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按劳分配会议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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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那是1977到1978，实际上是开了六次。有四次是在1977年。你要说按劳分配这件事情，从今天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是吧？多劳多得嘛，它在当时可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虽然这几个坏人被拿掉了，但是他们所弄的体制，那一套政策，都还继续地发生作用。特别是1977年的2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就是凡是过去毛主席提出的政策，都必须坚持。凡是他反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那么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东西都不能反对，都还要继续。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本来四人帮粉碎以后应该做出大的改变，中国的面貌才能够改变。可是又有两个凡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有志之士在按劳分配讨论会的问题上，主要是于光远同志和他的一些战友，像冯兰瑞啊等等，就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能够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能够从思想上有了突破，那么改革才有可能。

　　那么当时特别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最切身的，也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报酬。干好干坏一个样，干的人还不如不干的人，不干的人还不如捣蛋的人。这个种情况，经济怎么能够恢复？更不要说发展。”

　　现在看来，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按劳分配是经济学常识，很容易论证明白，获得共识和共鸣。当时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极为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工人或者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而且，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推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敬琏：“1977年的2月开的第一次小会，接着4月、6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不但是北京的经济学家，全国的经济学家闻风而动，都要求参加。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个民间的，而且什么都没有，印材料都是找人，吃的百家饭，这个帮帮忙，那个帮帮忙，但是震动非常的大。因为人同此心呐，于是从这里面就开始突破了“两个凡是”。当然完全突破那是到了1978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才完全突破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本身来说现在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是这是突破四人帮极左那一套的第一个号角，所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这里看起来，这一套东西不得人心，虽然被压抑住了，但是是人同此心。

　　到了1978年，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潮流。要求突破左的那一套。”

　　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吹响了号角。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

　　吴敬琏：“它是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均主义这一套，它守不住了，所以工资制度恢复了，而且有一些方面可以搞计件工资。同时就讨论了农村的分配问题。第四次是一次小会，这是1978年初。这个小会是讨论农村的问题，农村问题当然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来它的方向是承包，但是要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个是一定要改变，这个信念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至于说用什么方法改变，提出了好多不同的办法，小段包工、承包制，都提出来，所以问题就提出来，这个对于后来安徽，还有四川一些地方，贵州一些地方搞承包，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几种方式能够多少地体现多劳多得，但是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到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还是一个承包制，是一个比较好的，而且是农民比较喜欢的一种分配形式，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