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府在首个任期可能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财税改革，解决地方财政困境，征房产税，降低税务负担；金融改革，多元化融资渠道、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利率市场化；人口和收入改革；与环境相关的改革

　　全国人大闭幕后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上台。他们将引领中国另一个增长的黄金十年，基建工程会继续快速发展，特别是新领导层关注的城市化进程。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仍有望保持5-7%的同比增长，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实施对中国长期持续增长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主要改革时机已逐渐成熟。

　　虽然之后未来几年的前景可能较为乐观，但中国仍面临迫切的改革需求。中国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着手解决各种难题。经历了30年“摸着石头过河”之后，中国的改革正进入深水区。除了继续前进我们别无选择，但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具体措施方面分歧还是很大。现阶段改革路径和政策组合的选择将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公众对新任领导人上台的改革有很高的期待。中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对实施这些改革至关重要。习近平政府在首个任期可能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财政和税收改革，主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征收房产税，并降低税务负担。

　　·金融改革，包括多元化融资渠道、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利率市场化。

　　·人口和收入改革，收入改革主要通过收入倍增计划，所得税改革与政府转移改革，以及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评估修订。

　　·与环境相关的改革，包括投资环境治理，发展并鼓励清洁能源的利用，征收资源税、环境税与烟酒税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行为。

　　1.财政与税收改革

　　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似乎仍相对处于可控范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报告称，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5%，远低于很多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国家。此外由于受惠于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足以购买两倍以上的全球黄金供应。然而这些事实并未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而这一问题在近几年已引起广泛关注。

　　关注重点之一是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和支出的财政问题。虽然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最大，但其税收历来仅为财政包一半左右，由此形成了长期不对等问题。2012年中央政府所占总税收的比例为47.8%，地方政府为52.2%。但是地方政府支出比例为63.7%；此种差距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利用其他资金来弥补缺口。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支出资金，这一问题在过去几年日益引起关注。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土地出让虽然为2.69万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的3.15万亿元人民币所有下降，但仍处于极高的水平；此项收入占地方政府3.42万亿元人民币资金收入的78.6%。较之2012年地方政府6.11万亿元人民币的税收收入，这仍属于非常高的水平。在政策持续收紧令房地产部门放缓的情况下，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问题的担忧愈发严重。

　　1.1.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改革

　　a。发行地方债券为地方政府融资

　　地方政府获取资金的来源有三大类，包括财政收入、土地出让和使用协议所得的财产收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税收收入和支出不对等，地方政府不得不利用非税收收入的融资来源，而这经常导致过渡依赖不可持续的融资来源。另外最重要的是，受到提振GDP增长的诱因，地方政府领导人往往被迫推动大量投资这一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快途径；这一过程也极大地增加了政府支出。

　　在财政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支出攀升，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非财政收入资金来源，特别是在2009年强制性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更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至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绝对值和地方政府总收入比重都快速增长。2012年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房地产行业紧缩措施增多也对地方政府的财产出售收入下降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支出继续上升，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其他融资方式，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12年底对这些替代融资来源的担忧日盛；此时中央对地方政府从事的某些融资活动进行限制，包括将公共资产作为贷款担保或强迫政府公务员及其他个人购买财富管理和信托产品。

　　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未偿还余额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有1.8万亿元即将到期。之前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承担融资平台的责任，这些”平台贷款“属于安全资产。人们越来越担心的两大问题是，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很高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增长规模过大；从2012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些担忧已被放大。

　　例如2012年地方政府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大量城市投资债券募集资金。城市投资债券在地方政府为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去年5月和9月经发改委批准的数个项目。根据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2012年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城市投资债券已达6368亿元人民币。而登记的财政部支持的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仅为2500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2012年大概发行了1万亿人民币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债务。由于对房地产政策的持续收紧经济的疲软复苏，面对这样庞大的地方债务，市场存在对其违约风险的担忧。并且由于最终的债务人的不确定更加剧了这种担忧。

　　长期解决方案将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政府融资。目前地方政府没有权利直接发行债券，而是要向中央政府申请，通过财政部代表其发行债券；每年此种债券发行都有严格的配额限制。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2013年财政部支持的地方政府债券配额规模扩大到3500亿元人民币。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显示，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配额为2500亿元，2009年至2011年期间每年为2000亿元。但是即使此种配额规模已有所扩大，但与地方政府支出相比仍只是杯水车薪，这迫使地方政府寻求代价更大或不可持续的融资来源，为其基建项目及其他支出提供资金。自2012年另一个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是发行城市投资债券，该种债券并没有明确资金的最终使用者并且引发投资者对其的担忧。我们认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将逐步允许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需求与能力之下在未来几年直接发行债券。这样地方政府债务的责任与债务将被明确披露，并且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快速增长。

　　在建立可信的并且透明的地方债券市场之前，地方政府需要清理现在的融资平台。第一，必须清理不良资产，包括不良贷款和城市投资债券；可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接管不良资产及/或将不良资产售予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与中国1999年为消除约1.4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时的情况类似。出售不良资产将使地方政府利用其他休眠性持股募集资金，由此获得的收入可能被用于为各种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此外这也会通过明确政府持有资产的质量提高透明度。第二，地方政府也能够出售其所控制的各种资产，募集资金。对某些部门进行私有化(如收费公路或其他政府所有的资产)不仅会成为地方政府募集资金的方式，也可能促进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政府仍主导经济主要层面。

　　我们认为，即便可能面临债券泡沫风险，中国仍将从获准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中获益。该措施的试点计划已于2011年11月启动，但是由于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激增而形成金融系统风险而可能会被中断。我们认为这是长期发展的必要步骤，不仅是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题的短期解决方案，亦是建立长期募资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

　　有很多先决条件关系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包括需要清理城市投资债券、整合目前利用的各种融资平台。这些可以通过之前提到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清理。

　　同时有必要建立技术性基础设施，如可靠、透明的信用评级体系，使投资者能够明确评估投资风险，促进市场定价机制；此外这也将总体上增强市场效率，降低贷款人和借款人两方面的成本。发展衍生品市场也将有利于这一进程；比如根据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1月的声明，中国很快将推出政府债券期货以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政府债券期货及其他衍生品将允许进行更为复杂的投资，使个人能够对冲使市场更有效率。

　　同时也须鼓励地方政府承担所发行债券的责任。目前政府与银行进行”投资回收期调整“协商，利用最低限度的短期衍生品发放新贷款回收到期债务的再融资活动很少。中央政府为其债务提供的隐含担保可能会导致其规模急剧扩大，如未采取控制措施，可能会超出控制范围，从而失去长期可持续性。

　　另外地方政府需要为公众提供有关其支出计划更准确的信息，即地方政府将如何利用债券发行收入。此举将增强长期透明度，并利于公共财政的稳健性。扩大政府债券的使用力度也将有利于通过扩大受监管融资来源的方式增强透明度，而非利用不透明的融资工具。

　　b。再平衡地方支出，使其更密切地反映税收收入明细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存在明显差距。2012年中央政府所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47.8%，而地方政府为52.2%，但地方政府支出比重为63.7%，而中央政府为36.3%。除表明当前地方政府需要向外寻求其他融资来源的难题之外，就税收收入明细或政府支出而言，这也表明进行中长期调整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支出由绝大多数政府支出构成；预期类别的开支节约(如外交、国防和科技)，地方政府支出明显超过中央政府。

　　鉴于中国的税收收入分配结构，政府可能会选择将支出向中央政府倾斜的调整。我们认为支出可能会向中央政府主导型支出转变的领域会特别集中在被视为国家资源的公共商品领域。

　　·公共安全。尽管此种职能通常在地方层面运行，但执法等服务机构、消防部门等紧急服务机构以及紧急医疗服务机构等，这些对全国层面的国家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增加公共安全支出非常合理。

　　·教育支出。虽然地方教育投资会提振该地区的竞争力，但中央政府也关注增加特别是在较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利用并发展人力资本。该支出可能包括培训投资和建设学校等。

　　·环境保护。虽然在地区范围方面更明显，但环境问题也是国家关注的问题，为后人保护资源应是重中之重。

　　·维护公共服务、公用事业、废物处置和卫生职能。

　　·医疗和保健、促进医务人员培训，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如果改变税收收入明细最终难以在短期内完成，那么支出向中央政府转变可能也是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一个方法。

　　1.2.房产税改革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数年间蓬勃发展，已经引起对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担忧，这导致政府在2012年收紧房地产行业的限制措施，力求给房地产市场降温并抑制房价。为此政府已采取措施增加住房供应实施限购措施以抑制投机。但是如果不出台房产税，投资者仍不会放弃购买并持有房产，超出了房价下降的贬值和固有风险。出台房产税将增加持有房产的成本，有利于抑制投机，减少闲置土地资源量，并且缩小收入不平等。

　　在早前发出政策”子弹“之后，剩下的工具之一就是房产税。虽然这并非是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杀手锏“，但仍有可能是政府奉行的重要措施。房产税也将有利于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这将有利于缓和收入不均的问题。

　　2011年1月27日起，中国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对高档公寓征收年度税费。上海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0.4%和0.6%的房地产两级税率，超过均价2倍的房产适用0.6%的税率，不足2倍的适用0.4%的税率。

　　·之前已购买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重点限制购买第二套住房；对城市居民而言，将对购买的第二套住房(并非用作家庭主要居住地的房产)征税，前提是平均家庭居住面积超过60平方米。

　　·将对非居民购买的所有新房产征税，但在上海工作三年之后，首套房缴纳的税款可退税。

　　·税基为买房时交易价格的70%，之后变成未披露日期的房屋评估价格。

　　重庆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0.5%、1%和1.2%的三级税率，低于均价3倍的适用0.5%的税率，处于均价3-4倍之间的适用1%的税率，超过均价4倍的适用1.2%的税率。

　　·更注重高端房产；征税面向超过新建住房均价2倍的所有别墅和公寓，从而限制受影响人群。

　　·用于居住的首套180平米别墅和首套100平米高档公寓免税。

　　·非居民已购买的第二套房无论房屋面积多大，均适用0.5%的税率。

　　·计划在3到5年内将税基调整为房屋评估价(而非购买价)。

　　总之虽然这些试点计划被视为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试点期间仍反映了一些不足之处。

　　·范围收窄，房产征税人群数量极为有限。

　　·对房价的影响有限，原因在于税率较低以及征税效率低下，导致对投机者具有最低限度的威慑力。

　　·法律问题，在中国征收房产税的法律权利值得商榷。

　　近期有关扩大试点的讨论非常多，特别是在2012年年底及今年1月初，多位政府消息人士讨论扩大房产税试点的利弊。2012年上半年，住房和城乡发展部加快重点城市的个人房产信息系统建设，此为解决征收房产税的主要技术性先决条件之一；到2012年6月，40个大城市已完成信息系统建设工作，而最终目标是覆盖500个地级市。

　　然而不久之后，市场对对扩大试点地区措施短时期的有效性产生质疑，包括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讲话称房产税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计划”，并且由于房地产市场“普遍复杂问题”，缺乏明确的房产多有权以及技术问题，对推迟扩大试点城市范围的讨论甚嚣尘上。作为地方政府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其也有积极性去征收房产税，并且降低以土地销售作为收入来源的依赖性。

　　国务院2月会议强调房地产改革五大目标是：

　　·建立房价控制目标，完善稳定房价的问责制，概述负责机构。

　　·抑制投机性购房，鼓励差异化抵押待遇，扩大房产税试点城市。

　　·增加普通商品房和土地供应。

　　·加快规划和建设保障房项目。

　　·强化对销售和中介机构的市场监管，建立信息基础设施。

　　领导层的基调是重点关注继续稳定房价、抑制投机，国务院会议便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其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但房产税的首要动机目前在于通过抑制房产投机性投资为调节房价提供另一种机制，而非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方式。

　　要实施房产税有可能会牵涉到以下数个考虑：

　　·可能出现法律问题。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土地租赁“(而非”土地出售“)方式运行，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而人们只享有”使用权“。还有一个法律问题是，如果个人并未拥有相关土地，那么是否能够征收房产税。另外与所得税相似，房产税在国家税收类别中是一个新的税种，对该税种的征收需要得到党内以及法律的批准，税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目前地区间税率的不统一与税收特例将可能在未来导致许多潜在的争议。

　　·各种技术性问题可能会涌现，需要加大规划力度予以解决。部分问题包括：

　　需要建立全面的信息机制。如果实施房产税，税基反映房屋评估价格，那么需要收集相关房屋所有权和估值的最新准确信息。虽然政府已经宣布在60座大型城市建立房屋信息系统，但这仍需很多努力。

　　需要对房产进行估值。逐一确定房产估值的行政可行性值得商榷，而且确定普遍性估值也极不准确、不公平。公正准确的估值需要大量人力。主要困难包括1)估值应当基于购买时价格还是目前的市价。2)估值应当基于毛坯房价格还是装修后价格，尤其是中国有些房产单位是以毛坯房售出。3)估值是否要区分集体房产与个人房产，由于集体房产大部分得到巨额补贴。4)如何计算折旧等。虽然政府宣布将举行多次研究会议以提供解决这些具体困难的解决方案，但是市场的担忧与困扰仍然存在。

　　需要建立有效的实时系统。不同于所得税，公司可以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房产税的征收需要大量的人力以及努力，因为他要对税收的征收与评估负责，价值重估的频数，哪些类别将会免税，征税将有何不同(假使如此，国内和国外机构之间的差异)，是否给予退税等。以及不交税的惩罚措施。

　　我们认为尽管面临法律与技术层面的难题，房产税依然将在未来数月开始征收。征收将在几个试点城市启动，房价高企的杭州尤其可能被选入第一批试点城市。与其他渐进式改革一样，房产税改革将在试点城市发现的问题被讨论并解决后推广至全国。我们认为试点将主要有以下特点。

　　年度税率可能在每年0.5-2%之间。在上海、重庆的试点中，试点地区的税率确定为0.5%-1.2%，但官方认为抑制房价需要将税率提高到3%。

　　房产税可能针对未来购房，而非以前购买的房产。由于房产税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一目标可能仍以仅对未来交易征税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中国可能会避免对以前购买的房产征税时将会出现的抵制。

　　某些人群可能获得豁免。免税房产可能包括家庭首套住房，房产小于90平米，集体房。

　　地区性差异税率。不同地区可能适用不同的房产税税率，这取决于多个因素，如控制房价需求、个人支付能力以及人均GDP等。

　　多套住房的累进税率。由于政府不希望抑制首套购房，有可能对拥有多套房产的人征收更高的房产税，从而进一步抑制投机。其有可能为累进税率，多一套住房，税率亦相应地提升。

　　更明晰的政府支出。为房产税收入与支出在地方层面上建立一个特定的账户。房产税收入应该主要用于发展地方基础设施与保障房项目，因而地方政府需要提前公开其预算计划以及支出信息。

　　1.3.降低税收负担

　　中国的税率是世界最高的。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估计，北京和上海的企业税率高达73.9%，而东京为52%，纽约为46.2%，伦敦为35.7%，香港为24.4%，新加坡为23.2%。中国的营业税为5%，而全球平均值为1%。中国针对收入超过10万人民币的的收入所得税为45%并且没有任何抵扣，而美国最高收入所得税税率为35%，香港为16%。因此中国的财政收入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每年同比增长19.2%，大幅超过之前10年GDP平均每年同比增长10%。由于公共债务水平较低，中国政府有很大空间降低税收负担从而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生存空间，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增值税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目前正在从营业税想增值税转换，这将缓解企业的税务压力。据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对交通运输、建筑、金融保险等行业征收营业税，税率大多为营业额的3%或5%。如果与当前已对部分行业征收的增值税相符，则可能转而对增值额征收17%的基本税率或13%的低税率，并对出口货物征收0%税率，从而有助降低公司的税务负担。方案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试点实施，分别对交通运输行业和服务行业征收11%和6%的增值税，预计到2012年10月将使相关公司节省超过170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增值税改革如果进一步扩大至更多行业和城市，将能降低税务负担并改善竞争力。增值税制度的实施也将使中国能够通过对某些行业提供鼓励发展的税收优惠，促进相关发展中行业的更大规模结构性改革。

　　多种可能的措施以帮助中小型企业或新兴产业比如高科技、高端机械生产与新能源。更多措施有待出台，从国家与地方层面上扶持这些企业。

　　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包括提高征税门槛、降低所得税税率、允许教育、房屋购买方面的抵扣，推迟对金融产品征税等。

　　2.金融改革

　　中国已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这是因为中国已从庞大的封闭市场推进到目前逐步自由化的状态。新一届领导人将继续金融改革，主要针对4类首要的金融改革，即融资资源多样化、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及利率市场化。

　　2.1.融资来源多样化

　　中国需要通过两种方法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第一是金融资产多样化，第二是融资结构多样化。中国的银行在金融体系内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各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达90%以上，而美国该比例约为45-55%。中国保险与证券占资产比重仅为10%，而在美国，其约为金融机构资产的一半。

　　另一方面，就金融结构来说，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二者总计约占中国投资融资来源的80%，反映出直接融资的疲软与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融资结构更为均衡；美国公司融资来源的大致明细表明，股票发行占14-20%，债务融资占38-42%，自筹资金约占30%，其他融资来源占9-13%。

　　其他融资来源的发展以及对金融体系的投资对中国的继续增长非常重要，尤其在以下方面：

　　a)建立完善与成熟的债券市场

　　b)促进保险市场与养老金系统发展

　　c)增强股票市场活力并深化改革

　　d)发展非银行贷款放贷来源及强化监管

　　a)建立完善与成熟的债券市场

　　2012年中国债券市场的市值达到24.4万亿元人民币。过去十年，债券市场急剧扩大。尽管绝对数值上的增速惊人，但是债券市场2012年GDP占比仅为46.3%，而美国债券市场规模为GDP的243.1%。

　　发展债券市场将受益颇多，不仅可以扩大融资来源并为居民提供更多投资渠道，而且可以促进利率市场化。将债券市场发展作为金融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共识，主要的政策有可能专注于以下方面。

　　整合分割的债券市场并将监管职责指定给单一的监管机构。目前中国债券市场有三大主要监管机构，即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银行间市场、证监会监管股票市场，国家发改委监管由发展银行借出的银团贷款。银行间债券增速迅猛，连续5年占中国债券超过90%。一家统一监管机构将简化债券发行程序并且可以对相关风险进行更好的监督。

　　放宽债券发行限制。对发展人的颇多限制已经抑制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对没有上市的公司、中小型企业、地方政府应广开门路。更大的平台将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促进独立且声誉卓著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信用度评估。目前在中国有四家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它们是中国诚信国际(与惠誉和国际金融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中国联合、大公国际(与穆迪的合伙公司)及上海远东。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常见的批评是，与其西方同业公司相比，这些公司更倾向于”量化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评估财务数据中可能未出现的其他因素。一方面这也许会更好地反映中国商业环境的某些方面，各种联系及隐性或显性的政府支持可能占据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这样的体系容易被滥用；原因在于量化分析依靠主观性质，可能无法确定给出任何特定评级是否出于善意或受到影响。中国四大信用评级机构中有两家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拥有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为其带来一定的可信度。

　　b)促进保险市场与养老金系统发展

　　中国的保险市场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市场，财富不断增长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长期的稳定需求。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保险业的规模逾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人寿保险行业规模为4万亿元。2010年中国养老金体系总规模约为3.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和保险市场总计占GDP的19.4%，2010年养老金体系占GDP的比重为7.9%。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仅养老金体系一项占GDP的比重往往会更高。中国养老金体系规模占GDP的比重起点就很低，特别是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相比较而言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养老金体系的资产规模占GDP的比重接近或超过100%，甚至与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亦如此，2011年日本和中国香港的这一比重分别为57%和34%。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该比率达到50%或以上表明一国的”准备较为充分“，而低于25%则意味着”具有改善空间“。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发展之路依然漫长，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

　　保险行业和养老金体系扩张可以带来多个层面的益处。一方面，与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类似，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体系的深度。另一方面，保险和养老金基金也将成为稳定金融体系的要素，主要原因是其一般属于长期投资者。除了促进债券市场发展，保险市场与养老金体系也将是新一届政府在金融改革中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焦点。

　　·扩大保险业和养老金体系规模。保险业一直保持强劲且稳健的增长势头，到2011年年底规模已跃升至逾6万亿元人民币(9660亿美元)，较2010年同比上升近20%。尽管在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但保险业规模不足美国保险业的五分之一，2011年人寿保险行业的规模仅为美国的18%。我们预计，政府政策将额外关注发展保险业，使其在渗透率、密度和市场规模方面更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我们认为，人寿和健康保险是增长潜力较强的领域，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面向个人、群体和银行保险产品将成为保险产品的渠道。中国的人寿保险市场仍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由于中国以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自居，进一步的发展潜力巨大。

　　养老金体系的发展对建立全国社会安全网很重要，其将有益于社会稳定，并且也鼓励增加消费。如前所述，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规模占GDP的比重仍相对较小，2010年年底这一比率为7.9%。远低于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准备较为充分“的50%这一比率。

　　对投资框架进行更好的管理以改善养老基金与保险公司的投资回报。中国养老金基金投资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低回报高波动，这二者导致高潜在风险与长期稳定性的疑问。绝大多数基金由地方政府控制，其持有的绝大部分(超过90%)资产是存款，其他为政府债券，收益率非常低。由于十分依赖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1/3左右，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全国社保基金(2011-2010年平均增长率为同比9.17%)以及私人部门养老基金取得了相对较高的回报但是波动性很大。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管理，不平衡的不多元化的投资计划。现在的养老金系统存在高风险，而不是作为缓冲机制而存在，这随着快速老化的人口而成为担忧热点。中国应当对养老金系统的投资进行更好的管理，并且进行多元化投资以解决低回报问题。

　　中国可以向全球其他国家学习养老金基金成功的经验，放宽严格的限制条件，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多元化风险，获取更高的回报率。比如，瑞典的养老金体系被分成具有不同目标和策略的多个基金；以瑞典规模最大的基金瑞典AP1基金为例，2010年该基金股票、固定收益投资、另类投资及现金的配置比例分别为58%、32%、8%和2%，其中股票投资中32%投资于北美/欧洲/太平洋地区、16%投资于瑞典、10%投资于新兴市场。与中国相比，这是更加多元化和进取型的投资方案，使养老金体系能够取得更高回报率的目标，同时多元化特定的地区和资产类别风险。

　　·税款递延的优惠税收政策可能被执行。这意味着个人能够将一定金额的资金投资于养老金基金，在撤回收入前不产生税项。递延税将鼓励投资者投资于相关保险产品，其将用来发展保险业，也将促进或有及退休资金节约。1月24日宣布初步协议宣布在上海试点递延税养老金计划，成为提前迈向这一过程的一步。在该计划中，雇主可以选择每个月为每位员工投资1，000元人民币的商业养老金，免征所得税，其中700元来自商业养老金投资产品，其余300元投资于企业年金。这将鼓励企业投资于商业养老金产品。

　　c)增强股票市场活力并深化改革

　　过去十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股票市场历经多次改革。2013年3月市值约为3.2万亿美元，而2002年仅为4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8.4万亿美元)、日本(3.9万亿美元)、英国(3.4万亿美元)和中国香港(3.4万亿美元)，成为第五大股市。假设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将会延续，即未来10年每年200-300家公司上市，中国将在1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股票市场。

　　2012年，中国实施了多项股市改革，继续其近几年所取得的进展。这些措施包括强制支付股息、分红机制，敦促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分享利润；市场退出机制，要求不合格的上市公司退市；以及IPO规则改革，旨在强化投资者可用信息的准确性，并确定更为合理的IPO定价。与此同时，证监会逐步放宽对券商、基金的管制，并鼓励更多金融产品、市场与平台的创新。随着新一届领导上任，证券市场改革将继续，主要通过鼓励创新、加强风险管理与增进透明度与监管。

　　除场内交易之外，场外交易市场将被继续扶持。已建立的”新三板“是为小型高科技公司转让股份和募集资金服务的；这一概念始于2006年，2013年1月正式推出。2012年的数据显示，该市场规模依然非常小，只有200家公司在新三板市场交易，每家公司的平均融资额相对较小，仅为3380万元人民币。未来新三板有望在地区范围内快速扩张成为主板的补充，并与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除了更加创新的跨境产品比如QFII与QDII，为外国公司在中国上市的国际板股票交易市场将是另外一个渠道。我们认为虽然由于各种法规与技术原因而导致不断的推迟，国际板将于明年或后年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建立。很多企业已表示出对参与可能推出的国际板的关注，包括汇丰银行、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及长江控股等。

　　d)发展非银行贷款放贷来源及强化监管

　　发展传统贷款以外的其他贷款来源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利率市场化过程将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且非银行贷款也将降低金融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性。过去十年这一过程已在推进；根据中国历年的融资总额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92%，2012年仅为52%。

　　普遍被称为”影子银行“的非银行贷款(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租赁、融资和衍生品金融工具)，作为多元化贷款来源的长期目标之一，将在未来数年继续发展壮大。降低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性将最终促进更为健康和更为高效的金融体系。然而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也引起担忧，其规模在2012年估计达到30万亿人民币。

　　但重要的是，建立针对其他融资来源的监管，以尽可能减少可能给该体系带来的潜在风险。在1月14日举行的2013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会议期间，中国银监会确定”严格监管设计、销售及配置金融产品基金“的目标，着重强调预防和缓解风险的重要性。列出的重点关注领域包括”信用违约风险、公司风险和外部风险“，也强调建立防火墙，预防私人融资和非法集资向银行体系蔓延的风险。

　　2.2.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由于日益融入全球市场，深化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进程中的未来举措之一。特别是，过去几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成为主要重点。人民币国际化有望促进中国内地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将人民币国际化演变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我们认为完成这一过渡只是时间问题。

　　·阶段1.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可能以放宽控制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及直接投资流动的政策为特点；

　　·阶段2.人民币国际化高级阶段的主要特点可能是资本自由流通，意味着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也意味着人民币无条件可自由兑换；

　　·阶段3.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将体现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活跃而稳定的人民币离案市场，以及上海成为重要且高度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

　　严格控制资本流动(如限制货币兑换)限制投资者和企业将资金汇入和汇出中国的能力。人民币汇回渠道也已得到发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增多，促进股票和债券投资，引入跨境人民币贷款。这些因素导致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流通，这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以下可能是未来几年的政策目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计划将迅速发展。目前有201个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规模为435.4亿美元；在2012年额度扩大201亿美元。2012年24个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获批，额度扩大500亿元人民币。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将急剧扩张；2013年2月25日宣布取消对RQFII投资A股的限制，改变了之前强制RQFII参与方的股票和债券持有比率为2：8的限制。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1月14日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期间指出，QFII2和RQFII额度可能会扩大到现有水平的十倍。根据郭树清的最新评论，目标是外资在股市的持股比例扩大到16%。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先例表明，外资所有权扩大到10%以上，股指会上升，但市盈率下降(中国台湾的市盈率从40降至20，韩国从25降至15)，并且由于投资期延长，市场周转率下降。这表明，外资持股比例提升将减少投机，增强稳定性。3月初，RQFII计划规模扩大，允许外国投资者获得更广泛的投资商品，从仅有的债权和A股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扩大到个别股票、共同基金、银行间债权、股指期货、权证及任何其他经监管机构批准的产品。

　　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月11日的声明，今年下半年极有可能出台QDII2政策，其应会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额度，2012年年底107家机构的额度达到855.8亿元人民币。这些计划的额度短期内有望进一步增加，直至中国做好资本账户全面可兑换的准备。

　　·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和范围。自2011年以来中国香港点心债、房地产投资信托、货币期货和股票衍生品的离岸市场得到充分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储蓄账户近几年增长更为显著；到2013年1月底，香港登记的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6240亿元人民币，占存款总额的9.1%。香港离岸市场在过去几年的扩张尤为明显，投资产品增多，如点心债、房地产投资信托、货币期货和股票衍生品；规模扩大，临近2012年年底时人民币存款达到5710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560亿元的十倍。由于中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其范围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快速扩大。

　　·此外，伦敦和新加坡可能是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城市，这两个城市也致力于如此。而且，中国台湾也意在成为另一个人民币离岸清算和结算中心，通过建立人民币和新台币的直接结算机制，在2012年取得显著进展。

　　·汇率自由化将会继续。2012年4月政府将人民币单日浮动范围扩大一倍，虽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仍是迈向自由化的标志性步骤。援引中国官员的话，确定2015年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目标，而其他人则以2020年为目标。人民币已达到双向波动的状态，而非只是单向升值，从而为进一步自由化提供空间。并且香港离岸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将有助于市场决定汇率，这样反向影响大陆人民币汇率。

　　·发展人民币回流机制。放宽跨境资本流动控制，扩大人民币回流渠道；目前主要是通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允许投资内地债券和股票市场，以及通过跨境贷款。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发展更新的人民币回流渠道，如人民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RQFLP)计划，该计划允许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募集海外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在内地建立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

　　强化跨境结算系统并与国际体系融合。过去几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2012年内地，人民币计价的跨境交易结算规模达到2.9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约占2012年中国总交易额的12%。自2006年以来已完成约为2万亿元的货币掉期交易，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此等协议；中国与巴西在2012年签署掉期协议，2013年2月与新加坡的掉期交易规模翻番，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目前正与英国讨论确定货币掉期的事项。该体系目前被称之为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因相对缺乏效率、安全性及稳定性，以及大部分处理工作由人工完成而受到指责。完善结算系统对尽可能降低与现有货币支付系统有关的成本很重要，现有系统效率低下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央行官员的评论表明，强化系统将以达到国际标准、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融合为目标，发展新结算系统有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人民币互换机制将扩大。自2006年以来已经与超过20个国家达成人民币互换协议价值1.7万亿人民币。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与东盟各国以及东亚经济体比如韩国、新加波、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以及资源型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紧密的货币纽带。人民币互换协议不仅促进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也增强了各国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2.3.利率市场化

　　利率的不对称是造成中国过度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目前的贷款和存款利率仍由中国人民银行控制，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基准利率，留给银行的差异空间非常小。一方面，利差的存在确保银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从而降低积极性去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以及更好的管理风险。另一方面，不够灵活的利率对国企而言降低了投资成本然而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融资困难。利率市场化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将被提上习近平首届任期的日程单，继续加大力度，增强中国利率对市场力量的反应能力。

　　2012年中国已采取措施，通过扩大浮动范围，允许银行采用区别于基准利率的利率水平(存款利率浮动范围为10%，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为20%)。前海地区以及发展离岸人民币平台将开放其他的人民币跨境贷款，也将有利于降低利差，向更多地以市场确定利率的方向转变。今年1月，前海地区启动其首个跨境人民币贷款计划，额度为20亿元人民币。1到4年期贷款年化利率为4.3%-4.5%，低于内地的利率，但高于香港4%的基本利率。

　　3.人口和收入改革

　　中国面临的两项长期挑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处在重要的转折点，未来尚不明朗。中国目前正在接近其称之为”成熟“的年龄分布结构，很快就将面临快速老龄化问题。根据联合国[微博]的预测，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在今年至2015年之间达到峰值，此后将稳定减少。2011年底时16.5%的人口年龄处于0-14之间，74.4%的人口年龄处于14-65岁之间，9.1%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新千年时的7%有所上升并在未来还将进一步上升。

　　此外收入不平等也是一项越来越重大的关切，而该问题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该系数为1表明完全不平等，为0则表明完全平等)2012年官方报告为0.474，但大多数学者均估计该数字实际上要高得多；例如，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近期进行了一项调查，估计基尼系数在2010年为0.61，该数字高得惊人。基尼系数的建议水平是0.4以下，全球平均值约为0.44；这些因素表明中国需要应对该问题。公众对不平等的愤怒在发酵，特别是对于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这致使新领导层发起了抵制腐败的行动。若任其发展则后果极为严重，因此解决这些长期问题的改革，即使不是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新领导层将在第一个任期内将就此方向迈出大步。

　　3.1将引入收入改革

　　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收入改革很可能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居民收入需要在绝对值与GDP占比上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税收与其他改革需要确保收入更好的分配到居民手中。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1)收入倍增改革，2)税制改革，3)政府转移支付改革。

　　1)收入倍增改革

　　中国居民收入在过去的十年间大幅上升，然而其GDP占比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速小于企业与政府增速，使得居民收入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换句话讲，尽管名义收入上升，但是居民却变得更加贫穷，这令夯实消费在GDP结构中的地位更加困难。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改革“，即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是在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方面迈出的积极一步，但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考虑多个关键因素。17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家庭收入中占比的计划并未取得显著成果。在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绝对金额更为关键。该项改革将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需要其他相关改革的配合。

　　日本在”黄金六十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对中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日本的计划非常成功，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1960年12月日本出台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0年内使实际收入翻一番；但日本提前在1967年就实现了目标。

　　除实际收入翻一番的基本目标外，日本的计划还包括多个重要的特点，包括提高工资水平和减税，推动增强效率，提高粮食价格以帮助农业，这些都是中国实现自己目标时可借鉴之处。

　　强调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这包括提高居民生活水准，注重解决艰巨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平衡城乡地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

　　缩小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差距。与当时的日本一样，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大型国企享有多种优惠政策，从规模经济到更方便更便宜的信贷渠道，通过这些竞争优势使竞争对手边沿化。

　　强调基础设施升级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这与中国最近的行动相似，国家发改委和其他政府部门鼓励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通过投资技术和培训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竞争力。这是中国还有很大作为空间的一个领域。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仍然非常落后，劳动生产率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极低。

　　2)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第一次财富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的GDP占比

　　中国居民收入GDP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高的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为全球最高的之一，介于3-45%之间。税收是在第一次财富分配过程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个高效手段。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对居民造成严重的负担，税率相对较高，征税门槛相对较低，缺乏课税减免项目。

　　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增加居民收入并促进消费。

　　个人税率改革

　　个人所得税应当调低。这将直接减轻缴税负担并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税收分级也可以进行调整。更温和地调整税收分级，通过免除底层收入者的税务，降低中产阶级的负担，也可以释放更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应当推出或扩大课税减免项目。目前中国缺乏成熟的税前扣除体系，尤其是在个人层面。推出面向已婚夫妻、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折旧、自我教育等方面的扣除项目也将受到居民的欢迎，提高可支配收入。

　　可以考虑其他税种以平衡个人所得税改革而带来的税收减少。部分税收改革草案曾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但并未被实施。

　　社会保障税。目前中国没有社会保障税，但是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占城市收入的60%-300%。

　　遗产继承与赠予税。目前中国没有遗产继承与赠予税。这意味着对死者的财产没有再分配，这将激化社会不平等问题。

　　3)加强政府和社会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二次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税收改革一般很难推动，因此政府转移支付需要在第二次财富分配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缩小收入差距。2009年中国的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仅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远低于同年经合组织的22.1%和美国的19.4%平均水平。虽然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高是因为许多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水平高，但中国仍然低于土耳其、韩国和墨西哥等类似国家，2009年这些国家的转移支付比例分别为12.8%、9.4%和8.2%。2012年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略为下滑至21.7%，但仍然明显高于中国的转移支付水平。这意味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获得的政府转移支付水平更低，这对帮助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差距作用不大。

　　3.2.独生子女政策的重审与修订

　　中国在1980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来控制人口膨胀。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该政策起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印度在此方面就是一个较不成功的国家，人口问题造成了广泛的贫困和饥饿)，但也产生了即将发生的老龄化问题等等，并因被视为违反人权而招致了很多批评。早在独生子女政策首次推出时中国政府就宣布，如果高人口增长率可以减慢到合理水平30年后可能会修改该政策。

　　几个因素均支持，现在确实是时候修改该政策了。目前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位妇女的生育率为1.8，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不到1；联合国和学者估计，出生率仅为1.4-1.5左右。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约2.0的出生率对健康的世代演变而言较为恰当，也就是说，当出生率降至2.0的分割线以下时，为避免人口减少，应当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中国遵循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模式，那么由于工业化进程结束，并且由于城市化率、财富和教育水平上升，出生率将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在稳定人口方面作用不大，而且还可能对人口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还带来一些其它负面效应。

　　·劳动力总量将随着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减少。老龄化将削弱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即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工作年龄人口将减少，这是会令劳动力成本上升，降低中国在低成本行业中竞争力。

　　·“4-2-1”结构是低生育率的后果之一。由于来自多子女家庭的成年人只有一个小孩，就造成了所谓的“4-2-1”结构，每一代人都越来越少，却要赡养人数较多的老年亲属。这造成了很多个体的沉重负担。同时有更多的被供养人需要服务，并且随着平均寿命的增加被供养人平均会接受更长时间的福利，这将增加公共医疗和养老金系统的负担。

　　剧变不是中国改革的特点，而且突然变革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所以政府在短期内突然废止独生子女政策将不太可能。我们预期变化可能是渐进式的。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从以下各方面作出的改变。

　　·很可能选择试点地区，测试政策变化的影响。任何政策变化都不会在全国范围突然实施，而很可能是首先在特定地区施行。以前谈到了东北和浙江将可能是试点区域，会结合城乡地区衡量政策变化对这些区域的影响。

　　·逐渐放宽生育限制。虽然政府不太可能明确鼓励早生早育，但是放宽生育年龄的限制将是有可能的。

　　·逐渐放宽对生育两个小孩的年龄间隔期指导方针。目前要求有资格生育第二胎的家庭等待五年才能生育第二胎；可能会缩短会取消这一间隔期。

　　·逐步允许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可以有第二个小孩。目前只有在夫妻双方均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情况下，才允许生育第二个小孩。

　　·逐渐放开对农村居民的限制。目前农村居民如果第一个小孩是女性或者有残疾，允许生育第二胎。该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放开，无限制条件地允许生育第二胎。

　　·允许但不鼓励生第二胎，仍然保持对第三胎的限制。

　　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所谓的”双高“群体(高学历和高薪酬)将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而考虑到较高的生活压力以及抚育子女的成本也很高，不太富裕的家庭可能有些迟疑。根据对上海草根阶层的一份调查显示，约50%的家庭将考虑生育第二个孩子。总之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宽不仅可以增加人口，并且可以重新平衡人口结构，以避免陷入性别失衡或”4-2-1“结构的严重人口结构扭曲，人口扭曲意味着每一代人的增幅不断下降并要承担更多老年亲属的养老责任。

　　但是由于人口政策会具有长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修改政策时应非常小心谨慎。在任何可能的政策行动中，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渐进式的步骤，在政策制定中较为保守；政府不会像几十年以前那样鼓励生育更多的小孩，而仅是会放松对生育的限制。

　　4.环境问题引发多项改革

　　中国的环境很不幸地成为过去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受害者。虽然过去几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但近期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担忧才成为全球焦点，也引起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暴露在PM2.5颗粒物下可以导致心血管、脑血管与肺部疾病，并且有更高机率引发癌症，这令死亡率上升。

　　空气污染不是中国面临的唯一问题。水污染也已引起严重关切。工业事故、不负责任的废物处置流程及个人污染已导致河流、湖泊和海洋遭受严重的水污染。中国的食品安全也是未来几年主要的担忧之一。

　　过去几十年中国GDP快速增长的模式以自身的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这已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尽管增长率提升，但GDP增长质量(强调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解决环境问题无疑会耗资巨大，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将体现为GDP增长率下降。多个智库和大学院校(包括中国环境国际基金和DaleW.JorgensonAssociates)估计，中国清除污染的成本每年约为GDP的2-4%。虽然短期内这也许并不迫切，但中国注重长期增长质量最终会变得更加重要。从全局来看，保护环境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绝对至关重要，保护中国的环境将日益受到中国新领导人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挑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解决，但由于当前污染较为严重，需要尽可能加速这一过程。

　　随着环保意识不断增多，新一届政府将受压继续对改善环境采取行动。中国将继续着眼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包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将环境保护列为衡量地方政府表现的一部分将对环境问题的改善具有推动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1)投资环境治理。例如环境保护部承诺将投资3500亿元开展13369个项目以控制并降低PM2.5的排放。

　　2)继续鼓励发展清洁能源资源和节能产品。研究显示PM2.5的排放普遍存在于煤炭的燃烧，而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70%。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中国将逐步降低煤炭的依赖程度，并推进利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比如天然气、页岩气、风力、太阳能与核能。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更加清洁的能源消费与工业产品，从汽车到电子产品，来解决排放问题。一箭双雕的方法将是对节能电子产品与汽车实施补贴，这不仅推进消费也可以降低中国长期的碳排放。

　　3)征收资源税，环境税与烟酒税并鼓励可持续行为。这些改革中有些已经在推进，我们预计，此种改革的步伐将在未来几年加速。

　　·扩大资源税改革。中国目前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石、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矿石和盐征税。中国已经处于从传统的按量征税制度向资源税体系调整的过程之中，传统方式按照所获得的资源量征税，而按照价值系统征税的方式则是基于资源价值征税，这将更好地反映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建立动态(而非静态)税率。2012年12月，12个西部省份转向此种方法，对原油和天然气征税。这有望扩大到涵盖其他大宗商品，并向其他省份延伸。

　　·可能引入排放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碳税问题，但仍未实施。排放税将抑制污染，也会增加收入，但会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计划到2015年得到解决，但由于推进此项税收面临困难，其有可能会进一步推迟。我们认为，中国可能会通过碳交易市场进行排放税改革，这将鼓励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增加烟酒税，抑制不健康的行为，增加额外收入。中国现有的烟酒税，包括特别是烟草税仅为36%或56%，税率视品牌而定，该水平处于全球最低。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将烟酒提高到更为适当的水平将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公众健康生活。

　　结论

　　中国中短期依然光明，但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新领导人上台后，市场对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将会有一个适应过程，期间有可能会继续推进多项已经奠定稳固基础的改革，或者在已有改革基础上扩大规模，而非进行最困难的改革，除非出现使这种改革非常有必要的特殊情况。习近平主席所带领的新一届政府在未来几年有可能会开展的包括各种财政与税收改革、金融改革、人口和收入再分配改革及环境改革。多项改革已正在进行之中，或是已有坚实的改革步伐，或是已经在未来评估计划中。改革成功对提高长期竞争力、保持中国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胡一帆现任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胡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