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经济奇迹的精神塑造
文：许知远
这一天，他如常和公司主管开会。两天前，他从台北赶到新泽西，视察旗下的生产线和厂房。
他已经92岁了，自从15岁成为台南嘉义县的一名卖米的小工以来，77年来，他从未终止过工作，他的事业版图则从那个日据时代的小小米店，扩展到21世纪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
但似乎也没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也没什么能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这一天会议后，他回到办公桌，坚持喝完开会剩下的半杯咖啡，尽管它早已凉了。他把报告折成一半，放在桌上，对他的女儿王瑞华说‘好，我们走吧’。第二天早晨，他被送进新泽西一家医院，9点38分，他死于肺衰竭，人生走到终点。
2008年11月初，我来到台北时，王永庆的形象占据着电视画面和报纸、杂志。8日的早晨，他的追思会上聚集了台湾最重要与最著名的人物。他们表情凝重，像是在与一个时代告别。
那时的台湾，被各种爆炸性的新闻包围着。陈云林会长访台，陈水扁的弊案，《中国时报》的转手，金融海啸的来袭，“野草莓”的学生运动，它们激起种种相互矛盾、错乱的观点与情感。但王永庆的追思会，唤醒的却几乎是一致性的哀叹和敬佩。它似乎在帮助台湾人重温黄金岁月——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走过的。
但不管这些追忆是多么诚挚，一种可怕的欠缺也同样显著。台湾媒体称谓他是“最后的企业强人”、“一代伟人”，却鲜有关于的他的真实、深入和全面的记载。
出生于1916年的他，生命历程几乎贯穿了20世纪。见证了日本的败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从农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全球商业从制造业年代到电子年代。他的个人际遇和时代的转变彼此相扣，他的智慧与成功也突显了时代的特征。
但他的故事却经常被简化成一个童话——一文不名的学徒变成了亿万富翁；他的丰富个人历史，则只让人记住了他的趣闻轶事。
他的毛巾操、他每天清晨3点半起床、他的节俭、他让高阶主管胃痛的午餐追问；他的商业世界与政治、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则更少被探寻。至于他在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他内心曾经遭遇的不安、他的挫折、他的恐惧与忧虑，则更少被提及，更没有被分析。
那些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小心翼翼地去避免那些令他不悦的问题，因为他随时可能突然起身，结束采访。而他的下属、朋友，也没能去提供关于他的更多的信息和观察。
所以当人们试图去追思他，让他的精神与经验延续时，却经常没有具体材料可供学习。
他强调勤奋、刻苦，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教诲，它和年轻一代无关联；他的企业成功，不能构造成复杂的案例，变成了“追根溯源、追求合理化”的口号，普通人很难理解其真正涵义；由于没有对他更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讨，你很难知道支持他这么多年不懈前行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没有他的公司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你也不容易把握他的成功背后的社会动力��更重要的是，人们丢失了一个从重要人物身上学习历史的丰富性的机会，而对历史的贫乏理解，妨碍人们理解今天。
这或许是今日的华人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两年前，当霍英东去世时，人人都感慨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代表了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成长，但谁又都说不清他为什么具有这种代表性。包玉刚的逝世不到20年，但至今人们已很少了解这位传奇人物，他曾深深地卷入世界商业版图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这些经历的个人叙述，后人似乎也未整理这一切。
当时历史细节缺失时，记忆就变得空洞而短暂，一阵风过后，只留下似曾相识的片段。而后人更难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从他们的遭遇中获取力量。
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保持了沉默。这与中国老一代习惯的内敛性格相关，也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直言会影响庞大商业王国的未来。但如果人们仍期待华人能够建立起基业常青的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众人物的个人经验、思考的公开与共享，是重要的前提。否则，一代代人不得不总是重头开始。
这些中国海外移民的故事，只是更大的历史图景的一部分。他们被种种社会动荡所逼迫，远离家乡，依靠种族关系连接在一起，他们又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无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了蒸汽船，由步行变成了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了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加强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东南亚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而移民则主要来自于广东与福建。于是，美国人前往西部，俄国人前往西伯利亚，而中国人则到东南亚。
海外华人最初的生活境地 凄惨而悲剧，但他们的勤奋、智慧与节俭似乎从一开始就震惊了他们所移居之地，但不管多么富有，他们从未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他们似乎也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当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将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他们被称作“四小龙”。
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孕育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儒家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担心。
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到中国投资时，比不上相当于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
海外华人似乎在所有他们聚集生活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以猜测富人的财富到底几何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对真正家产秘而不宣。
在1990年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出版《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世界未对海外华人进行过任何像样的研究。那些由家族统治的庞大的华人商业王国，是深不可测的富裕与神秘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运转着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一些类似“儒家”、 “家族制”的概念化的、似是而非的名词主导着外人对他们的看法。
雷丁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继续。后者相信，是宗教传统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信念与伦理规范造就了现代的经济人。那么华人商业王国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社会动荡以及政治环境，致力于使他的读者明白：中国人在动荡不安之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心理习惯，他们如何在完全不确定的世界，通过家族关系来获得一定的确定性与安全感。
这种努力似乎仍不足够。比起浩如烟海的对“欧洲奇迹”的解释，对于华人商业精神的理解显得过分简单与教条。中国正在重新兴起，它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而且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也同样是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
理解海外华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行事方式，道德准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远比那些最富有人士的抽象的财产数字，重要得多。
理解华人经济奇迹的故事，则与此刻的中国密切相关。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外界充满惊叹与疑问。想一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尽管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缺乏建树，却几乎无一不在当地获得巨大的经济优势，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守护他们的财富。
提及这些例证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散居在中国之外的5000万华人，能够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创造出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网络，那么这10亿人口、并且拥有如此资源储备的情况，取得今天的所谓“中国奇迹”似乎也不应该赢得那么多大惊小怪，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做的还有更多。
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镀金时代”。这个过程不像是经济学家或外国记者理解的那样标签化，用“市场与计划之争”，来解释，都正确却不足够。我试图强调的是，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
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秩序一度让人们对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17世纪的荷兰人，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19世纪后半叶时的美国人，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不无溢美地谈论财富。
只不过，在这个狂热时期过后，一些新的挑战就该出现了。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
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在世界舞台，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全世界华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其物质财富相比，显然不成比例。金钱是我们对抗持续的社会动荡的手段，它不应该成为惟一的目的，在我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