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程度也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世代相传的中产阶级，其财富占了全部财富的1/4至1/3，如今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途径有二：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那么在最富的1%或10%人群中，他们的财富又是来自哪个途径呢？这是必须解答的关键问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越老越有钱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殊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中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8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期间，继承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数据又持续回升并在八十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该数值在20世纪有较大的上下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大致稳定，尤其是与随后的波动相比)，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间又上涨了三四倍(回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从公众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这种看法显然要超过认为资本主义宣告终结的观点。1950-1960年期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在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尽管有时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依然健在，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七零后”“八零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是否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遗产继承的重新崛起目前尚未完成，这场变迁才刚至中途(2000-2010年遗产继承额对国民收入比例水平处在五十年代低位和1900-1910年高位的中间)。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今生奋斗才决定财富”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或更精确而言，非人力资本的财富重要程度在下降，即那些可拥、可在市场上交换并可根据现行物权法完全转移给后代的财富)。当前没有强烈的逻辑理由来说明为何这种乐观看法一无是处。这也是贯穿全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包括加里·贝克的著述)，即便这种乐观看法并不能外化成公式。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土地资本变成和金融和工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基于某些技术原因，如今资本依然对生产起着核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也居于支配地位。在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和办公地以及支付原料以及各类服务开销，当然还有房租。毋庸置疑，人类技能和能力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在按相同比例增长。因此缺乏任何先验理由去认定，继承财富会逐渐消失。

第二个可以解释遗产继承自然终结的因素是寿命延长，因为随着寿命延长，死亡率得以降低，而等待继承所需的时间延长(减少了遗产规模)。暂时不考虑各年龄阶段的人口规模：尽管在各年龄序列的人口数量变化十分重要，但只要我们不认为地球人口从长期看不会无限膨胀或萎缩，那么这归根到底是过渡期现象。在此我要用相当长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假设人口各年龄序列的规模是稳定的。那么人均寿命延长将会对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产生多大影响？诚然，寿命越长，死亡率就会出现结构性下降。在法国，本世纪的人均寿命将达到80至85岁，承认死亡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的水平，这与19世纪人均寿命只有60多岁而死亡率高达2.2%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平均死亡年龄的延长也必然导致遗产继承者在继承遗产时平均年龄的上升。在19世纪，遗产继承者在接受遗产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但在本世纪，这一平均年龄将会是50岁左右。

那么如果说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法国所发生的情况就完全如此：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在1950-1960年后明显上升，这种缓慢发生的财富集中于年长者的情况充分解释为何近几十年来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再度凸显。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所有人都不死，那么全部的遗产继承就会消失，但假如只是某社会的平均死亡年龄较高，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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