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起伏录

　　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美关系迷失于冷战后国际秩序。经过十年的怀疑、试探与摩擦，中美外交从政治议题挂帅的“人权外交”，奠定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伙伴关系

　　如果把复杂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简单化，两面性也许是最好的诠释之辞。前后两任驻美大使李道豫和周文重，分别将美国对华政策形容为接触和遏制、合作与对抗。周文重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断在两边摇摆，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这在中美以制裁的低潮开场，WTO谈判成功高点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尤为明显。此十年间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是经贸关系、社会交流的飞速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双边政治上互不信任、战略上敌意增加。正是经济利益和合作锚定着中美关系这艘摇摆不定的巨轮。

　　1999年，在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入世协议后，克林顿政府集结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向国会和美国民众兜售“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大量的民主党议员，甚至全部的民主党议员分别接受克林顿总统的邀请，晚上在白宫的私人区域内夜谈，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总统通常住在白宫的二楼或者更高的楼层，能被邀请上楼，是很大的荣誉。”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幕僚李侃如至今仍清晰记得夜谈的细节。

　　这样的全力以赴很难与1993年初入白宫的克林顿联系起来。1993年时，他打破了前任老布什总统力保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惯例，将其存废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起钩来，将中美拖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但即使在双方关系最为紧张的日子里，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双方对关系破裂成本的担忧在最低程度上维持了两国的接触。经过十年的怀疑、试探、矛盾与摩擦，中美外交终于从政治议题挂帅的“人权外交”，奠定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伙伴关系。

　　开局不明

　　在中美关系前期，“联合抗苏”一直是最优先的课题，其他领域里的分歧都可以在此战略利益下相互协商，但苏联的解体让两极世界失去平衡——中美关系的架构和定位消失。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表示，“共同的对手消失了，两国领导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必然走向前台。”

　　旧秩序消失，新格局未明，中美关系不得不在新的地缘政治版图上重新上路。

　　1993年到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对《财经》记者回忆，1989年前后，“中国无用论”在美国不乏支持者，即随着“联华抗苏”这一共同利益消失，中国对美国不再重要；另一种“中国崩溃论”更为极端，认为中国将步苏联后尘，分崩离析。

　　除了国际形势，北京1989年的政治风波更加助推了美国看待中国的负面情绪。

　　强调意识形态差异的国会议员们要求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他们忽略了中美两国在分歧之下隐藏的一致方向：发展各自国内经济的强烈愿望。

　　冷战结束在即，白宫开始筹谋从长久以来的国际紧张格局中脱身，将目光投向国内经济。白宫并不准备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89年6月就公开表示：“在商业方面，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恰恰认为，正是商业上的接触会导致更多对自由的诉求。”于是在北京发生政治动乱后不久，老布什以“一个真正的老朋友”身份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没有副本的私人信件，肯定邓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也正期望把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的年景补上，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合作。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强调：“经济不能滑坡。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李道豫对《财经》记者确认，当时邓小平一再交代，中国领导人访美是恢复中美关系的必要步骤之一。

　　中美紧密的经贸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雏形初现。美国跨国公司从1986年开始大规模地重返中国。90年代初，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汽车公司(GM)、宝洁、可口可乐、波音等美国全球500强企业已进入中国市场。而在美国本土，对中国的出口和商贸往来创造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据原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数据显示，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金额在80年代期间翻了3倍。

　　然而，政治风波却突然把北京的大门关闭。钱其琛回忆，“在我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期，中国急于摆脱被外界孤立的形象，与美国的接触也就具有了更多象征意义。

　　正值此时海湾战争爆发。在安理会就“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实施”的决议进行投票时，美国对华大多数制裁措施虽然仍在继续，但中国根据其原则立场和该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投了弃权票，当时在多数成员国支持下决议获得通过。于1994年至1997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亚洲事务主任的Robert L. Suettinger在著作中透露，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1990年11月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以布什总统会见时任外长钱其琛为条件来换取中国的支持。

　　最惠国待遇之争

　　府院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矛盾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对共和党连续三届入主白宫不满，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并要求对华进一步制裁，布什则决心阻止将制裁措施法律化。施压效果有限，国会迅速转向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且将此作为对白宫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必须通过国会年审，一旦待遇取消，中国对美出口平均关税将从8.4%提高到47.5%。

　　1989年后，几乎每年春天整个华盛顿都陷入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激烈争辩中。布什在任的最后两年，动用总统否决权保住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1993年克林顿上任后，这道最后的安全屏障似乎消失了。

　　克林顿首任期内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Winston Lord)对《财经》记者表示，克林顿上台后强调首要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将外交目标定位为改善冷战后的全球人权状况、进入全球市场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1993年5月，洛德出任助理国务卿后首次访问北京，告诉中国如果想避免最惠国待遇中止，就有必要在人权等问题上有“重大进展”。洛德无功而返。

　　克林顿随后在提出“中国人权状况必须取得重大进展”的附加条件下，同意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12个月，并表示如果明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无全面进展，将取消最惠国待遇。“挂钩”一出，克林顿前期人权外交已然成为旗帜。

　　在“挂钩”政策后，中美之间又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事件，如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和美国怀疑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零件的“银河号”事件，两国间关系一时陷入谷底。

　　虽然紧张气氛笼罩着北京和华盛顿，但中国并不希望最惠国待遇成为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经贸关系。

　　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而言，中国还只是一个潜力市场，中国仅仅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还不及排在第四位的中国台湾；但反观中国，当时美国已是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对美出口已占中国全部出口额的25%以上。“当时中国的市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前景是最好的，但还没有成为美国当时出口的最主要市场。”李道豫称。

　　1991年，时任总理李鹏指示“围绕最惠国待遇的斗争应成为我国今年外交工作重点之一”。随后几年为延长最惠国待遇，中国政府和企业每年有三个月到半年在美奔波。

　　1993年4月，前外经贸部和国家计委组织了建国以后最大的中国采购团前往美国高调采购。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作为组织者之一参与了这次采购行程，他向《财经》记者回忆，“一行七八十人跑了华盛顿、底特律、西雅图等好几个城市，与波音、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达成了合作意向，买了20架飞机和1万辆汽车，成交金额达20亿美元。”

　　此次行程政治意味浓重，参与的企业全是大型国企，采购合同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中方希望借此向美释放善意信号。

　　虽然在经贸上高调示好，但在直接相关的人权问题上，中国仍然鲜有让步。1994年3月，在距克林顿作出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还有两个多月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访华，中国总体上仍以严词拒绝美国的要求，时任驻华大使芮效俭将克里斯托弗的访问称为“没有宴会、没有干杯，甚至没有寒暄和友好的客套，连握手也仅仅是敷衍”。

　　错误估计

　　“Clock is clicking”(“钟正在滴答响”意指时间紧迫)。这是李道豫与克里斯托弗见面时收到的警告。然而在经过与当时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还有一些议员的接触，李道豫判断克林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这个错误的估计就是他们以为中国非常需要美国的市场。这是事实，但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的热衷实际上超过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需要。”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美国工商界掀起又一轮对华投资热潮。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丧失将意味着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返销回美国也同样面临着高额关税，因此在1993年至1994年间，美国跨国公司和工商业组织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说运动，美国800家公司联名致信克林顿，要求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

　　在政府内部、经济部门(如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等)和国务院产生了巨大分歧，国务院充斥着在全球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气氛。

　　此外，各国积极开拓中国市场的举动也给美国工商界带来压力。1993年，德法首脑相继访问中国，签订高额经济合作合约。李鹏告诉来访的法国商人，中国计划在2000年前进口1万亿元货物，法国或可获取其中部分合约。洛德现在回忆道，“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付出了我们的代价，但其他国家却忙着从中国获取合约。”

　　工商界、国会中间派和政府经济部门三方组成的“脱钩”政治联盟的游说，改变了美国国内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虽然中国并没有在美国列出的人权相关领域取得明显进展”，但仍无条件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他紧接着说，我相信挂钩政策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时候寻求一种新路线来达到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我们需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一个更大、更有效的框架中。

　　在第一任期内余下的时间里，克林顿降低了对抗策略的论调，转而强调“建设性接触”。其第二任期内幕僚李侃如对《财经》记者表示，经过最惠国待遇之争，克林顿更了解中国领导人的作风，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对华战略远景。

　　克林顿的“脱钩”政策本应是中美关系的逆转，但事实情况是两国的僵局经过了两年才有所破局。1994年前后，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备受国内指责：朝鲜在1994年初威胁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日因贸易逆差问题产生争端。压力之下，白宫和国务院都不想主管对华政策，觉得对华政策既复杂又危险，还耗费时间。结果，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决定自己的政策，使美国对华政策一度处于暧昧状态。

　　李登辉访美这一突发事件，印证了克林顿政府没有一贯明确对华政策的危险：从1994年起，李登辉发起了“度假外交”，国务院虽然起初坚决拒绝，但国会不断加压要求给李登辉发放签证，1995年，李登辉最终踏上了美国国土并发表政治性演说。

　　为表抗议，中国召李道豫奉命回国述职，芮效俭也刚好任满离开中国。在1995年的夏天，有三个月在中美两国没有对方国家的大使，这是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所没有过的。钱其琛形容，中美关系此时处在“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随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演和美国航母舰队驶近台湾附近水域，双方矛盾升级。

　　经历此次台海危机的李道豫表示，此后美国虽然依然保持遏制和接触双面政策，但朝野倾向于要和中国“认真地接触”。两国元首互访随之而来。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在传记里回忆，“当江泽民回到下榻处后，我躺在床上休息，心里想着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伙伴而不是敌手。”次年克林顿回访中国，双方建立磋商机制，结束了政治上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友好也达到了高峰，仅1997年一年就有112名议员访华，且大多都受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李道豫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空前飞速增长使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很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这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持久的时期之一。到了世纪末，美中贸易额已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6倍。

　　新焦点

　　20世纪末，双边关系焦点落在中国加入WTO的协议谈判上。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告诉《财经》记者，对美国来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石，而中美WTO协议则是经贸关系的基石，同时克林顿当时认为更为强大的经济会促使民众做选择，将提高民众的期望，希望他们的想法得到倾听——这是全球的模式。

　　在中国方面，原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认识到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另一个更为直接的驱动力是希望打破美国每年一次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压力。“要克服美国国会给中美贸易带来的绊脚石只有一条路，就是加入WTO。”原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周世俭对《财经》记者表示。

　　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成功前夕。当年2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外经贸部、外交部和国家计委提出中方世贸谈判的“十六字方针”：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两个月后，朱基在知道不一定能签订最后协议的情况下，坚持访美。克林顿由于担心协议无法在国会通过错过了签约机会。不久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谈判暂告中断。

　　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同，这次中美关系并没有长期停滞不前，仅在半年之后，中美双方签署了双边入世协议。

　　就这次中美之间迅速回暖，巴尔舍夫斯基和中方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时回忆，如果丢掉了1999年11月达成协议的机会，也许中国现在都没有入世，也许会推迟五年、十年。龙永图表示：“2000年，美国开始大选，美国大选年时，不仅不可能集中到中国入世的问题上，还会把中国作为攻击的目标。”

　　入世双边协议签订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提案在美国国会通过。

　　巴尔舍夫斯基告诉《财经》记者，对克林顿来说，阻力在于本党的支持集团劳工和人权组织。克林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作战室”(War Room)，致力游说国会通过“干净的表决”。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美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18年中两国贸易年增长18%以上。在这种涨势中，美国对华利益集团出现了相对分明的两条线：注重人权、核不扩散的国会议员，以及看重中国巨大商业利益的商界。

　　对于商界来说，虽然知识产权已经引起一些关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美曾因知识产权问题发生过三次激烈纠纷，但每一次都在要进入到贸易战之前悬崖勒马，达成双边合作协议。

　　“事情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何伟文作为商务参赞与各地方议员和州政府打交道时，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游说各方支持中国。每次国会换届之后是这些中国驻美官员最忙的时候。作为商务部门在美国的代表，何伟文会去拜访新上任的议员，看看他的选区内是否有可以和中国合作的项目。“哪怕只是创造少量职位，对地区议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慢慢明白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对美国只有现实利益，而不是媒体报道的那些无根据的威胁。”

　　当20世纪走向尾声时，中美关系最终定格在美国通过对华PNTR议案的高点。在联合国[微博]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希望两国实现真正的合作，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

　　21世纪开局的“9·11”事件，验证了中美在全球性议题上有更大的合作空间。李道豫也认同这是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意义，“中美合作不一定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肯定都解决不了。”

　　【作者：《财经》记者 华璐 发自北京 特派记者 丘昭琪 发自纽约 特派记者 徐安 发自芝加哥 】