破了香港的房地产泡沫，促使特区政府对土地和房屋政策进行调整，也促使香港经济开始艰难的转型升级。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明显小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整体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下降。与过去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局面相比，特区政府已明确将金融、贸易及物流、旅游、工商业支援服务定位为四大支柱产业。近来，特区政府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在上述四个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六个优势产业的蓝图，产业适度多元化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第三，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全面发展，互动日益频繁，融合不断加快，中央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和有力的手段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央通过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等措施帮助香港抵御国际金融炒家，捍卫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的经济、金融命脉安全。在“非典”期间，中央千方百计帮助香港战胜“非典”疫情，重建及巩固社会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这次金融海啸发生后，中央政府及内地有关方面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香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2008年12月19日由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宣布的七个方面的14项措施，2009年1月广东省政府出台的30条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应对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措施，2009年4月中央又推出六项支持香港的措施。所有这些举措为香港战胜危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中央还通过实施CEPA，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建立并深化粤港、沪港、京港经济合作机制，推动“泛珠三角”合作，协调两地跨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批准广东、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等措施，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长远的政策支持和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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