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规避全球化之弊并用其利，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全球化这台空前的“推土机”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依据“A模式”所集聚的财力和知本，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更加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城市领导人更要避免盲从“A模式”发展城市的不归之路，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以此重构城镇化的新动力。当前，各级政府都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在社区层次上，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推行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适用技术；在城市(镇)层次上，实践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倡导生态城(镇)；在区域层次上，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最大程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最终促使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兴起。当前，要借助国际能源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理顺我国能源商品价格体系，出台燃油税等环保税种，并对节能绿色产品实行减免税政策。

　　第五，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是双刃之剑。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模式既要避免私人轿车和高架桥领先的“A模式”误区，又要防止陷入“B模式”的消极机动化。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弘扬我国传统的自行车出行的优势，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当前，应大力投资建设城市之间的高速客运铁路，以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率。

　　最后，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健康城镇化的巨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抛弃“A模式”主导下的“大截、大排、大调”的工程治理模式。积极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转变；从单项治理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转变；从简单对洪水截排向与洪水和谐相处转变；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向就地循环再利用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并存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将减排污染物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加大污水治理、中水回用的投资力度，迅速扭转水污染加剧和水生态恶化的局面。

　　总之，我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推动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对内实践科学的发展观，对外实现和平崛起。这就要求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走自己特色的“C模式”。这种“C模式”，就是要处理好城乡和区域的生态环保、宜居和谐与经济、社会对外竞争力这三者之间关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发展，必须既是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当代公平)，又是对环境负责的(代际公平)，同时又是具有竞争力的。只有这样，“C模式”才有自身的生命力。

　　(作者系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经济学、工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