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然而，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依赖于以工业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个人消费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明显偏低。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中国、其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下滑对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之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已经制定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占比的新目标。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能够推动GDP、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同时还将加强中国经济抵御海外风险的能力。

　　中国消费低于其财富水平

　　近来中国已经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从消费者支出的角度看，与现在的经济实力相比中国的消费水平过低，远远排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位于第五名。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今后15年中国消费将以年复合增长率8%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

　　但事实是，尽管经济规模庞大，但中国目前的消费远远不足，而且如果当前的趋势和政策保持不变，这种情况还将延续。2007年人均个人消费不到5600元人民币(按实际2000年人民币价值计算不到700美元)，不但远远低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普遍水平，也低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此外，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幅下滑。如果这一趋势不变，未来15年都不会出现大幅反弹，消费占GDP的比重只会略微增长，从目前的36%增至2025年的39%左右。这个比例在二十国集团(G20)之中排名倒数第二。只有沙特阿拉伯，因大量的石油产品净出口抢占了个人消费份额，导致消费占比低于中国。

　　中国消费占比偏低且持续下滑，加上投资和净出口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2008年投资和净出口两项共占GDP的近48%)，但这种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实际上这是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各经济体普遍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数据有限，但美国仍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点。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大致等同于美国19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大规模工业化之前，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很高。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消费占比曾出现大幅下滑(图1)。战后，美国的消费占比逐步上升到现在的水平。即便把中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目前消费占比甚至还远远低于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其他亚洲经济体也普遍经历过消费占比偏低且不断下滑的阶段，甚至有些亚洲邻国在工业化成熟的时期也曾出现过消费占比下降的情况，这与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消费占比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亚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阶段，这是因为在全球贸易快速增长和资本流入的大前提下，亚洲国家纷纷采取了积极的出口推进工业化(EPI)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但中国的消费占比还要低于亚洲其他国家。问题是这是否重要？毫无疑问，中国和亚洲整体都曾将现有的发展模式利用至极致，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90?2005年的15年中，中国实现约3.9亿人脱贫。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几乎翻番，从每年448美元增至833美元。从1990?2008年，人均实际GDP增长超过5倍，而1990?2005年非农GDP的比例从73%增至89%——另一个广泛用于衡量发展的指标。经济飞速发展也代表了亚洲发展的总体特点。1990年以来，亚洲(不包括日本)的人均实际GDP几乎增加两倍，创造了3亿多个新的就业机会——这都是在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模式下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高消费占比对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繁荣将带来乘数效应和巨大优势(图2)。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惊人的一大动力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研究估计，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至近十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政府的主要顾虑是如何确保为这些人提供同样增加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能否保持社会稳定取决于能否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

　　当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仅能提供这么多的新工作岗位，我们的研究表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将有助于更快速的就业增长。通过对中国以外的34个大型经济体样本的劳动力及投资数据的分析表明，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在单位投资上所创造的工作岗位高于工业。例如，我们发现2000?2007年，采矿业每多投资100万美元，平均仅能创造0.1个新工作岗位；而把相同的100万美元投资于零售、批发、餐饮和酒店业，则能创造2.4个新工作岗位。

　　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和最大的煤炭消耗国。根据麦肯锡研究院以前对提升中国能源效率可能性的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导致能耗高的主要因素。消费相关行业和服务业的资源使用效率均高于重工业。重新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工业转向服务和消费等“软性”行业，将对政府已经开展且值得褒奖的环境保护工作起到助推的作用，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可持续的发展。

　　令中国政策制定者们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滑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影响——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第一个五年里——这同时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抵御海外风险的能力较弱。2002?2007年，净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GDP复合年增长率提升了1.3个百分点。尽管在此期间，净出口平均仅占GDP的6.7%，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却为22%。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增长动力随着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的不断萎缩而受到严重影响，使得中国出口在2008年10月？2009年5月撰写本报告之时每月接连跌至新低。促进国内消费不仅能够保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且富有成效的增长，同时还将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像目前金融危机这样外部冲击的能力。

　　一方面，拉动消费可以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与投资或出口相比，消费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普遍更低。一项涉及70多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显示，投资的增长标准差是消费的近两倍。投资可以根据经济周期的需求而推迟，而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则倾向于更加平滑稳定的支出模式，因为至少一部分消费是对基本必需品的刚性支出，难以推迟。大体来说，投资拉动型经济更多出现在那些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受货币市场失衡冲击的影响将越大。

　　拉动国内消费将吸纳可能流入出口领域的富余产能，而家庭支出增加还可以推动进口的增加。两者加在一起将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因而，中国将减少外汇储备方面的需求。尽管单凭提升消费占比不足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但这种转变将影响国际上有关中国持有外国资产安全性以及人民币价值等金融问题讨论的基调，而所争议的这两个问题都是由于中国贸易的严重失衡所导致的。

　　中国为何消费不足？

　　我们很难界定中国消费占GDP的“理想”比例应该是多少——在这方面没有黄金准则。然而，我们发现以西欧国家的消费占比作为基准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西欧经济体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增长，并未出现美国经济中过度消费的现象。我们认为，中国的低消费状况是个体制性问题，并非来自中国固有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推崇的是投资，而不是收入和消费。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几个方面，包括贸易特点、产业结构和金融业的成熟度等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国的地位以及不断增加的全球出口需求都刺激了资本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发展。因此，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贸易顺差的增加，且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公司无需派发股息或无法投资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所以导致公司利润也随之积累。资本过剩和有限的投资选择降低了投资项目的资本回报率标准，进一步鼓励了投资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导致家庭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长总体水平而言，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大型劳动力市场拥有绝对的垄断权，但与非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相比，他们吸纳的劳动力较少。

　　最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国企改革使得国企利润大幅提升的同时，降低了国企提供社保服务的责任。由于各级政府只能部分填补所缺失的责任，因此家庭储蓄率也随着越来越高的医疗和养老费用的不确定性而升高。最终，我们发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国内金融体系现状、企业对再投资的偏好、家庭收入占比偏低、家庭储蓄率过高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

　　中国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且仍在不断攀升

　　中国平均家庭储蓄率高达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5%，这一比例高于包括亚洲邻国和西欧在内的很多国家，且近年来一直稳步上升。收入的上升在中国未对这一趋势带来任何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储蓄越多。我们的研究发现，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三：

　　1.中国相对有限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疗和养老——可能导致了预防性“过度”储蓄。

　　近年来，国民的医疗、养老、失业福利和其它基本社保服务成本不断增加，而国内的社保体系却未能同步增长，覆盖范围非常有限。由于各类费用的不确定性和自身支付能力有限，加上缺乏强大的社会和个人保险，国民不得不通过储蓄的形式自我保险。

　　过去，大多数人都在国企工作，国企直接为员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时被称为“铁饭碗”。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行业竞争力，免除了它们在这方面的社会责任，并转移到政府身上。虽然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责任是转移过去了，实现这些责任所用的资金和收入仍然保留在企业中。这相当于让政府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从而导致社保服务管理分散化。其结果是，不同地区的居民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异，也为这个目前拥有1亿多而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4亿流动人口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虽然人口流动性增加，但社会福利的流动性并没有跟上。根据中国的户籍制度，基本只有拥有所在地户口的居民才能获得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在户口地以外地区工作的居民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上述所有变化都导致社保服务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国民个人身上，甚至拥有一定社会保障的人也要储蓄，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些保障是否能起到作用。

　　2.中国消费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使储蓄率居高不下。

　　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反，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耳熟能详，包括缺乏量身定制的产品；商品价格高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地区缺乏现代化的零售商店，限制了产品渗透和消费支出。现代零售业态——例如品牌连锁店——在中国农村仅占消费的18%，而在城市中则为50%。然而，近70%的农村消费者表示更愿意在现代化的商店中进行购物，标志着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服务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在中国还有待发展，例如二手市场和电子商务。

　　3.中国消费者较少使用信贷。

　　中国的未偿消费信贷仅为GDP的3%，远低于其它大型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未偿消费信贷占GDP的12%，俄罗斯则为7%。

　　在很多消费领域，包括耐用消费品、住房和高等教育支出上都存在着消费信贷渗透率低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领域的消费都需要大额储蓄。但如果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借助贷款来获得资金，即可避免大额储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的房屋产权私有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储蓄的需求；少量使用抵押贷款加上大额的首付款导致消费者储蓄迅速增加。房屋抵押融资缺乏创新也抑制了消费，因为金融创新产品(如反向抵押房贷和房屋净值贷款)可以帮助消费者释放用于其积累的住房财富，使其转变为可用于目前或退休以后消费的资金。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西方国家繁荣的消费归功于这些创新——但也有争议说这些手段过度地刺激了消费——但这些都不是中国消费者习惯使用的消费融资手段。

　　同样，虽然中国政府设立了两套助学贷款体系，但是获得教育贷款仍然很难，而且最需要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常无法获得贷款。由于贷款违约率高，银行回收贷款手段有限，导致银行无法为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自由放贷。教育融资的缺失一方面构成人们储蓄的动机，另一方面成为发展高素质劳动力的瓶颈。

　　家庭收入占比正在下降

　　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但消费者在这块不断增长的大蛋糕中所占有的份额愈来愈小，这是因为家庭收入增长不及GDP的增长。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偏低。这一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72%的最高值下降到2007年的55%。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升高，这主要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增长所造成的。重工业的岗位增加速度低于其他行业，导致个人收入上涨缓慢。2000?2007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对较低，但不足以补偿中国更低的可支配收入。例如，为了购买等同于美国劳动者一小时工作收入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劳动者需要工作七个小时。

　　对于收入份额下降存在几种解释。首先，由于近年来数百万的农民工弃农进城务工，为持续增长的制造和建筑等行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这导致中国总体就业增长缓慢。其结果是2000?2006年，总就业率每年增长不到1%，而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为10.8%。由于工业中劳动力收入占比低于农业，导致家庭总收入增长仅为7.6%，远低于GDP增幅。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比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多，但事实依然是企业在总收入中所获得的比重不断增加。

　　第二，根据最近一项针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调整的研究，在2004年以前，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实际接近于2007年的54%，而不是官方数据的65%或更高。在2004年更改以前，国家统计局将自营业主的收入也算作劳动力收入，忽略了产生这些收入的成本，造成自营业主的家庭收入被夸大了。自调整以后，国家统计局对这部分人的收入进行更加准确的计算，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按照成本、而不是收入来计算。尽管这并不能说明这一份额为何低于其它国家，但解释了2004年中国家庭收入所占份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大幅减员和削减的社会福利费用，都导致了家庭收入占比下降。与其它企业的员工相比，国企员工获得了总收入中较高的份额。中国将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作为可支配收入计算，国企对于员工福利义务的减少，以及劳动力逐渐流向私营企业，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收入份额的下降。

　　最后，清华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当企业在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时，员工收入份额就会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尽管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开始弱化，但是它们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却在增加。这些企业的员工自然在工资和福利谈判方面的话语权降低，从而使得员工收入份额的下降。

　　另外，非工资收入和财富积累，包括股息和资本收益，在中国都非常有限。虽然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迅猛，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亚洲邻国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尚欠发达。银行业仍然是金融投资领域的主要渠道，尽管银行提供的实际储蓄利率非常低。诸如共同基金等更加复杂的投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远不如在发达的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家庭通常不是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总收入中仅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来自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另外，高昂的交易成本也影响了房屋等资产销售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尽管收入对于拉动消费会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财富效应也十分重要。当资产升值的时候，消费者对自己的购买能力更加自信，从而刺激消费。

　　中国的投资导向型、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抑制了消费

　　中国的投资导向型、工业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对出口的依赖在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抑制了消费。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国内市场需求强劲、出口市场发展迅猛，近几年中国的公司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利润，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因此，企业对国民储蓄累积增长的贡献大于经济中的任何部门。

　　在中国的金融环境中，公司债券市场不够发达，同时缺乏要求公司派发股息的有力政策，这导致公司留存了大部分利润。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渠道，公司需要做出的决定就非常简单：他们或者将留存收入存到低回报的银行账户，或者进行再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以获得更高额的回报。也就是说，企业在决定某个投资项目的时候，面临很低的投资回报率标准。

　　如果企业能够以支付股息的形式重新分配利润，这将对刺激消费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作为股东的消费者增加收入，同时还将提高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迫使他们做出更合理可行的决策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然而，目前的问题是企业继续投资于低效产能，而不是招聘更多员工、提高工资、或派发股息。此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民营化和改革进程为企业免除了为员工提供良好社会保障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产能、然后继续扩大出口来吸收这些产能、公司收入占经济的比重继续增多，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

　　一些其它的结构性因素也促进并加强了中国的投资密集型产业结构。全球对中国相对低成本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和大量资本流入，从而形成了有利于中国制造商的低利率环境。

　　由于金融市场缺乏效率和深度，使得国内大量可用资本都集中在四大国有银行。在这些国有银行成立之初，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支持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虽然中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开展了改革，但银行一直保持倾向于向大型传统工业企业提供借贷。虽然中小型企业构成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但由于中国金融部门一直采取倾向工业部门的政策，导致它们所能获得的信贷非常少。这种政策失衡不断鼓励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而此类行业所产生的收入和就业增长远不及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因此推高了非消费部分占GDP的比重。

　　简而言之，企业部门占据了全国的收入和储蓄的主要部分。2000?2007年，企业占全国储蓄增长部分的47%，家庭约占30%，政府约占24%。巨额的企业储蓄和有限的金融投资渠道都导致了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标准降低，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投资导向型的产业结构。

　　刺激消费：推行三大政策“组合拳”

　　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消费不足背后的原因涉及广泛，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而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近几年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只有采取综合全面的方法才能成功地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有些政策是短期的，而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政策能够“立竿见影”，而有些将需要复杂和结构性的转变。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现有的宏观经济趋势下，未来15年消费所占份额仅会有小幅增长。但通过一些政策的实施(其中有些政策中国已经开始实施，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可以在2025年之前将个人消费提高15.3万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法国全国的GDP还要略高一些。这些措施可以在2025年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5%？50%之间，同时与基准预测相比，年GDP还会增加8%？15%。

　　中国可以直接刺激消费

　　这组政策包含一系列相对短期的举措，重点是建立更加完善的“消费基础设施”，使中国消费者能够更轻松地购买到比现在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有些改变需要消费者减少对可支配收入的储蓄，还有些是通过使用消费信贷让消费者提前消费。中国可以考虑的两大政策方向包括：

　　1.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

　　这方面的行动可以在2015年之前将消费占比提高1.3个百分点，并在2025年之前一直保持这一水平。目前，中国较大、较富裕的城市与小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可用的零售商品和消费者体验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具体行动可以包括支持现代化零售业态、渠道和分销网络的发展(如二手车市场和汽车租赁市场，以及许多品类的网上销售)，并鼓励消费品行业国内外企业的持续发展。

　　2.提高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并提高消费者认可程度。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当前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使用度都比较低，即便与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亚洲其它国家相比也是如此。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并鼓励更多消费者负责任地使用消费信贷，作为满足住房、教育和其他消费需求的一种融资手段。这将有助于消费者以未来的收入作为保证进行借贷，提前消费购买大额物品，提高目前的生活质量。如果这些政策实施得当，可将消费占比提升1.5?3.4个百分点，并最终帮助中国家庭在未来创造更多财富。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政策加在一起到2025年有望将中国的消费占比增加2.8?4.7个百分点。到2025年，GDP将比基准预测高出4.2?7.2万亿人民币，或5.4?9.2个百分点。总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将成为这一GDP增长的主要部分，消费支出将比基准预测高出4.1?7万亿人民币，或约13.5?23.1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2800?4900元人民币。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拉动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障的支出

　　自改革之初，中国在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等社会服务的收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影响到了国民福利的质与量。改善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人们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在医疗和养老保障上的整体支出，从而增加国民的选择性开支。在很多方面来说，改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消费。中国当前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各种不公平现象，而提供更全面的社会福利可以缓解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更高质量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将在长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改善中国的发展前景。

　　尽管上述政策意义重大，且上述领域经常被认为是导致低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发现政府为了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和改善质量所增加的投资，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个人消费在GDP所占比例的提高。尽管到2025年，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增加个人和政府在医疗卫生和其他方面的开支高达每年4?11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国的消费占比仅能增加0.2?1.1个百分点。相对于基准预测值，个人消费将增加4800亿元？1.9万亿元人民币，或提高1.6?6.3个百分点，由此推动人均消费增加300?1300元人民币。

　　总体而言，上述举措将使总体GDP高于基准预测值9000亿元？2.4万亿元人民币，或高于2025年基准预测值约1.6?3.4%。

　　开展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加

　　该组政策包含一系列广泛的举措，对金融系统、产业政策、国际贸易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其他很多方面均产生影响。本报告所提到的三组政策中，该组政策需要最大幅度的结构性变革，而且我们认为，即便政策发生很大转变，其对消费占比和宏观经济结构的总体影响也只能到2025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即使只到2025年，假如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大幅向服务业转型，并辅之以金融改革以加快非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占比将会提高3.5?6.0个百分点。

　　向服务业转型。中国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将投资转向效率更高的劳动密集而非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将在就业、经济增长和消费方面实现乘数效应。假如在2010年后政府能够实现服务业每5年增长3个百分点的目标，即2005年出台的第11个五年计划所阐明的目标，那么到202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将达到49%。这一小幅度的变化可以推动家庭平均收入到2025年比基准预测增加9%？10%，这是因为服务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创造就业，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工资增长。然而，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却只能增加2.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也将带来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占比的增加。假如中国能够开展更为积极的变革(像一些评论家所设想的，达到目前韩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约55%)，工资收入的增加将高达20%，相应的消费占比可最多提高4.8个百分点。这样的转变需要在人力资源和技术上投入巨资，以提高生产率，并吸纳1亿多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

　　提高投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的投资性收入偏低，仅占家庭总收入的不到2%，并且这部分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没有增加。中国目前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仅为0.5%，而韩国为1.8%，美国为3.1%。尽管从长期来看，提高家庭资产收益率需要对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大规模变革，但实际上只要为中国高储蓄的家庭提供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共同基金、固定收益产品、年金、现金股利等，就可能取得较大的成效。到2025年，投资性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就大约增加0.3?0.4个百分点。例如，投资性收入占平均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1.7%增加至3.4%，则个人消费占比可增加0.7个百分点。将投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增至5.1%，则个人消费占比可增加1.2个百分点。

　　鉴于中国的目标是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并促进收入的增长，以下三方面政策的发展前景尤为乐观：

　　1.鼓励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股息派发制度并鼓励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使家庭更多地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实现非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两项并举还可鼓励企业制定更合理的投资决策，允许家庭分享企业所创造的利润，获得分红并提高家庭资产的长期回报率。此举有助于资本再分配向个人和服务业的倾斜。中国已积极开展金融体制改革，但目前改革进程尚未完全按计划进行。中国应考虑进一步扩大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作为提高个人消费占比的目标之一。

　　2.积极开展产业整合，提高效率。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的空间很大，尤其是像钢铁和水泥等较成熟的行业，通过整合可提升生产力。效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目前像水、煤炭、土地以及资本等稀缺资源都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工业企业的。政府应缩减为促进这些行业增长所进行的直接和间接补贴——比如调整关税、或鼓励制定更具商业可操作性的信贷决策，都将有助于提高投资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政府还可以对资源的使用建立征税体系，使得企业的成本体系和资金分配机制能够在考虑中国能耗成本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定价。

　　3.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小企业的成功发展。目前，中小企业面临一系列市场准入的壁垒及发展阻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一样)。如要提升中小型服务企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就必须改革工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提供更多支持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更加方便的信贷服务。

　　上述政策可使个人消费开支比基准预测高出3.4?6.3万亿人民币，即增加10?20%。随着家庭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实际的好处，家庭平均收入增加10?20%，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将增加8000?15000元人民币。和基准预测相比GDP将增加1.4?2.3万亿人民币，即增加1.8?2.9%，同时私人消费的增加会导致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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