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财智报道

　　尽管我们对2008年中国企业的艰难生存提前准备了足够的心态，但眼下成千上万不断倒闭的中小企业还是让人们惊呼。从广东到浙江，从福建到苏南，一些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如今门庭冷落，工人失业，税收减少，并迅速攀升为一个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将会导致企业家信心大面积减退，诸多资金外撤，众人期待的卓越企业建设由此将停滞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南都周刊编辑：王延礴　文：苏小和

　　尽管我们对2008年中国企业的艰难生存提前准备了足够的心态，但眼下成千上万不断倒闭的中小企业还是让人们惊呼。从广东到浙江，从福建到苏南，一些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如今门庭冷落，工人失业，税收减少，并迅速攀升为一个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将会导致企业家信心大面积减退，诸多资金外撤，众人期待的卓越企业建设由此将停滞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分析，意义并不大。有一个观点我想大家是一致赞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支撑。我们的问题由此提出：如果我们的企业永远处在国际产业链中最低端的部分，我们何以真正建设有价值的大好企业？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何以走出眼下令人抑郁的宿命？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经说过，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我能理解项兵的用意，他应该是在仔细研究了中国历史中的企业生态之后，才提出这样的判断的。事实上，我们的历史的确很难找到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淀，所谓的中国式企业发展，如果站在历史的层面上，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即使在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观察，比如企业的生存环境、社会的结构体系，我们也只能找到一些灰色的权谋之道。

　　1776年，亚当·斯密曾经写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500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斯密的议论虽然涉及的范畴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但在企业发展的层面，他的结论性意见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企业的理论支撑。斯密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国人目前的贫穷不是由于中国人懒惰，也不是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已经用尽，而在于制度的缺失。正是制度的缺失，才构成了致富的“最高限额”。那么，在分析中国企业时，我们可以模仿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中国企业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规模，不在于他们的资金，只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目字意义的制度。如果在未来一个时期以内，中国企业仍然处在非制度生存的状态，毫无疑问将抵达“最高限额”，然后开始坍塌。

　　有意思的是，大约100年后，清朝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为亚当·斯密的观点制造了证据。现在看来，当年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大地上出现过不少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出现过不少的民用工业企业。历史记载当时的政府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也为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依赖，曾经大举兴办企业，并有建设世界大企业的雄心。更有意思的是，除了朝廷主宰的国有企业之外，民用工业企业也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头，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及电报、纺织业等行业已经有大量的私人资本进入。当年的情况甚至与今天的企业局面有某种类似，具有开放意识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成为当时企业的两种主要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