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日、欧、美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奶粉抢购者，只不过在实践一个古老智慧：矫枉必须过正

　　商思林

　　2010年10月20日晚，我站在日本东京品川王子酒店的玻璃窗前，繁华夜景尽收眼底。

　　我决定第二天就去新宿--那里有日本密度最高的商场，遍地型男索女，还有各种漫画周边商店、女仆店，以及最有日本特色的歌舞伎町。我一定要去那里--买！奶！粉！

　　是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悲催故事。我完全不懂日语，却要一个人坐地铁，从品川站出发到新宿。这两个站都极其复杂，到新宿站后，我花了半小时才回到地面上。当时日本已对奶粉实行限购。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跑了3个商店才买到10桶奶粉。我路过了歌舞伎町，却没时间进去。当一个人拎着装奶粉的超大纸袋，坐地铁赶回酒店时，我觉得全车厢的人都在看我。

　　这就是一位中国奶爸“走私”奶粉的故事。我也反思过，是不是这群人太矫情、太挑剔？为什么一定要喝国外奶粉，国产奶粉差到这个程度了吗？

　　公允地讲，国内一线奶粉品牌的实质危险性微乎其微，比我小时候肯定好很多倍。让我做出买日本奶粉决定的是，在我去新宿的前一天，中国乳业再次爆发公关战，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被证实是来自竞争者的策划。随后，大家发现，主流乳企都不同程度地在媒体上黑过对手。

　　这些公司是中国乳品业规模游戏的受益者。但竞争--这个商业的无形之手，让它们互揭黑幕，最终染黑整个行业。既然大家无从判断谁说谎，那就干脆谁都不信任。

　　事实上，过去5年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频率远大于以往。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在没落，恰恰相反，当食品安全成为最引人注意的新闻类型时，媒体必然挖掘更多丑闻出来。这一切的基础，是大家开始真正在意这件事了。

　　聪明的企业应该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的年轻父母的主力构成是70后末和80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伴随改革开放长大。他们少时物质条件贫瘠，但为人父母时已有能力选择最好的，在孩子问题上，更是零容忍。

　　在中国，做食品一度与卖家电没有什么两样--谁价格更低，谁通路最深，谁更擅长制造概念，谁就能赢。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食品安全--本质是信任--成为排他性的竞争要素。当消费者开始补上食品安全这门课，企业就得为过去的野蛮生长买单。

　　味千拉面的一位副总裁跟我解释他的“委屈”时说，其实调剂骨汤比现熬骨汤更符合现代餐饮卫生标准，他们的食品卫生管控已经是行业里最好的。我的观点是，这没什么可委屈的，消费者就是这样，他们可以无限娇惯你，也会刻薄到无情无尽，错杀无数。

　　矫枉才能过正，这个观点来自杜邦台湾公司一位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1987年，杜邦计划在台湾鹿港设化工厂。最终这变成台湾首件环保抗争致投资计划终止事件，并促成了台湾同年成立“环保署”。自此后，开化工厂越来越难，但因为在环境问题上的“抗挑剔”能力，也成就了台湾很多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大陆现在跟那时的台湾很像。”他对我说。

　　所以，企业家也许该感谢那些一不怕难、二不怕苦、三不怕“以身试法”在全球买奶粉的爸爸妈妈们。他们用脚投票所产生的巨大商业杀伤性，才是食品业进步的关键。不久前，蒙牛把位于北京通州郊区工厂的行政总部搬到了CBD核心区，他们的新办公室装修得开放而时髦。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位高管告诉我的，蒙牛的大股东中粮集团给新任总裁孙伊萍设定了3年“无业绩增长”考核期，着力改善内控，重塑品牌。我相信，所有乳企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社会责任”，而是他们在利益上吃了大亏。

　　当孩子长大后，也许可以跟他说：老爸在日本买的奶粉，除了喂饱你，也间接、部分地让你的儿子拥有值得信任的中国奶粉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